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后现代理论、多变的女性气质被广泛接受之前,艺术家克劳德• 卡恩(Claude Cahun,1894 ~ 1954)便已开始探索如何去塑造变幻不定的性别角色。卡恩在其代表作《无效的忏悔录》(Aveux non Avenus)中这样写道:“一个面具套着另一个面具,我始终要去做的就是将这些‘面孔’层层揭开。” 卡恩的双性同体的扮装和她千变万化的性别角色,同样表现在书中一幅由照片、插图、图形、法语和英语文字制作的拼贴画中。通过告诉我们角色扮演是一种伪装,卡恩指出:真实的自我永远不会被揭露,因为它是表演性的,是一个角色而非一个事实。她一生热衷于自拍,通过照片探究“自我”与“他者”间的流动性。卡恩的双性同体的名字(她出生时的名字是Lucy Schwob)、富有争议的诗、男性化的外表以及她对“戏剧性”的深刻理解使其成为后现代性别认同理论的先驱。 卡恩的创作生涯正值欧洲政治剧烈动荡的时期,这种动荡也深刻地反映在二战期间超现实主义与达达主义者的艺术创作中。许多艺术家将照片蒙太奇和拼贴作为自拍照的必要元素,并以此使摄影介入艺术作品。在动荡的20 世纪早期,艺术家普遍使用剪切与拼贴的手法表达自我,其中包括英国超现实主义摄影师约翰•哈维顿(John Havinden,1908 ~ 1987),以及作品带有明显政治寓意的艺术家马克斯•厄恩斯特(Max Ernst,1891 ~ 1976)和约翰•哈特菲尔德(John Heartfield,1891 ~ 1968)。 这一时期(通常指现代主义)是科学技术与暗房技术取得迅猛发展的时期,图层叠加或双重/ 多重曝光法开始出现,许多艺术家开始制作风格抽象、扭曲的自拍照片。旺达•伍尔兹(Wanda Wulz,1903 ~ 1984)用底片叠加的方法将自己的脸与一只猫的脸重合;赫伯特•贝耶(Herbert Bayer,1900 ~ 1985)“摘下”自己手臂上的一块肉来迷惑观者,让人误以为那是拼图玩具中的一块。拉兹洛•莫霍利- 纳吉(László Moholy-Nagy,1894 ~ 1946)的自拍照则更为抽象,他用实物取代自己的脸,使人几乎无法辨认出他的面部轮廓。这些自拍照与他更为知名的实物投影照片(Photograms,一种不使用相机的实物投影法,即将物体放在印相纸上,光照后直接显影)使用了相同的叠加手法,它们之所以被认为是自拍作品仅仅是由于它们被称作“自拍”,且这种摄影技法已成为莫霍利- 纳吉的标志。其他摄影师,例如伊凡•弗亚达瑞尼(Ivan Vyadareny,1887 ~ 1982)、贝伦尼斯•阿博特(Berenice Abbott,1898 ~ 1991)、伽利尔摩•桑索尼(Guglielmo Sansoni,1896 ~ 1974)、埃尔•利西斯基(El Lissitzky,1890 ~ 1941)、拉欧尔•豪斯曼(Raoul Hausmann,1886 ~ 1971)和阿尔贝特•伦格尔-帕奇(Albert Renger-Patzsch,1897 ~ 1966),将具有颠覆性、挑衅性和政治性的元素融入到对自我的描绘中,他们用自我影射时代的荒谬,并以此抛出更多的社会问题。 对镜子和影子的运用值得单独论述,因为这是摄影中十分常见的一种隐喻性的表现手法。我们可以将艺术家在自拍时对镜子的频繁使用看作是他们试图从各个角度观察自我和渴望去捕捉比单纯重复的形象更为个人化的东西。斯坦尼斯瓦•伊洛纳齐•维特凯维奇(Stanislaw Ignacy Witkiewicz,1885 ~ 1939)在其著名的《多面的自拍像》(Multipart Self-Portrait,1917)中用一面镜子创造出万花筒般的效果;伊尔塞•宾(Ilse Bing,1899 ~ 1998)的自拍照片《镜中的自拍像》(Self-Portrait with Mirrors,1931)那看似简洁随意的构图实际上却经过了精心的设计。宾的这张照片反映了拍摄行为本身与其艺术化表现形式的关系,她通过井然有序地安排相机、镜子和脸的位置来实现画面的简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