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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资援助极大地推动了 国家摆脱束缚 实现自立发展 这一说法在有关外资援助和经济发展的文献中已基本成为常识。如果有人做了调查研究，发现外资援助不一定带来发展。那么文献领域经过一些反复的探究，便会记录少数发现外资援助对于发展有积极作用的研究结果。外资援助机构通过抓住正面的结果，通常针对一个研究，有进行大肆宣传。研究者会更加仔细地检测这一有利的结果，发现它们都是伪造的结果。之后会有新一轮的文献，并得到关于外资援助对发展有积极作用的新发现。援助机构便再一次抓住这一结论，而新一轮的循环往复就会再一次展开。 我们已经对非洲大推进的新旧理论做了检验。对于非洲这样贫穷的地区，外资援助额已经足够构成大推进。20世纪90年代，典型非洲国家的收入，有多达15%以上都来自于外资援助。图2显示了非洲援助与增长的总体情况--随着援助额的增加，发展却有所下降。值得注意的是，非洲在过去十年的增长（20世纪90年代，援助并不多的情况下）与1975年相比，显著增长了2个百分点，这与非洲总是被谴责为无援助而低增长的论断相矛盾。这两者之间有着负相关性，但我并不认为是外资援助导致了经济的下降，更有可能是经济的下降导致了更多的援助。但是大笔的外资援助并没能使人均收入的增长跌为零。 让我们来做更多正式的统计检验。20世纪60~80年代，产生了很多关于援助与发展的长篇非定性的文献，然而这些文献受制于有限的数据资料以及关于援助影响发展的机制的非定性辩论。可能的反向因果关系使得得出结论更加困难：如果因为发展缓慢，捐助者才投以大笔资金，那么就更难解释外资对于发展的影响了。1996年，伦敦经济学院的经济学家彼特·布恩（Peter Boone）发表了更多有关资助消费而非投资的理论，为学术开创了新的局面（资助少数贫民的消费并非坏事，但大推进所希望的是通过援助性投资和增长实现全社会范围的转变）。布恩通过政治因素影响来预测受援助对象的方式（一般富裕国家会资助与其联盟的贫穷国家或有殖民关系的国家），以此强调因果倒置的问题。当有政治因素的援助本身与增长并不相关的情况下，人们就可以检验是否是援助引起了更高的增长。即使控制了因果倒置关系，布恩也没有发现援助对投资有任何影响。同样，在控制了因果倒置的情况下，他也没有发现援助对增长有任何影响。布恩的研究发表在《经济学人》杂志上，并在援助决策领域受到广泛关注。 布恩的研究造成了一个严重的分离：援助政策基于援助会带来经济增长的前提，但现在有很好的研究表明，这一假定前提是错误的。不久，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克雷格·伯恩塞德（Craig Burnside）和杜大伟（David Dollar）一同进行了一次学术研究7，来填补政策与调查之间的空白8。我并不是说伯恩塞德和杜大伟有意做这项研究，目的在于得出伪科学的结论。他们的科学研究是十分严肃认真的，有很多同样严肃的研究都会得出不一样的结论。我想说的是，决策领域选择相信那些对他们实施政策有利的理论。 伯恩塞德和杜大伟将发展中国家的增长率与其所得的援助相联系，正如图2所示的非洲的情况。然而他们的研究把拥有好政策的受助国家（以赤字少、通货膨胀低和贸易自由等为衡量标准）与坏政策的国家相区分。他们的假设是政策好的国家援助回报高，所以增长应该与政策好的国家所受的援助相关。直观上来说，这一理论是有道理的，因为正如我们上一部分中所提到的，不力政府本身就是很大的问题。如果贫穷国家有好的政府，那么也许援助就会带来增长。 他们的研究样本包括从1970~1973年到1990~1993年的6个4年的时间段。在众多的检验中，他们都发现如果一个国家既得到很多外资援助同时也有一个好的政府，那么经济增长就会提速。他们总结道：" 我们发现援助对于财政政策好、货币政策好、贸易自由的发展中国家会对经济增长起到积极的影响，而在政策差的国家则不会产生积极作用。"（第847页） 他们的论文再次强调援助会有很好的作为，并建议如果一国政策好才能增加外资援助。