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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名画总会被偷的——艺术拯救者

查理·希尔是个高个、圆脸的汉子,一头卷曲的褐色头发,戴着厚厚的眼镜。他有一半英国血统,一半美国血统,他的个人履历可不简单,乍看之下,就好像是某位粗心的办事员从好几个人的履历中各自抽取了几张,装订在了一起。出生在英国,在美国长大(还在德国服役两年),希尔曾经当过兵,也曾经是享受着富布莱特奖学金①的学者,在学术界混过;后来当过牧师,再后来他找了一份警察的工作,在伦敦最时髦的街区上踏着步点儿巡逻。 不认识希尔的人要是在街头猛然撞见他,多半会把他当成学者,尽管他脑门儿上的皱纹比一般的学者要少很多;也可能会把他看成商人,每天想的就是如何做到收支平衡和自己的交易底线。凑近一点儿细看看,人们就会产生其他的猜想。希尔走路的时候大摇大摆,仿佛整个人行道都是他家的;他能够显得非常迷人和友善--特别是当谈话的主题转移到了他所喜欢的话题上,比如海军的历史时--但希尔也是不安分的和缺乏耐心的,他的坏脾气经常会毫无征兆地突然发作。他有时怒目圆睁,有时摔打电话,这些显示出这名男子可不是好打交道的。 他的谈吐一般来说还是合乎礼仪的,但是在他的言谈话语中,学者的腔调和警察的腔调会掺和在一起。上一句希尔可能还在很文雅地引用十八世纪英国政治家埃德蒙·伯克对自由的论述,下一句他可能就会破口大骂"臭狗屎"。 希尔的口音也很奇怪。在美国人听来,希尔的口音大致上还是很像美国人的,但还是不太一样--加拿大人?抑或是澳大利亚人?英国人同样难以确定希尔的身世。他会是英格兰人吗?怎么好像还有点儿爱尔兰人的味道? 利用闲暇时间,希尔开始专攻秘密调查活动。在他离奇曲折的生活经历当中,希尔发现自己有着非同寻常的能力,总是可以轻易地在觥筹交错间赢得黑帮分子的信任,或者是在畅游艺术画廊的艺术爱好者当中得到共鸣。希尔的"演技"当真不错,但是与那些性格演员不同--那些人把角色塑造得非常切合其所处的环境,以至于事后他们非常容易被人遗忘--希尔不会让自己过分沉溺于角色当中,反而是故意保留着自己个性当中的奇特部分,显得像个局外人,但是又让人觉得值得与他打交道。 在艺术犯罪的狭小世界里,希尔是最为特立独行的人。无论是违法的一方,还是维护法纪的一方,基本上都会采取谨慎的策略,把那些并非顶尖珍宝的艺术品作为斗争的焦点。从窃贼的角度出发,最值得下手的是那些能够卖出大价钱的艺术品,但不至于名贵到给自己招惹麻烦的地步;而站在负责追查案件的警员的立场上,他的努力方向是提高自己的破案率,所以会追踪那些破案几率较高的案件。长远来看(追踪一幅画甚至要穷尽一生的时间),数量压倒了质量。"我们是撒网捕鱼,"艺术品追查行业当中某个私人公司的老板说,"对于我们来说,这是一个工业化的过程。而查理·希尔的做法则是用鱼竿钓鱼,他总是在找最大的鱼。" 希尔总能钓到"大鱼",这是同行业内其他人无法望其项背的。维米尔、戈雅、提香的失窃名画都在希尔起获的名单当中。在二十年的从业时间里,希尔寻回了众多的大师画作,总价值超过了一亿美元。 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文化传统,就像每个国家都有着各自的文化传统一样。在查理·希尔的家里--他的父亲是一名美国军人,他的母亲则是将魅力与英国式的高贵典雅合于一身的标准美人儿--最喜欢讲的故事总是围绕着以下几个话题:战争、英雄、浪漫、悲剧。