查字典图书网
查字典图书网
改革以前的农民状况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贫穷，饥饿，没有人身自由。 贫穷到什么程度？1978年前后，新华社国内部农村组派出几位记者对中国西部农村情况作了调查。1979年全年的农民人均收入，最高是山西吕梁地区，为70元；陇东庆阳第二，为64.86元；延安地区第三，为57.2元；榆林地区第四，为52元；甘肃平凉地区第五，为47.6元；固原和定西最低，同为36.8元[3]。据农业部人民公社管理局的统计，1978年，全国农民每人年平均从集体分配到的收入仅有74.67元，其中两亿农民的年平均收入低于50元。有1.12亿人每天能挣到一角一分钱，1.9亿人每天能挣一角三分钱，有2.7亿人每天能挣一角四分钱。相当多的农民辛辛苦苦干一年不仅挣不到钱，还倒欠生产队的钱。还有一个令人震惊的数字：1978年，全国有三分之二的农民生活水平不如50年代，有三分之一农民的生活水平不如30年代。 大多数农民家庭可以说是家徒四壁，一贫如洗。农民穿的是破衣烂衫，和叫花子差不多。1978年新华社记者沈祖润等到安徽省定远、凤阳、嘉山去采访，看到的情况使他们心酸。凤阳县前五生产队，10户人家有4户没有大门，3户没有桌子，68人中有40多人没有棉裤。当过抗美援朝志愿军的史成德，7个孩子，10口人，只有3只缺口碗。正如当时一段凤阳花鼓词唱的：“泥巴房，泥巴床，泥巴囤里没有粮；一日三餐喝稀汤，正月出门去逃荒。”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实行了依靠农业的积累加速实现工业化的方针。发展工业是需要巨额资金的，这笔资金从哪里来？靠农业。工业部门的职工是要吃饭的，粮食从哪里来？靠农业。发展日用工业品的原料从哪里来？靠农业。“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说穿了，就是让农民承受着上述各项沉重的负担。农业积累工业建设的资金，其主要方式就是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 什么叫“剪刀差”？就是农产品和工业品进行交换时，农产品的价格低于它的价值，工业品的价格高于它的价值。通过交换，农民的一部分劳动成果无偿地转向了工业。 “剪刀差”实际上是一种“暗税”。农民向国家除了缴“明税”，即公粮，在售农产品的同时，还上交了“暗税”。1953年实行粮食统购统销以后，农民生产的粮食一律按国家定价卖给国家。也就是说，从1953年以后，农民一直承受着“剪刀差”的剥夺。1976年，种植业的“明税”和“暗税”加在一起，税率超过了20%。而1952年，种植业的税率只有7%。 国家通过工农业产品“剪刀差”到底从农村拿走了多少财富，专家们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计算，其中最高估计是7000亿元（牛若峰，1992），最低估计是4481亿元（徐从才、沈太基，1993）。 “剪刀差”的剥夺，生产效率的低下，使每个人民公社平均仅剩下2715.9万元的财产（若扣除地产仅有534万元）；每个生产大队的集体积累平均不到1万元；每个农户平均拥有财产不超过550元[4]。 农民是种粮食的，但中国农民总是食不果腹。自从1953年实行粮食统购统销以后，中国农民一直半饥半饱。1958年到1962年，中国因饥饿而死的几千万人几乎全是农民。 1978年，全国农民年平均口粮124公斤毛粮。我的家乡湖北省东部的粮食产区，每年可以种两季水稻和一季麦子。但在当时，每年一过春节就要闹粮荒。春耕大忙季节农民也只能喝很稀很稀的粥，农民用“一吹三层浪，一喝九条沟”来形容这种粥稀的程度。壮年劳动力一年的口粮不到200公斤稻谷，这些稻谷只能出150多公斤大米，平均一天只有8市两。这几乎是繁重体力劳动者全部热量的来源，而食油和猪肉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奢侈品。妇女和儿童一年只有100多公斤稻谷。儿童的食量不比成年人少，“半大小子，吃死老子”。如果全家人平均每人每天有半斤（250克）大米，农民就要对政府感恩戴德了。农忙过后，农家一般每天只吃两餐饭，晚上只好早早地饿着肚子上床睡觉。 僵死的管理制度是农民挨饿的原因之一。每一个生产队种什么作物都要得到上级批准。上级不了解情况，常常是瞎指挥，使农民的汗白流。农民每天干什么、在哪块土地上干，都必须由生产队长安排，每天早上都集合在村头大树下等着队长派工。在分配上又是吃“大锅饭”，劳动效果和个人收益没有关系。所以，农业生产效率低下，粮食产量很低。效率低下的集体劳动不能养活他们，又不让他们寻找别的活路。除了参加集体劳动以外，他们不能自主劳动来寻找食物和增加收入。 改革以前靠三种手段把农民牢牢地锁定在土地上：一靠农村组织，二靠经济政策，三靠户籍制度。农村组织就是“集体化”，从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到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再到人民公社。每一个农民都在一个严密的组织中劳动、生活。经济政策主要是统购统销。农产品统统由国家收走，每个公民的一切生活资料都凭票证供应。没有粮票、油票、布票、肉票、蛋票、烟票……人们就没法活下去。而这些票证是按行政管辖地区分配给辖区内公民的，离开了自己所属的行政管辖地区，就得不到这些票证。户籍制度使人口不能流动。这三个方面结合起来构筑了一个牢笼，把农民死死地圈在家乡，也构筑了一堵“高墙”，把农民挡在城市大门之外。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有着天壤之别。有城市户口的人吃“商品粮”，所谓“商品粮”是国家定量供应给城镇居民和其他非从事粮食生产的居民的口粮。“商品粮”的价格是低于其价值的，其中不仅有“剪刀差”，还包含着财政补贴。吃“商品粮”是一种身份，他们处于城乡差别的有利一方，还可以享受到医疗、养老等福利。“农转非”是农民梦寐以求的愿望，“跳农门”是农村青年的出路。那时“跳农门”只有两条极为狭窄的通道：上大学，参军提干（当普通战士还得复员回家）。 改革以前，每个农民都在集体规定的框架内活动，他们的行为都有严格的规范加以控制。农民不仅衣、食、住、行受到控制，劳动和业余生活也都受到控制。组织控制着农民赖以生存的一切：住的户口，吃的粮票，穿的布票，出门的证明信。改革以前，绝大多数中国农民的终生活动半径不到100公里。那时农民除了从政府那里得到政府需要他们得到的信息以外，对外部世界知之甚少。除了要求吃饱穿暖以外，没有更多的要求。加上“以阶级斗争为纲”，不断的政治运动，农民不敢有任何“越轨”行为。 改革前的中国农村是一个同质均等的社会。就一个一个的地区而言，是同质同构的“相似体”：公社——大队——小队——农民。广东省的一个公社和山西省的一个公社，虽然相隔千里，但其组织结构和生产方式都是相似的。在这两个公社里任选两个农民，他们的生活方式差别不大。 改革以前的农村也是划分阶级的：地主、富农、上中农、中农、下中农、贫农、雇农。但是，这种阶级实际是1949年以前的阶级，土地改革以后，作为这种阶级的经济基础已经被消灭了，而将每个人在新中国成立以前的阶级状况以一种政治身份固定下来，用来判断他们对新政权的政治态度，并根据这种判断来回报对他们的待遇。改革以前，不管是什么阶级成分，都在饥饿贫困中挣扎。但是，贫下中农的政治地位比较高，地主、富农处于被专政的地位，“只准老老实实，不准乱说乱动”。一到政治运动，就把他们拉出来做“活靶子”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