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对焦——詹妮塔 • 艾尔（Janieta Eyre）

艺术家消失了， 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 他在这里和那里留下了痕迹， 他出现在城市的这一端，下一刻，他又奇迹般地出现在城市的另一端。 你能感受到他，而不是看到他—— 一个游荡的人，一个醉鬼，一个网球手，一个骑车人， 总是极力否定他做过这些。 每个人对罪犯的描述都是不同的。 ——“射频枪”（Ray Gun），克莱斯•奥登伯格（Claes Oldenburg）的“他我” 摄影师在照片中运用的各种装扮技巧在当代艺术中也极为常见。本章所介绍的自拍像并非是艺术家拍摄的真实的自己，而是他们采用伪装、人格面具（persona）或角色扮演等方式来表现的广义的世界。他们通过这种变换的身份进行思考。摄影中的装扮行为通常是滑稽而有趣的，其中会运用到各种技巧、夸张的表演和不同的服装，这种扮演也让摄影师和观者有了一次逃避的机会。角色扮演在艺术史和文学史中十分常见，在摄影中是通过精心构思的戏剧化表演来呈现的。如文化评论家罗兰•巴特所说：“摄影的艺术性（在我看来）不是通过绘画而是通过戏剧来体现的。” 许多摄影师将工作室当作舞台，他们在这个剧场般的空间中成为演员，游离于角色之间，扮演不同身份的自己。虚构的主人公可以在不同的场景和身份中穿梭，这些角色往往代表了人们头脑中的模式固见而非事实。对于一些摄影师来说，重要的是让观者知道最终的照片是虚构出来的，可以通过精心的布景和摆拍来实现。摄影中的戏剧性也许能够通过道具和化妆实现，或故意将背景布的边缘摄入画面来体现。 正如本书序言中所提到的，19世纪是戏剧对摄影产生重大影响的时期，从这一时期的肖像照或自拍照足以看出人们很早便开始痴迷于在镜头前表现自己，这些照片往往与科学或伪科学研究结合在一起。例如奥斯卡•G•雷兰德（Oscar G. Rejlander，1813 ～ 1875），这个当时坚信摄影应被提升到与绘画相同地位的人，受到达尔文的委托去拍摄人类的各种表情，这些照片最终成为达尔文《人类和动物的表情》（The Expression of the Emotions in Man and Animals，1872）一书的配图。雷兰德在一些照片中亲自充当模特，演绎各种表情。 这种戏剧性的表演在今天看来或许滑稽，但当时达尔文却用这些照片作为论证进化论学说的视觉辅助材料。英国雕塑家理查德•科克尔•卢卡斯（Richard Cockle Lucas，1800 ～ 1883）对表情的研究则取得了更具突破性的成果，其1865 年的相簿《有关表情研究的50 个个案》（Fifty Studies of Expression）中的照片均以肖像名片（carte-de-visite）的形式展示，照片中的卢卡斯扮演成各种虚构人物（其中多为莎士比亚戏剧中的人物）和各种代表了善与恶的想象中的人物。曾令20 世纪上半叶的超现实主义者深深着迷的弗洛伊德的“他我”（alter ego，孪生的自我）概念，同样被用于角色扮演和面具的使用上，这一概念的呈现方式既直接又充满隐喻。 超现实主义艺术家马克思•恩斯特（Max Ernst）在其画作中经常使用罗普罗普（Loplop）和达达马克斯（Dadamax）这两个不同的“他我”代替真实的“自我”。上世纪20 年代，摄影师曼•雷（Man Ray，1890 ～ 1976）为杜尚拍摄了一系列男扮女装的照片，杜尚还专门为他的女性形象起了一个萝丝•瑟拉薇（Rrose Sélavy）的名字。萝丝•瑟拉薇的形象影响了无数年轻艺术家，特别是那些反对将男女性别角色进行严格区分的艺术家。 