查理·希尔就是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下被熏陶出来的。其结果是在他的个性当中有着强烈的两面性,一方面,他是那么投入地相信英雄主义,愿意为了远大的目标努力奋斗,即便成功的希望极其渺茫也在所不辞;另一方面,他又是个彻头彻尾的愤世嫉俗者以及怀疑论者,他从骨子里相信,在一场赛跑当中起决定作用的关键因素不是参赛者的敏捷度,而在于看谁花钱买通了计时裁判。 很多时候,希尔就像是这个世界上年纪最大的童子军。看到那些需要帮助才能过马路的小老太太,他的心都会碎了。在公园里散步时,他沿路捡拾被人胡乱丢弃的薯片包装袋、空啤酒罐,把它们投放到垃圾分类处。只要有朋友乘飞机抵达希思罗机场,希尔一定等在那里热情迎候,无论航班抵达的时间多么不靠谱,无论前往机场的道路上交通状况多么险恶。他的习惯是站在接机人群的最前面,脸上挂满了笑意,手里还会攥着瓶水,以防这趟飞行让他即将到达的朋友口干舌燥。 接下来最有可能发生的事情,是在次日凌晨两点,这些受到款待、酒足饭饱的客人们会发现自己正坐在希尔的车里,而汽车则在高速公路上以超过一百英里的时速疾驰。掌管方向盘的肯定是希尔本人,就算别人再怎么恳求,他也不会把速度降下来。如果身边的朋友们真的被吓到了,希尔会变得越发心满意足。 恐怕再没有比希尔更看重友情的人了,所以才有以上跌宕起伏的转换。在希尔住所的电冰箱上,所有的显要位置都贴满了他与老朋友们的合影;给他打电话的人、他的访客以及他的密友们有很多都是在上小学的时候就结识的。以下情况并非偶尔为之:如果他的美国朋友们有孩子在伦敦上学,无论是遇到了生活中的困难还是害了思乡病,希尔一定会放下手中的事情,火速前去救援。希尔不太擅长劝解别人,不会和别人进行触及心灵的交谈,人们很难想象"来好好儿跟我说说吧"之类的言辞会从希尔的嘴里冒出来,希尔最擅长做的是把旅行和探险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它们所带来的愉悦能够将忧伤阴郁的心情扫除干净。 如果用一幅绘画来隐喻希尔的才华,那将会呈现出奇特而又很不均衡的面貌。画面当中是亮丽的摩天大楼,但它们的周围紧挨着的就是成片的空地和废弃的仓库。希尔是个天才的模仿者,但是在学习语言方面却不可救药。他最大的本领在于他拥有超凡的记忆力。几乎任何事情都能勾起他心中的往事,这些往事中包含了当事者的名字、事件发生的日期,以及逐字逐句地引述当时的对话。 希尔并不唠叨,不像有些鸡尾酒会上的话匣子们那么让人生厌。与之正相反,希尔在与人交谈时的典型特征是思维跳跃,前言不搭后语,很少有人能够理解其中究竟有怎样的关联。譬如旁人谈论起当今的政治问题,希尔很可能会截住话头,大谈乔治·华盛顿在法印战争①中的业绩;而当别人隐晦地提及当下正有某位名人卷入官司接受审理时,希尔的反应可能会是背诵一段影射英国唯美主义诗人王尔德被捕的打油诗。 希尔是个爱憎分明的家伙。规则与精确是他所讨厌的,历史、艺术和地理则让他着迷。逻辑学对他来说犹如紧身衣,而数字则与官僚主义结成了盟友关系,一并成为他的死敌。希尔在讲话中根本不会使用诸如"百分比"、"平均值"之类的词,就像内阁要员根本不可能在晚宴上张口骂街一样。 就连同僚们使用数字描绘艺术犯罪的状况都会撩拨起希尔的火气。"那都是胡扯,"他抱怨道,"人们总是在谈论那些难以置信的数字,但你们看到的所有这些数字全是拼凑出来的。在警方的统计数据当中,有价值的艺术品与那些从露天市场的射击摊位上赢来的地摊儿货没有任何分别。" 