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名画总会被偷的——艺术小分队

在艺术犯罪的世界里，伦敦是必经之路之一。（尽管发生过损失惨重的加德纳博物馆失窃案，但美国跟伦敦比简直是死水一潭。）每个罪犯都知道，只要被追踪的对象离开了自己的管辖范围，负责追踪案犯的警察常常会失去兴趣（或者失去管辖权）。另外，艺术还真的是无国界：一幅从日内瓦的画廊里盗走的梵高的绘画，被走私到了罗马后，一毛身价也不会跌。 各国的法律规定千差万别，这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艺术品的走私。例如在意大利，如果有人从一位合法的经销商手里购进了一幅绘画，那么他马上就会成为这幅作品的合法拥有者，不管这幅画是不是偷来的。日本在这方面简直是持鼓励态度：只要经过了两年，任何失窃的艺术作品就都可以合法地进行买卖。因此，窃取一幅画作，找个地方藏上两年，再拿到日本出售，买主就可以正大光明地把这幅画挂起来，供全世界瞻仰。与之相反，美国的规定是"任何人都不得销售并不属于他的东西"，其结果必然是"买家需谨慎"。如果一位美国人哪怕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买了偷来的艺术品，原主人仍然可以要求归还。 这一切导致偷窃来的绘画和雕塑会展开漫长而又迂回曲折的地下之旅。这个过程必须神不知鬼不觉，因为没有一个有名望的商人会经销贼赃。早些年，哪怕再小心的经销商也会不知不觉犯这样的错误。现如今，有了完备的计算机数据库，再指望经销商一时疏忽几乎是不可能的了，至少对那些杰作来说是如此。 那些被偷走的艺术品多半会几经转手，在通常情况下，这个链条上的人都只知道上下家是谁。那些栖息艺术高枝上的博物馆馆长们会频频接到暴徒们勒索赎金的电话。这些人绝不会冒险进博物馆，除非意图打劫。那些住在始建于几个世纪前的古堡里，坐拥贵族封号的名流贵胄们，他们名下的绘画会落入某个末流毒品贩子之手，被塞进超级市场的购物塑料袋里，藏匿于火车站的存物柜中。 艺术小分队的工作就是要摸清其中离奇曲折的过程，探寻失窃艺术品可疑的倒手途径。 艺术小分队很小，经常得到口头表扬，但很少得到实际好处。这个小团体隶属规模庞大的"严重及有组织犯罪调查组"，其成员从来没有超过六个，经常只有那么两到三个人，甚至某些时候索性被暂时地解散。在苏格兰场里面，政治是一项残酷而复杂的游戏。对于艺术小分队这样没权没势、风雨飘摇的小团体，被打着"内部重组"的旗号取消的可能性极大。 这个问题一部分可以简单归结为"艺术"与"文化"有关，而在充满着阳刚气息的警察行业中，像"艺术犯罪"这么琐碎的事情总让人心里犯嘀咕。负责艺术品罪案的探员们总是忙不迭地撇清自己。"人们老是对我说'你肯定对艺术特在行吧'。"迪克·埃利斯说，他已经在艺术小分队待了十年，是这里最资深的人之一。"事实上，我他妈对艺术知之甚少。" "警察们不会以那种方式和我们说话，"查理·希尔表示，"但他们会在心里嘀咕，'无论如何，那些画真有那么重要吗？'话里话外的意思是:'你看见一幅，就等于看见了所有的。'" "很难跟不同看法的人争辩，"希尔接着说，"尤其当你面对的是一些彻头彻尾的不学无术的家伙时。就算你说得舌灿莲花，他们也会一门心思认准你就是个把绘画看得高于一切的唯美主义者。" 一般来说，警察们总是会对罪案的受害者抱有同情心。但一位头上被敲了一记的老头儿可是个例外，他名下的产业包括一幢拥有一百个房间的豪宅，他的土地绵延一千英亩。他丢失了一幅名画，那是他的曾祖父在一个世纪以前买下的。鉴于所丢失的不过是一幅画，况且还剩下很多幅绘画好端端地挂在墙上，该有的同情心自然挥发得无影无踪。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警察常常心不在焉，并且有意冒犯事主。也许是这位阔老头儿颐指气使的劲头让人生厌，也许是他的跟班们犯下了致命错误，把警察们像仆人一样使唤。这就足够了。 只有在极少的情况下，比如失窃的艺术品是国之瑰宝，或者是窃贼在作案的过程中朝人开枪--警方才会重点考虑追查失窍的艺术品。通常情况下，警方会理所当然地（但悄不出声地）认为那个小老头儿应该庆幸损失轻微。他这样的名人那么有钱，应该给那幅画上了保险，不管怎么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说到保险，警察们据常识作出的推测--实际上窃贼也这么想--很可能是错误的。说出来简直让人难以置信，很多价值百万的画作其实是没有上过保险的。以英国为例，那些被收入公共博物馆永久珍藏的艺术作品基本上都没有上过盗抢险，甚至连大名鼎鼎的国家艺术画廊和泰特现代美术馆也是如此。