安迪•沃霍尔、塞西尔•比顿（Cecil Beaton，1904 ～ 1980）、卢卡斯•萨马拉斯（Lucas Samaras）、伍兹•露丝（Urs Lüthi）、莱尔•阿什顿•哈里斯（Lyle Ashton Harris）和尤尔根•克劳克（Jürgen Klauke）等艺术家都在不同程度的自拍性作品中使用过一个女性形象。有趣的是，如今“他我”概念的运用不仅局限于画廊中的当代艺术作品，而且扩展到了网络：例如网络虚拟世界“第二人生”，它为那些想用虚拟化身尽情演绎个人“神话”的网友提供了一个匿名空间。 论及当代摄影自拍中的角色扮演，必然会提到辛迪•舍曼（Cindy Sherman）和她标志性的作品《电影剧照》（Film Stills，1977 ～ 1980），这组作品已成为年轻一代摄影师的试金石。《电影剧照》包含了69 张8×10 英寸的光面黑白照片，无论是照片题材还是表现形式都酷似电影宣传照。照片中的舍曼扮成金发女郎、性感图书馆管理员等一系列好莱坞电影中的女性角色。这些照片之所以吸引人是因为它们的场景都是观众熟悉的，即便一时想不起片名，它们依然能唤起你对某些电影的记忆。然而，这些照片并非与特定的某部电影有关，只是对常见的电影片断和电影语言进行了模仿。由于人们十分熟悉这种电影语言，照片中暗藏的叙事就变得不难理解，留给观者的想象空间就显得格外有趣。舍曼在整部作品中表现出惊人的角色转换能力（我们也由此感受到其身份的转变），她被公认为是女性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视觉文化的代表人物，这些理论普遍认为所谓的女性气质是被创造出来的而非与生俱来的。 我们对“美”和“性别”的视觉理解得益于我们所熟知的电影，因此，如果说电影这一媒介影响了本章中的许多艺术家也就不足为奇了。埃及室内人像摄影师凡•利奥（Van Leo，1921 ～ 2002）创作的数百张自拍照是对辛迪•舍曼作品的一种有趣呼应。利奥因在埃及的“美好时代”期间为社会名流和知识分子拍摄精美的好莱坞风格肖像照而成名。他扮演成大银幕电影明星，拍摄了400 多张自拍照，照片中精美的服装设计和戏剧化的灯光效果显然是受到了电影的启发。 摄影师们对舍曼作品《电影剧照》的普遍追捧，评论界对该作品的大量关注，使得20 世纪80 年代和90 年代一批以角色扮演的方式进行创作的年轻艺术家们一时难以确立自己的风格。过去十年来，越来越多的艺术家将“装扮”作为一种既定的创作手法，那些摆脱了后现代主义影响的新一代摄影师开始利用角色扮演去探讨有关身份认同的问题。 此外，随着全球艺术市场对非西方国家的开放，不同文化语境下成长起来的当代艺术家走进了人们的视野，当代摄影领域涌现出了大量来自世界各地的年轻艺术家，他们用表演和装扮的方式变换着身份和角色。艺术家借用面具和角色扮演将真实的自我保护起来，不同身份间的转换如同更换衣服一样自如。 装扮同样适于表现对抗性，因此角色扮演往往被运用到带有政治意味的艺术作品中，例如翠西•罗斯（Tracey Rose，1974 ～ ），塔里克•阿勒古赛因（Tarek Al-Ghoussein，1962 ～ ）和木原重幸（Shigeyuki Kihara，1975 ～ ）等艺术家的作品。 无论创作手法或动机是什么，能在相机前“变成”另一个人，哪怕只有一刻，对艺术家来说都是无法抗拒的。艺术家通过角色扮演将幻想付诸实践或借他人之口表达一种政治诉求，这实际上也是一种解放。当然，有时装扮的目的仅仅是为了娱乐，哪怕只是为了满足个人的虚荣心。面具是一种强有力的伪装，它给了摄影师重新发掘自己和认识自己的机会，并向大众所接受和习惯的“身份”概念发起挑战。 詹妮塔 • 艾尔（Janieta Ey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