希尔会毫无预兆地突然陷入沉默。上一刻他还在喋喋不休地讲着他所崇拜的英雄人物、十四世纪在意大利作战的英国雇佣兵约翰·霍克伍德爵士,以及爵士希望去世之后让乌切洛②为他绘制的肖像的事情,然后,突然之间希尔就变得无声无息。在驾车外出的途中,希尔甚至可能会在车流中停下,紧紧攥着方向盘,陷入静默,周围只有发动机的轰鸣声,偶尔他会评价挡他道的人的屁股几句。倘若是与朋友吃晚餐,希尔会停止交谈,哈欠连天--就算是才晚上九点--宣称自己累散架了,必须回家睡觉。 要是赶上希尔情绪好,他的个人好恶就会压制不住地表现出来。他不会仅仅满足于告诉大家,他的某位朋友比另外一位朋友的人缘儿好得太多了,而是绘声绘色地用形象的比喻来阐释自己的说法:"要是弗兰克去世了,他的尸身会被安放在一条燃烧的小艇上,然后驶向大海;勇士们会在滩头列队敬礼,在他们的身边,是哭泣的妇女和孩子们;但是可怜的乔治就得土葬了,就算他的尸身在那冰冷的棺材里放个响屁,也没人能听得到。" 在不是特别兴奋的情况下,希尔喜欢较为含蓄的表达方式。他经常回忆自己当兵时的很多同伴,那些人"接受了法院提供给他们的就业机会",其实这句话的真正含义是,法官给了他们一次选择的机会,要么去参军,要么蹲监狱。 希尔身上的孩子气相当浓厚。在他看来,打雷挺好的,要是配上闪电就更好了;去郊外远足很不错,要是再有什么由头能让他追赶一辆已经开动的巴士,并且跳上车,那就更爽了。即使只下了一英寸厚的雪,也给了希尔借口,他会穿上大衣、扎好头巾、戴上手套、换好靴子,犹如要去南极洲探险一般,随后他就穿着这么一身行头,跑到秋园①去了。 就算是名不副实的冒险,诸如打雪仗之类,也比完全没有冒险好得多,但是希尔可不是沃尔特·米蒂②,他每日的工作当中照例要对付那些"报复心强、狡猾、粗野的窃贼",对于希尔来说,那些危险不是损失,而是奖励。"我相信查理应征入伍自愿去越南参战的原因,"一位自少年时期就与希尔斯混在一起的老朋友说,"就在于希尔终于发现,在足球比赛中是死不了人的。" 如果瓦利安王子①以及美国当代侦探小说作家雷蒙·钱德勒笔下的硬汉侦探菲利普·马洛在现实生活中确有其人,并且合二为一,大概就会是查理·希尔这副样子吧。 希尔的父亲是来自美国西南部的农家小子,他的母亲则是一位精力充沛的英国妇女,接受过严格的芭蕾舞训练,但后来加入了"蓝铃花凯利"的舞蹈团,跳那种把腿踢得高高的舞。(在金·凯利主演的一部名为《姑娘们》的影片当中,主要角色凯·肯达尔的人物性格就是以希尔的母亲为原型的。)希尔的父母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相识的,恐怕再难找出像他们这样个性迥异的夫妻了。兰登·希尔是在贫瘠的俄克拉荷马长大的,他考入了俄克拉荷马海军电子学院,并通过参军见识到了更广阔的世界;齐塔·韦德林顿,令人尊敬的牧师卡农·佩尔西·埃尔博劳·廷林·韦德林顿的女儿,是在剑桥附近长大的,她成长的环境就像美国人想象出来的英格兰:那是在英格兰的东部,当地的房子大都是茅草屋顶的木结构建筑,酒吧里到处洋溢着喜悦的气氛,还有一座建于中世纪的教堂,教堂的尖顶足有一百八十英尺高,直插天际。村庄的名字活脱脱是从《哈里·波特》里蹦出来的,居然叫做大邓莫、小邓莫、萨克斯蒂德、蒂尔蒂。 齐塔是在一所巨大的田间房舍里长大的,拜访她家的人总是络绎不绝。(她后来的丈夫也是到访的客人之一,齐塔第一次看见兰登的时候,他还是个年轻的空军军官,正与齐塔的父亲下国际象棋。)廷林·韦德林顿是当地的教区长,同时也是一位费边主义①的鼓吹者,用她女儿的话说,是一位"玩儿杂耍的,爱卖弄的人"。