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人的负担——穷人们的自助

博诺在介绍萨克斯的《贫穷的终结》时说道："全看我们自己。"萨克斯写道："我们这代人的挑战。"戈登·布朗，在介绍他的大推进援助计划时，告诉非洲人说："我们不得不说，'我们将帮助你们获得开展贸易的能力，这不仅是打开一扇门，更是使你们获得跨进大门的能力'。"40 计划者们最不能让人忍受的就是他们自以为是的态度（通常是无意识地）。任何时候你听到西方政客或活动家说"我们"时，他们往往仅指"我们白人"--这就是今天所谓白人的负担（这并不是针对所有西方发起的针对穷人的援助努力，也有些富有的人真心关心穷人，且并不自以为是）。 在2005年7月出版的《纽约时报》评论专栏上，喀麦隆律师及记者托米（Jean-Claude Shanda Tonme）对"现场八方"音乐会的组织者提出抗议，他说："他们认为，我们仍然像孩子一样等待着被救助，他们希望以我们的名义提出解决方案。" 在本书的其余篇章中，我们将发现，一旦抛弃自以为是的想法，会有多么令人振奋的变化，为获得援助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的附加条件将不复存在；终结武装将成为历史；每个个人，而不是为所欲为的政府，也将获得更多的机会。 穷人们将不再被动地等着西方的救助。他们将成为自己的调查者。当西方的计划者们还在讨论是否把对欠发达国的援助提高500亿美元的时候，来自中国和印度，这两个最大的欠发达国家的公民们，正努力使自己的收入每年增长7 150亿美元41。亚洲四小龙--中国香港、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在过去40年的时间里，一举从第三世界经济体进入发达经济体行列。中国、印度及亚洲四小龙得以获得以上成就，得益于诸多分散的机构参与到市场中，避免了大的西方援助瓜分其成果；也得益于各国政府的努力，而不是对西方国家言听计从。得到援助数额最少的四个国家，其国民收入在过去40年内增长了2.5倍。 世界多个地区的政治动乱和贫穷说明，一国本土的发展计划并不一定奏效。然而，即便是国内的发展计划失败了，穷人们所拥有的，也比计划者许诺的要多。38岁的阿耶莱曾为首都亚的斯亚贝巴运送柴火长达12年。如今她试图帮助像阿玛丽奇这样的妇女儿童。因此，她为曾经做过柴料运输工作的妇女组织了一个协会，会员们通过对女童的指导和教育使她们摆 脱柴料运输的命运。不仅如此，阿耶莱和她的同事们还教给妇女们编织等各种技能，同时，还为她们创业提供小额的起步贷款。"大多数女性都知道编织的技巧，但是苦于没有资金购买材料，"阿耶莱说，"所以我们为她们提供贷款，并且帮助她们获得新颖多样的款式设计，这样她们不仅能从事编织围巾和衣服等更轻松的工作，而且产品也更畅销。"42这个协会当然也并非是万能的--它还没能帮助到阿玛丽奇，但是它显示了本土所做的努力，外国投资者可以对此大力支持。正如我们将在"本土的发展"一章中看到的，穷人靠自己所实现的进步要远远多于计划者为他们带来的。尽管通过依靠调查者的援助机构和阿耶莱这样的当地人士，西方可以为穷人减轻一些痛苦，但是西方不能改变其他国家。如果西方人认为可以把一个历史文化完全不同的复杂社会同化为自己的映像，这简直就是天方夜谭。穷人要想自救，就要让自己成为调查者，在适宜的条件下借鉴西方的理念和技术。 我们要分清楚两个问题，它们通常会纠结在一起，这就是西方援助能够做什么以及如何实现其他国家的长久繁荣。本书着重讨论第一个问题，并提出第一个问题并不是第二个问题的答案。 提出第二个问题当然很有意义。这仍将是供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进行研究的沃土。但对于读者来说，他们并没有耐心探讨"我们现在能做什么来实现繁荣"这样一个大问题。且不说在过去50年的研究中还没有获得一个简单的答案，如果有简单答案的话，发展成功的例子就要比现在多得多。对于这样一个大问题，直接的全面攻克是不可能的，只能逐点攻破。而今后的发展趋势也将如此。正如17世纪弗朗西斯·培根所说："人们经常忽略，以小见大比以大见小更为容易。"43该书都是关于这些小答案的，可以应用于西方的援助中。 有一个不同寻常的成功国家，在20世纪60年代至今这段时间， 创造了人均收入增长率的世界最高值。这个国家不在东亚，而在非洲。博茨瓦纳在这段时期的人均收入增长率达到了前所未有的6%。博茨瓦纳的成功有多少是归功于外国援助呢？在最初的几年中，人均收入里有很大一部分是外资援助。但后来，援助额下降，而收入迅猛增长（见图1）。虽然在博茨瓦纳独立初期，援助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随着迅速发展时期的到来，援助所起的作用逐渐下降。博茨瓦纳幸运地拥有富饶的钻石矿，但其他很多国家虽然自然资源也很丰富，却肆意挥霍而不是作为发展之用。对于博茨瓦纳这个贫穷国家来说，更不寻常的是它还是一个民主的国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