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字典图书网
查字典图书网
从19世纪到20世纪，研究社会分层的学者很多，但其分层的标准各不相同。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两位德国人的理论：卡尔·马克思的“阶级论”和麦克斯·韦伯的“三重标准论”。他们两人都强调财产关系在阶层划分中的重要性，但马克思却从生产过程中分析工人和资本家的关系，韦伯强调的是市场关系。除了阶级论和三重标准论以外，还有“功能论”“冲突论”和“交换论”。在当今社会分层研究领域中占主导地位的是麦克斯·韦伯的“三重标准论”。 马克思的分层理论 马克思关于阶级的理论广为人知的是《共产党宣言》中的这样一段话： 但是，我们的时代，资产阶级时代却有一个特点：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4] 马克思关于阶级的理论渗透在他的所有著作之中。他没有系统地、完整地专门论述过阶级。他原计划在《资本论》第三卷第52章中专门论述。可惜的是，这一章没有写完，只有一页多一点[5]，但是，这没有写完的一章和他原来坚持的社会分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两分法不一致，认为“雇佣工人、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形成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础上的现代社会的三大阶级”。对于社会不平等的原因，马克思不是仅停留在从富有程度上来划分，他在《神圣家族》中写道：“有人从钱包的角度考虑阶级的划分。而钱包的鼓瘪纯粹是一种数量上的差异，人们总能挑起同一阶级中两个人互相对立。”他认为不平等原因在于生产资料所有制，即生产资料的占有者通过剩余价值来占有工人的劳动。马克思认为，社会资源分配的不平等程度（即各种类型的剥削制度）取决于两个主要变量：社会生产力水平和社会生产资料的集中程度。只有在生产力水平较高的情况下，才会导致深度的不平等。“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6]。这里说的“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是指生产力有一定的发展而又未高度发展。在社会生产力水平很低的情况下，一个人的劳动仅能维持自己最低的需要，没有剩余产品，人人都得从事生产劳动，在生产过程中是平等的。生产力水平提高以后，出现了剩余产品。生产力没有高度发展，社会的总产品还不能充分满足全体成员的需要，社会剩余产品还只能满足少数人的较高需求时，就有了占有剩余产品的欲望，就出现了私有制。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才出现阶级。而生产水平大大提高，物质极大丰富以后，对财富的占有欲也消失，这为消灭阶级提供了物质条件。 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也根据马克思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生产资料所有制和剩余价值学说来分析二战以后西方社会的不平等情况。例如，有人从美国社会中的各种人对各种事物的控制力入手进行研究：1.大资本家。他们有着绝对控制力。因为他们总是最大的股东，是资源的控制者，小股东不仅对资源不起控制作用，他们的资产反而被大股东所控制。2.上层管理人员。他们控制财权、物权，但只能有限地控制资源定向，他们的经营失误也会使自己失落。3.中层管理人员。他们只能有限地控制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完全不能影响资源定向。4.工长。他们只能控制他们所管辖的那部分劳动力。5.工人。没有支配资源的权力。他们主要是通过提供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来换取工资。由此他们得出结论：美国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本质上仍然是对抗的阶级[7]。他们认为，在西方发达国家中，资本家仍然剥削工人阶级的剩余价值，但20世纪60年代以后没有形成你死我活的尖锐矛盾。这是因为技术革命提高了生产力，许多人进入了中产阶级生活水平；西方政府采取了一套税收和福利制度，来调节贫富悬殊等社会问题[8]。 