英国著名作家切斯特顿是韦德林顿家的常客,大文豪肖伯纳也时常光临,他凌乱的大胡子以及喜欢打地铺、不爱睡在床上的怪癖总是让家中的小孩子们笑话个不停。 那可是一段闪闪发光的迷人岁月。曾经有一次,在H.G.威尔斯家,那时齐塔六岁,有人告诉她准备迎接一位特殊的客人。 "齐塔,来见见查理·卓别林。" 一个小个子、没什么特别之处的男人走了过来,齐塔当场被气哭了。"他不是查理·卓别林。"那个陌生人一听此话就出去了。几分钟之后他又兜了回来,这次他头上戴了一顶高帽子,手里转着一根手杖,那位伟大的男人真的来了。 直到今天,已经八十七岁高龄的齐塔仍然像个早熟的半大孩子一样心直口快,毫无遮拦,因为她知道自己受到所有人的崇敬,没有人会申斥她。她就像站在聚光灯下讲故事的绝顶好手。她会谈起六十多年前与一位叫做迪迪·仲马的年轻人一起在地中海游泳,后者是位英俊的法国小伙儿,正与另一名叫做库斯特奥的年轻人一起对一款水下呼吸装置进行测试;她有好多的战争故事,其中包括自己如何因为被诬陷偷运武器进入希腊而遭到逮捕、关押她的牢房,以及成功逃脱之后如何徒步穿越法国。她还会讲述自己的情郎是如何因为飞机失事而丧命于战争当中(那当然是遇到查理的父亲之前所发生的事情),"那是我生命中最可怕的惨剧"。 查理·希尔就是听着这些扣人心弦的故事长大的,但他自己的童年生活倒是平淡无奇。他的父亲,兰登·希尔是个空军军官,后来调进了国家安全局。齐塔的主要任务就是跟着丈夫的调令东奔西跑。"戴顿、俄亥俄,"齐塔的叹息有些夸张,"哦,那些日子太可怕了。" 查理永远是小镇上新来的孩子,光小学他就上了十几家,有的在得克萨斯,有的在伦敦,有的在科罗拉多,还有德国的法兰克福,以及华盛顿特区。(几十年后,他仍然能够记起当年在圣安东尼奥遇到的坏小子的名字,那时候他才七岁,刚刚从英格兰来到美国,说着一口伦敦腔的英语,戴着羊毛帽子,穿着长袜和短裤。)对希尔来说,长大成人的过程变为了一次漫长的历练,他必须学着如何结交新的朋友,如何跟当地人打成一片。 虽然父母的家世相差悬殊,希尔倒为此感到自豪,"一边是小木屋,另一边则是拥有封号的骑士"。有一组古老的家族照片是希尔最为珍视的,它们记录了他的美国祖先们骄傲地站在俄克拉荷马州印第安人保留地一座粗糙的小屋前面。在希尔看来更棒的是,他父亲的曾曾祖母是纯正的切诺基族①,所以他的祖先当中既有牛仔,也有美洲的原住民。这种血脉的关联老是让希尔去计算自己到底有多少分之一的印第安血统,可惜他在计算方面真的不在行,每次折腾半天,得出的结果都不尽相同。 兰登·希尔的故事就更加缺少愉悦的成分了。尽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毫发无损,但精神上却被伤害得千疮百孔。他是最早攻入达豪集中营②的美军官兵之一,他目睹了那里的悲惨景象,并曾负责卸载填满了死尸的列车车厢,噩梦般的情景让他在余生当中饱受折磨。"他曾经是一个明朗欢快的人,却也抵受不住那般的人间噩梦。"在查理看来,他的父亲就是这样由一位战斗英雄转变成了酒鬼。1966年12月的一天,喝得醉醺醺的兰登·希尔在华盛顿的杜邦圆环下了出租车,关车门的时候把自己的大衣夹在了门缝里,那辆出租车疾驰而去,兰登·希尔被拖曳致死。 半年之后,查理·希尔就自愿应征去越南参战。他老是吹嘘说,自己家的祖上都是战士,所以说,用不着征兵广告多加渲染。从查理的父亲算起,如果把家族当中的父系亲属和母系亲属都算上,可以列出一份在时间上毫无间断的战士名单,一直能够上溯到1812之战和法印战争。