在2002年初期，《经济学人》指责美国财政部长保罗·奥尼尔（Paul O'Neill）对于外资援助的质疑，"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杜大伟和伯恩塞德的研究给我们带来了强有力的证据……如果国家拥有良好的政策，那么援助的确会促进增长。"2002年《纽约客》上一篇基于杜大伟和伯恩塞德研究的文章也不约而同地评论道："在任何贯彻了正确经济政策的国家，援助都会行之有效。" 显然布什总统也阅读了《美国经济评论》。2002年3月14号（任何恐怖战争的时间巧合都是故意的），布什总统宣布在海外援助上增加50亿美元，增幅约达50%。9 紧接着在2002年11月26日，白宫成立了"千年挑战公司"（Millennium Challenge Corporation），负责管理这50亿美元的援助金。基于对"援助只在政策良好的国家才有效"理论的肯定，布什政府宣布根据国家的表现在16个示范性国家中挑选，接受"千年挑战公司"的援助金，其中有三个国家都在杜大伟和伯恩塞德研究的标准政策范围内（其他国家都是通过衡量机构质量来确定的）。在白宫网站上写道，新的援助是受"援助只在政策良好的国家才有效"这一理论的激发和推动。10 2004年5月，"千年挑战公司"宣布这16个国家均符合获得2004年财政基金援助的资格。11 2005年3月，"千年挑战公司"达成了与"政策良好"国家的第一个协议，即"马达加斯加千年挑战合约"。 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依赖这个已经投入实践的原始研究呢？我同布朗大学的罗斯·莱文（Ross Levine）、全球发展中心的戴维·鲁德曼（David Roodman）也做了研究。用的方法与杜大伟和伯恩塞德相同，并增加了他们研究后的最新数据。同时，我们还在他们研究的同一时期（1970~1993年）中寻找了更多的数据。我们找了很多数据，以至于更像是第一手的原始研究。在拥有最新数据的基础上，我们同样将每四年的数据和相同的可控变数相平均，这些可控变数包括援助占GDP的比值和政策指数（它是赤字占GDP比值、通货膨胀以及贸易开放指数的综合平均值）。我们并未发现任何证据可以表明对政策好的国家提供援助会增加其发展，也就是说并不支持"只在政策良好的国家才有效"的结论。我们的研究作为对杜大伟和伯恩塞德研究的评价，刊登在《美国经济评论》上。 也许，原始的研究者与其他研究者运用了不同的统计方法，但是对于决策层的人来说，他们更偏爱可以肯定自己第一信念（也被称为"确认偏误"）的研究结果，即使其他的统计方法并没有发现支持的证据。采用新的数据来做先前的研究是对原始结论是否成立和是否为确认偏误的最好验证。新数据的研究受限于老的研究，所以你并不是在许多不同的研究中寻找能肯定其第一信念的研究。即使是在第一轮很好的研究也会遭遇确认偏误12。 这一循环往复又从头开始了。我们发现，并没有证据表明"援助只在政策良好的国家才有效"，全球发展中心的研究人员（Michael Clemens、Steven Radelet和Rikhil Bhavnani）共同做了新的研究报告（下称CRB）。我十分尊重这些作者，认为他们达到了很高的学术标准。他们的统计方法是把短期起效的援助与其他援助相分离，包括人道主义为目的的援助和长期起效的援助，例如健康或教育援助，他们发现分离出的短期起效援助对于增长有很大作用，而不仅仅在政策好的国家才有效。 同样，这次原始研究是科学的，而这一结论的应用却并不是那么科学。那些援助提倡者再一次将这个新的发现视为自己建议的有力支持。2005年1月，联合国千年计划报告引自CRB的研究，将其作为千年计划所倡导的大规模增加援助的理论支持。13布莱尔非洲援助委员会，于2005年3月建议对非洲的援助立即增加一倍，并也把CRB的研究结果作为这一建议的理论支持14。 不幸的是，对于这些建议，一些研究者又针对这一积极的援助结果做了深入的考察，并发现了结论的欠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拉古拉迈·拉詹（Ragmcram Rajan）和该组织的研究员阿文德·萨勃拉曼尼亚（Arvind Subramanian）对CRB的研究做了统计检验。他们用最简单的规范来控制可能由不利受助因素而引起的因果倒置情况，并用标准规范模式判定增长的决定因素。在拉詹和萨勃拉曼尼亚2005年5月的研究中，他们并未发现任何证据可以表明"短期起效援助"或其他形式的援助对于发展有什么积极作用15。