麦克斯·韦伯的分层理论 对西方社会学者影响最大的是德国社会学家麦克斯·韦伯的分层理论。韦伯著述于20世纪早期。他同意马克思经济因素对一个人的社会地位起着决定性作用的看法。但韦伯不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他还认为，决定人们社会分层的除了经济因素以外，应该至少还有两个因素：权力因素和地位因素。例如，一个破落贵族，尽管他很穷，在经济上属于无产阶级，但他还是与富有者和有权势的人结伙，而不与穷人认同。韦伯认为，一个人的经济地位由他所处的“市场机会”所决定。他说：“当一些人在生活机遇方面有共同的、特定的因果构成时，只要这种构成表现为占有货物的经济利益和获得收入的机会，而且，是在商品或劳动市场的条件下表现出来的时候，那么，这些人就可以说是一个‘阶级’。因此，商人、船主、实业家、银行家，由于在市场上所处的地位不同，他们的阶级归属也不同。” 麦克斯·韦伯提出了阶级和地位两个不同的概念。他说的阶级是指依照人们的经济状况进行的分群组合。一个阶级就是一群人，他们共享同一类型的市场机会。影响阶级行动有三个因素：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和资本主义企业。马克思把人们分为有产者和无产者。韦伯承认这一差异。但他认为在马克思的“有产者”和“无产者”之间还可以有很多分层。他说的地位实际是一个人拥有多少“观众”的社会声望。地位群体通常是共同体，它是由人们的共同生活方式形成的。地位状况取决于特定的正反两个方面社会荣誉的评价，从而形成社会荣誉和声望的排列系列。“简言之……阶级是按照人们共同生产和获得商品的关系来划分的，反之，‘地位群体’是依照特定的‘生活方式’体现的商品原则来划分的。” 地位群体形成了一定的穿着、习俗、饮食习惯和居住方式。共同的生活方式形成了共同的价值准则。不同生活方式的人生活在一起是很难和谐的。因此，人们一经选择了一定的生活方式，他们就要从相似群体中选择婚姻和伴侣。地位群体成为一个在内部发展的圈子。地位和阶级是有联系的。一个人取得某种不同层次的收入是因为他处在不同的阶级。有什么样的收入就有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同样生活方式的人相互联系就更加密切，从而形成地位群体。 麦克斯·韦伯认为，除了经济因素、地位因素以外，权力也是影响社会分层的一个重要因素。他认为，在现代社会，权力是最重要的资源。他主张用这三个因素对社会进行分层，这就是韦伯的“社会分层三位一体模式”，也称为“三重标准论”。 “戴维斯-穆尔”分层理论 最早用功能论来解释社会分层的学者是杜尔凯姆。杜尔凯姆认为，社会之所以出现分层是基于两个条件：一是任何社会中各种工作的重要性是不同的；二是人们的才能、知识、技能水平是各不相同的。因此，扩大不同职业的收入差距，吸引最有才能的人到最重要的岗位上去是合理的。社会分层的产生是因为它对社会成员和社会中各种工作的配置，将有利于社会的发展。这就是说，社会分层将发挥有利于社会的功能。 20世纪40年代，美国社会学家K·戴维斯和W·穆尔发展了杜尔凯姆的思想，提出了“戴维斯-穆尔”分层理论。这一理论认为，人的社会地位的高低取决于其在社会中所占的位置。某一社会位置的功能越重要，能够担任那个位置的人越少，社会对那个位置的报酬就越高。这种报酬包括财富、权力和名望。 “戴维斯-穆尔”分层理论认为：一种职业的社会报酬多少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这种职业对社会的重要程度；二是这种职业需要的技术水平和所需要较高水平的培训。因此，一个医生的报酬应高于一个清洁工的报酬。分层报酬制度能够激励人们去提高技术水平。如果一名医生的报酬与一名清洁工一样，就没有人去苦读医科大学。在这里他们不仅讲的是社会上客观存在分层，而且认为报酬分层能激励人们去提高自己，以便担任更重要的工作。所以，社会分层是社会进步的一种途径，是一种社会功能。因此，人们称这一理论为“功能派”。 1953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M·图明批评“戴维斯-穆尔”分层理论。认为社会分层制度根植于不公平的报酬分配，会触发非特权阶层和特权阶层的对立和冲突，从而引起社会不稳定。图明的理论被称为“冲突论”。功能派和冲突论的论战持续了很多年，众多的社会学家、政治学家、经济学家卷入了这场争论，因而在西方学界造成了很大影响。 其实，卡尔·马克思就是冲突论的最早代表。阶级论就是冲突论。在当代，对冲突论有重要贡献的是德国学者哈贝马斯。