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译序 刘玲玲(译者的母亲) 女儿留学期间,与我相隔万水千山。我常在清晨接到她从尚是深夜的巴黎打来的电话,给我讲述她白天读的书和看的作品,偶尔也讲些光怪陆离的人和事。我静静地听着,往往表示难以置信。尽管曾经赴法旅行,终归是浮光掠影,对于女儿所讲的“学院里绿眼睛的同学”和“蓬皮杜图书馆外穿金色貂皮的流浪汉”,我只能当作奇闻异事听听。但有一年冬天,女儿说巴黎格外阴冷,自己只能穿从国内带去的红色呢子大衣御寒时所流露出来的无奈,让我陷入了深深的不解。后来我才听她说起,冬天的巴黎,男男女女都是一身黑,或者一身铁灰色,和那个城市的街道、楼房、灰蒙蒙的空气几乎融在了一起。穿着一身红色,女儿心里觉得自己是“外来的”,又想起在中国,孩子远行穿红色是种心理上的保佑,这让我心中不免酸楚。 归国以后,女儿为了让我从源头上了解一下西方的颜色观念,解答我关于“外国年轻人不穿新鲜色,反倒老头老太穿得俏”的疑惑,她开始着手翻译《善变的色彩:颜色小史》。因为工作繁忙,她断断续续地翻译,我断断续续地当“第一位读者”。《善变的色彩:颜色小史》翻译完毕后,再次通读,我深感东西文化差异之大。世界文明源远流长,作为一位母亲,同时,作为一位读者,我鼓励年轻人多出去走走、多读读好书,正所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女儿说,回国时行李限重,那件红大衣送给了当地人,接受大衣的人家是住巴黎 18 区的东欧移民,那妇女接过大衣看了看,说:“嗯……我大女儿可以穿!”读了这书,我才明白女儿说起这大衣的最终归属时,脸上的笑容和眼里的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