为了衡量更为准确，他们也对伯恩塞德和杜大伟的假设再一次做了检验，也没有发现可以证明"援助只在政策良好的国家才有效"的证据。 他们还为外资援助为什么无法提高增长这一问题给出了另外一些解释。关于援助一个得到较多认可的批评是，援助通常要与购买出资国物品维系在一起，从而阻碍了援助为受助国带来更多的增长。另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出资国是出于政治目的才给予援助的，这同样也会限制援助的有效性。对于这些解释可以用一个简单的方法来检验，那就是冻结所有国家援助机构的援助（双边性），开放来自于世界银行和区域开发银行的援助（多边性）。虽然双边性援助比多边性援助带有更浓烈的政治色彩，但是拉詹和萨勃拉曼尼亚也没有发现这两种性质的援助在对增长的作用上有什么差异。他们的另一项检验是看看发展速度快是否与来自于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援助份额高（受政治因素影响小，没有太多援助绑定限制）有关。答案依然是否定的。 虽然从数据方面来看并不乐观，但整体蓝图也许在评价援助与增长的关系方面仍然有一定作用。难道我们不该认为，要不是援助在收入中所占百分比增至三倍，非洲的发展从17世纪中期到现在会下降得更迅速吗？ 在伯恩塞德与杜大伟所做的研究以及CRB的研究中都还有一方面是援助机构和援助提倡者所不愿着重强调的。他们所做的研究虽然认为援助对增长有用，但他们都发现如果援助金额越大，随后增加的援助金所得到的增长越小。在CRB所做的短期起效援助研究中发现，如果援助金额达到受助国GDP的8%，短期起效援助金对增长的作用为零，并且随后增加的援助金会对增长产生负面影响。研究结果的这一特点与大推进的理论直接相矛盾，大推进认为，小额援助根本不会起作用，因为需要动员足够"大"的一笔资金来解决同时产生的问题（这就是要有"大"推进的原因）。这一理论的意思是援助金额越大，随后增加的援助金所得到的增长越大。这与CRB的研究相矛盾。在接受援助的国家中，有27个国家所接受的援助金额超过了本国GDP的8%，CRB对这27个国家的研究表明，随后增加的援助金对增长起了负面作用。如果出资援助者遵循现在大推进的建议，那么47个实质上低收入的国家所产生的负面作用要远远超过其他国家。16 然而不幸的是，布莱尔报告和千年计划报告所挑选的支持大推进的研究结果本身就与大推进相矛盾。 我们也可以检测一些援助与增长的中间步骤的故事。萨克斯和其合作者之前预测大规模地增加援助额会"'大大地推动'在公共领域的投资，这一步骤会提高非洲农村和城市潜在的生产力。"17唉，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一幕，却没有得到一个好的结果。这里有1970~1994年间非洲22个国家投资公共领域的数据。这些国家的政府在公共领域共投资3 420亿美元。而资助者在这段时期对这些国家共援助1 870亿美元。然而这一步骤增加的人均生产力为零。也许其中有部分原因是投资的失败。例如，从1979年开始，有50亿美元投资于尼日利亚的公有Ajaokuta钢铁厂，然而该厂还没有生产出一块钢。18 那么所谓的经济起飞、自立发展的情况又是如何呢？如果我们把经济起飞定义为一次性从零增长转变为持续的正增长，那么几乎没有国家的发展经历符合这一标准。大多数国家是在逐步加快增长的情况下脱离极度贫困的，有时中间会伴有零增长或负增长的危机。日本是唯一的经济起飞而富裕的国家。在近期的数据中，从1950到1975年，只有8个国家和地区经历了起飞阶段（都是东南亚的国家和地区）：中国、中国香港、印度、印度尼西亚、新加坡、韩国、中国台湾和泰国。其中，印度尼西亚、韩国、中国台湾，这三个国家和地区的援助与GDP比率超过正常水平，而在其他的五个国家或地区，援助并没有对他们的经济起飞产生很大的作用。另外，其他获得高援助金的国家，在该时期并没有经济起飞。数据表明，与获得援助少的国家相比，援助多的国家或地区的经济起飞情况不一定好，这又与大推进的理念背道而驰。 因此，虽然没有证据表明援助对增长的作用，可援助计划者依然不断地把刺激高增长作为援助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