有人说，如果把麦克斯·韦伯看成是“资产阶级化了的马克思”，那么，哈贝马斯就可以看成“马克思化了的麦克斯·韦伯”。哈贝马斯在“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中对阶级的起源作了自己的论述。他认为，阶级的出现并非源于经济领域的变化，而是政治秩序出现后的事物。但他的这种分析却被人们归入了“历史唯心主义”的范畴。他认为，一个社会中人们之间的主要社会关系决定着社会分层的发生、存在；不同历史时期人们之间的主要社会关系是不同的，因而会导致不同的社会分层的现象产生。 交换论者认为，由于交换关系中的不平衡性，人们不得不用价值高的报酬作为回报形式，从而使自己在结构分化中处于相对不利的地位。例如，布劳在对基本交换进行分析时，将报酬分为四类，其价值由小到大排列为：金钱、社会赞同、尊敬、依从。在交换中人们总是力求避免用价值高的报酬作为回报形式，但在条件限定的基础上有时也不得不这么做。这样，在交换关系中就会出现权力等级化的分化模式，这些分化模式的制度化则会出现社会分层。 现代西方学者普遍认为区分社会阶层有三大标志：权力、财产和名望 权力 权力是什么？伯兰特·罗素认为，权力和荣誉是人类最高的欲望和最大的报偿。顿纳斯·H·隆认为“权力是一些人造成他所希望和预定影响的能力”。有人认为“权力是一种起控制或强制作用的支配力量”。加尔布雷思认为“就其本质而言，权力是把一个人的意志强加在其他人行为之上的能力”。 麦克斯·韦伯第一次从社会学的角度给权力下的定义是：“一个人或几个人所拥有的机会，这些机会可以使他们通过集体行为，甚至在他人反对的情况下，实现自己的意志。”权力可以产生于组织（包括国家、党派等），处于组织高层次的人就可以借助组织力量来支配低层次的人。权力可以产生于对稀缺资源的控制和分配。通过对稀缺资源的控制和分配，可以支配期望得到一份稀缺资源的人们。权力也可以产生于法律和其他一些因素。执法者不管其本人的地位高低，他的权力是强有力的。例如，一名交通警在马路上可以处罚违章部长，尽管前者比后者的地位低得多，但交通规则给他以无可置疑的权力。 有的学者强调权力因素决定一切。他们认为，掌权者可以通过他手中的权力来获取社会财富和名望。如果权力决定一切，就表明这个社会权力不受制衡。权力不受制衡的制度是产生腐败的制度，也是不和谐、不稳定的制度。 财富 一个人社会地位的高低与拥有财富多少有密切关系。一般说来，财富多的人，地位就比较高。财富包括生活资料、金融资产、不动产等。 财富是本人及其家族过去收入的积累。收入一般用其工资收入、资产收入和其他收入之和来计算。但是，财富不是决定社会地位的唯一因素。清末一位高官对一买办说：“尔虽富甲天下，但还是一介小民。”官员可以对他生死予夺。在当代，私营企业主财富最多，但他们还不是社会最上层。镇长、县长比他“厉害”。而县长又不如国家机关的一个小干部“厉害”。国家机关的小干部能影响上亿元的国家投资。 名望 名望或称声望，是由人们的成就、身份（家族世系）、风度、生活方式、教育水平等决定的。如果我们研究社区，就会发现一些人比另外一些人具有更高的社会声望。邻里对他采取尊敬的态度，就表明他有较高的声望。声望是人们对某人的一种情感和心理因素。这种情感是由某人的财产、权力、道德、学问、著作、知名度、家世等多种社会因素形成的。有较高声望的人的生活方式、行为准则常常得到众多人的模仿。一个人的“观众”越多，他的声望就越高。 由于社会上众多的人对某一职业的看法与社会的主要报酬（权力、财富和名望）密切相关，所以，西方社会学界普遍采用人们对职业的看法，即职业声望来作为社会分层的标准。于是，不少国家定期进行职业声望调查。 20世纪80年代，美国社会学家丹尼斯·吉尔伯特和约瑟夫·A·卡尔用九个变量对美国社会进行分层研究。这九个变量是：职业、收入、财产、个人声望、交往、社会化、权力、阶级意识、继承和流动。这九个变量都可以用社会学的方法进行量的测定。例如，交往（或者互动）是每天都在发生的社会过程的变量。因为地位相同的人之间的交往比地位不同的人的交往更多，所以研究交往对研究人们的社会地位很有价值。学者们通过计算交往的频率，测量交往持续的时间，把交往的性质归类，观察是谁率先、是谁被动交往，就可以得出较系统的结论。 丹尼斯·吉尔伯特和约瑟夫·A·卡尔将上述九个变量构成一个社会分层的指标体系。运用这个指标体系来研究各个社会阶层。 在封闭社会，身份对人们的地位起着重要作用。随着社会进步，由身份决定社会地位转向由业绩、成就决定其地位，一个人的成就越大、业绩越高，社会对他的报酬（权力、财富、声望）就越高，反之亦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