再往前数,就会有点儿含混不清了,但是希尔家族第一位当过战士的祖先,曾在1400年前后参加过爆发在苏格兰的一起小规模的战争,甚至在《切维·切斯之歌》中露了一小脸。希尔兴致高昂地引述其中的字句:"好侍从威德灵顿,就算双腿被砍断,就算心情悲痛,也要用残肢行走。" 在驾车外出的途中,只要看到了赞颂落难英雄的碑记或者铭文,希尔肯定会急刹车,停下来大声诵读碑记上的文字,他还时常会在战士公墓里满怀哀伤地做一次巡游。他反对越南战争,但是他渴望冒险,不惧危险。况且在他看来,只要战事一开,把当兵打仗的责任都交给穷苦人是不公平的。在"一知半解的理想主义思想"的挑动下,希尔放弃了已经上了两年的学业,跑去参战。"不管怎么说,我当时确实是个一知半解的学生。"希尔欢快地说。 希尔是他所在战斗小组当中唯一的大学生,其他人要么是穷苦的黑人,要么是来自乡下的白种人。在这个战斗小组全部十五人当中,有十二人战死或者负伤。希尔则在这次丛林冒险中全身而退,并且体会到了在战火之下会是什么样的感觉,同时也学会了如何猎杀融入了夜色中的敌人。 更重要的是,希尔懂得了一些关于自己的道理,而那也是他非常渴望了解的。报道伊拉克战争时阵亡的美国《大西洋月报》记者迈克尔·凯利曾经说过,许多男人"一生当中竭尽全力想要求得一个答案:自己究竟有多么勇敢?战争给了这些人获取这个答案的特别机会……这个问题是你自己提出来的,只能你自己来解答,它摆在你面前,也摆在其他每个人面前。这很有趣,因为你知道周围的每一个人都怀有这样的疑问,正如你自己怀有疑问那样。而一旦你了解了答案,你就能够终生牢记"。 凯利说的话或许是对的,并不是绝大多数男人都想要知道自己有多么勇敢,但希尔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却充满了渴望。尽管他经受了这次自我考验,可还是没能在成功之后感觉安逸。事实证明身体上的勇猛只不过是个简单的事实,就像身高六英尺或者长着褐色的头发一样,而精神上的勇气--在面对反对意见时候遵从自己的良心--才是更珍贵的,也是更让人仰慕的。很显然,凯利的问题是个错误的命题。 在越南,希尔多次面临道义上的抉择。在突袭了敌人的一座营地之后,希尔和他的两位同伴发现这座营地是已经废弃的,里面只有一个受伤的老头儿,估计是为北越部队充当向导,带领他们穿越山区的山地居民。希尔的两名同伴想要开枪打死那个老头儿,但希尔插手阻止,救下了老头儿的命,最终一位上尉调来了直升机,把老头儿疏散。那两位士兵当中的一位恶狠狠地警告了希尔,下次再有战斗的时候,当心看好自己的身后。 服役期满以后,希尔离开了部队,回到了他在华盛顿特区的家。这个时期的他感到无所适从,他的头脑很冷静,却为自己在战争中看到的一切感到沮丧。对于未来,他没有任何计划。如果说是艺术救了希尔的命,应该也不算太过分吧。 "那时在国家艺术画廊,每个周日的早上都会放映肯尼思·克拉克①制作的系列专题片《文明》,"希尔回忆道,"晚上我在那里当安全警卫,但我醒得很早,我会紧紧地盯着大屏幕看,就像被催眠了一样。我喜欢那部片子,它打开了我的眼界。以前我就已经看到过很多艺术品,我的母亲曾带着我和我的姐妹们去过佛罗伦萨,去过华盛顿的国家艺术画廊,也去过伦敦的国家艺术画廊,我还去上过艺术课程,但我从来没有就艺术问题接受过系统完整的教育。 "那时的我刚刚从一年的丛林战争中摆脱出来,是艺术,让我重新融入了文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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