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对焦——长岛有里枝（Yurie Nagashima）

“自我”与“身体”的关系在现代西方哲学中占有重要地位，从笛卡尔（他认为心灵和身体“尽管在本体上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实体，但在人的层面上又是相互统一的”）到康德，再到精神分析学（尤其是弗洛伊德提到的自我与身体的关系），身体通常被认为是展现有意识的自我的载体。 从古典的裸体肖像，到高度批判性、政治性地运用身体去质疑“人何以为人”——自拍像中的身体长久以来一直令艺术家和摄影师着迷。自20 世纪中期以来，身体开始成为一种表达工具，通过它，种种有关身份的问题（无论是个人化还是高度抽象和哲学化的）被提出。后现代主义思潮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展示和理解身体的方式，通过对身体进行探索，我们意识到所谓真实、统一的自我极为值得怀疑。在现代主义时期，身体被用于各种形状、构图和造型训练，而在后现代主义中身体则变得更为复杂，它引发了思考和质疑，而不再是被观看的对象。这种在艺术上的探索过程同样体现在医学、人类学、精神分析学和哲学等学科的发展上。 对死亡和衰老的恐惧一直是摄影师们热衷的主题，因为它触及了人类存在的核心。1984 年，约翰•科布兰斯（JohnCoplans，1920 ～ 2003）开始将自己的裸体拍成大幅黑白照片，他细致入微地观察自己整个身体衰老的过程，却从不拍摄自己的脸。安妮•诺格尔（Anne Noggle，1922 ～ 2005）的摄影生涯同约翰•科布兰斯一样开始得很晚，她选择用一种轻松的方式记录下自己身体衰老的过程并用一种幽默的方式再现女性美，尽管她称自己50 岁时的一次整容为“徒劳的尝试”，却依然真诚地拍摄下了自己恢复的过程。与那些充斥着虚无感、用恐惧和憎恶表现衰老的作品相比，她的照片令人耳目一新。衰老或许也意味着不幸和悲凉，因为这个社会太习惯于将美丽和年轻联系在一起。 我们在戴安娜•索妮克罗夫（Diana Thorneycroft，1956 ～ ）、林恩•赫什曼•里森（Lynn Hershman Leeson）、吉尔伯特和乔治（Gilbert and George）、辛迪•舍曼（Cindy Sherman）、乔- 彼得•威特金（Joel-Peter Witkin，1939 ～ ）、乔•史彭斯（Jo Spence，1934 ～ 1992）、蒂尔特•阿佩尔特（Dieter Appelt，1935 ～ ）和保罗•麦卡锡（Paul McCarthy，1945 ～ ）等艺术家的自拍作品中所看到的丑陋或衰老的身体，意在打破陈规、超越社会准则以及衰老和死亡的界限。艺术家必然转向对身体局部的迷恋，并通过深入的探索将身体碎片化和抽象化。其中最直接的方式是让身体看起来像“他者的”、异己的、陌生的和怪诞的。 在上世纪60 年代和70 年代，随着身体日渐趋于政治化，乌尔里希•格尔雷西（Ulrich Görlich，1952 ～ ）、布鲁斯•瑙曼（Bruce Nauman，1941 ～ ）和维托•阿孔奇（Vito Acconci，1940 ～ ）等艺术家开始探索身体的疆域，他们将相机对准自己身体的局部并就这些部位在“人”的范畴内意味着什么提出疑问。 布鲁斯•瑙曼于1970 年创作了一系列精心裁剪的照片，照片中的他通过拉扯自己的嘴唇、面颊和脖子来扭曲自己的脸。这些荒谬的行为似乎没有超出自恋的范畴，也没有超出对身体和个体行为的迷恋——这成为当时布鲁斯•瑙曼在录像作品中持续探究的主题。 早在20 世纪初，超现实主义者和欧洲现代主义者就做过同样的尝试和探索，他们运用蒙太奇、双重曝光、拼接、变形镜头和模糊对焦等方式隐晦地展现自我的不同侧面。 身体，尤其是裸体，能够最直接地表达“性”和“性别认同”主题。传统上具有消极含义的裸体如今拥有了更为复杂的含义。但即便如此，艺术家在描绘女性裸体时，仍难以摆脱长久以来所受到的“男性凝视”（male gaze）的压迫：女性主义艺术家海伦•查德维克（Helen Chadwick，1953 ～ 1996）、乔•史彭斯（Jo Spence）和汉娜•威尔克（Hannah Wilke） 因在作品中裸露而遭到严厉批评，起初她们的作品并未被理解为是对“男性物化女性”的颠覆。这些艺术家，和20 世纪70 年代的女性主义理论都认为：裸体是一种解放，它使女性从负面的影响中走出来，既而回归自己的身体。从20 世纪80 年代开始，这种观点遭到了指责，因为它将身体视为某种文化符号。男性裸体在作品中的出现更加令人难以接受，这些照片在今天看来依然令人震惊，它们在对“性”和“性别”的描绘上大胆而暧昧，这在皮埃尔•莫里尼埃（Pierre Molinier，1900 ～ 1976）、约翰•欧莱利（John O'Reilly，1930 ～ ）、阿努尔夫•雷纳（Arnulf Rainer，1929 ～ ）、于尔根•克劳克（Jürgen Klauke，1943 ～ ）、卡洛斯•莱贝（Carlos Leppe，1952 ～ ）和乌尔斯•卢斯（Urs Luthi，1947 ～ ）等艺术家的作品中体现得十分明显。 “身体的边界究竟在哪儿”是一个对摄影师有着持久吸引力的命题，他们很早便开始使用不同的技术手段对外貌进行变形改造。法国彩色摄影先驱L. D. 奥红（Louis Ducos du Hauron，1837 ～ 1920）于19 世纪末创作了一系列自拍照片，他通过翻拍底片的方式将自己的脸滑稽地拉长或压扁，仿佛置身于一个满是镜子的大厅中。如今，摄影师对改变身体外形的兴趣依然不减，他们着迷于用技术使身体突破大众所能接受的极限。然而，当代艺术家在对身体进行改造时会更为直接地对“自我”进行质疑，他们会借助科技手段从物理上改变自己的外貌特征。 澳大利亚艺术家斯迪拉克（Stelarc，1946 ～ ）和享有“变色龙”之称的法国艺术家奥兰（Orlan，1947 ～ ）是极端激进的身体改造者，他们借助假肢、机器人和外科手术去挑战人体的极限。通过运用自己的身体，两位艺术家始终在质疑“人之为人”的意义究竟何在。有趣的是（或许讽刺的是），在他们孜孜不倦地对身体的可塑性进行探索的同时，他们的“自我”变得更为清晰。无论艺术家如何不断地运用身体去质疑“人的意义”和寻找“自我的位置”，“自我”的存在永远都无法离开人体的边界。 长岛有里枝（Yurie Nagashi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