其基本原理是"不能两次把国库的钱花费在同一件事情上"。换句话说，纳税人已经提供了购买那些艺术品的钱，就不应该再负担给它们上保险的钱了。 当那些伟大的绘画作品从一家博物馆转移到另一家博物馆以供展出时，它们确实保过险了，但这种保险是"从钉子到钉子"的。它只管从艺术品被搬离它原来所在的博物馆的墙上时开始，到被重新挂到原来的那颗钉子上为止这段时间。绘画作品所属的博物馆平时都只给它们上意外损害险，不上盗抢险。首先意外损害对博物馆来说简直是噩梦，它会把艺术品彻底损毁。至于盗抢，一次顶多就损失那么一两幅画，况且这也被看做是保安与监控责任范围内的事情，跟保险公司没有什么关系。因此，《呐喊》没有上过保险。 美国人的政策与欧洲人截然不同，美国的博物馆都会为自己的藏品上盗抢险。连较小规模的博物馆都可能规定为馆藏艺术品投保五百万甚至一千万美元，世界知名的大博物馆所投的保险金额可能会达到五亿美元。 当然了，也有例外，加德纳博物馆更是例外中的例外。这座博物馆以及它所在的那座仿意大利风格的宫殿都是伊萨贝拉·斯图尔特·加德纳的遗产，她是一位行为古怪的波士顿社交名流，也是一位艺术赞助人。绰号"杰克太太"的她死于1924年，但她仍然活在由她的密友约翰·辛格·萨镇特绘制的那幅著名的画像中，活在无数耸人听闻但令人起疑的奇闻轶事中--人们传说"杰克太太"喜欢用链子牵着一头小狮子在特里蒙特街上散步--尤其爱在她的博物馆里散步。多年来加德纳博物馆也是她的住所，她的房间在四楼，下面的三层楼摆满了她精心收集来的各种宝贝。"杰克太太"在遗嘱里写明，所有的藏品都要按照她生前摆放的位置进行陈列。不得出售任何一件东西，甚至移动位置都不行。任何新的艺术品也别想挤进来。 这份遗嘱所带来的结果之一是，尽管过去几十年来波士顿变得越来越繁华，加德纳博物馆所在的广场街二号依然像绿洲一般宁静，而它带来的另一个结果是，加德纳博物馆的托管人决定不再投保盗抢险。说到底，为艺术品投保通常是为了一旦艺术品被偷或者遭到损坏，可以用保险金购买其他艺术品作为替换。然而倘若所有的藏品都不得被替换，那么年复一年地给保险公司送钱还有什么必要呢？为这些馆藏艺术品投保甚至更有可能把贼招来，那些窃贼们相信，他们可以偷走那些画作，并以此勒索赎金。（托管人的理由看来很充分。与之相反的另一派观点--万一发生失窃，博物馆至少可以从保险公司那里得到一张支票，总比鸡飞蛋打好--落败了。） 所以，当1990年冬天窃贼们潜入加德纳博物馆，窃走了价值三亿美元的艺术品之后，加德纳博物馆没有得到一个子儿的补偿。 私人收藏家往往也很轻率。其中有些人目光短浅，另外一些人，特别是那些继承了颇为值钱的艺术名品的人，往往努力保持低调，因为他们担心会引起税务当局的注意；此外还有那些没落的贵族们，如今他们有土地有产业，但没现金，而且他们会更愿意把钱用来整修面积足有两英亩的石板屋顶，或者把有上百年历史的铅皮水管加以翻新，而不会为已经经历了一代又一代人、蒙上了厚厚尘土的古旧帆布投保。 有鉴于艺术品投保的保费非常低廉，竟然有那么多的人选择不去投保真是让人难以置信。现行的艺术品投保费率仅为百分之零点几，大致与住房保险的费率持平；一幅价值一百万美元的绘画每年所需的费用不过几千美元。投保费率之所以这么低，是因为艺术品被窃取的风险低，所以很多艺术品拥有者选择了撞大运。以布克鲁奇公爵为例，他所拥有的艺术品总价约为四亿英镑。其中仅失窃于2003年夏天的莱昂纳多·达·芬奇的《纱槌圣母》就价值五千万英镑左右。然而布克鲁奇公爵为自己所有藏品投保的金额仅为三百二十万英镑。 警方对艺术犯罪的忽视并不能简简单单地归结为他们下里巴人的习气。警方的经费捉襟见肘，并且随时都面临着各种危险。他们必须作出选择，找出最需要他们全力以赴进行侦查的案件。大学哲学系一年级新生遇到的两难问题，在警察们的现实生活当中每天都在上演：你究竟是去解救困在失火的房子里、透过窗户呼救的人，还是去拯救悬挂在壁炉上方的那幅伦勃朗的画作呢？ 公众们也希望警方专注于真实的犯罪，而不是那些被窃的艺术品。悬而未决的暴力袭击事件是丑闻，失窃的名画只是谜案。警方实际上也没有选择的余地，他们必须全力以赴，证明自己正在大力打击那些上了电视新闻以及小报头条的犯罪事件。"如果我们发现某个毒品贩子是恋童癖，同时还卷入了与艺术品、古董有关的罪案，那么这事儿就好办得多了，"一位追踪艺术品窃贼长达三十年的探员慨叹道，"但一个恶棍的犯罪事实仅限于艺术品、古董的圈子时，警方根本就不会在意。" 就在艺术小分队的头头约翰·巴特勒给查理·希尔打去电话谈论《呐喊》失窃一案的同一天早上，伦敦《泰晤士报》就这桩窃案发表了一篇社论。"谁能把这样一幅画卖出去呢？"这份报纸困惑地问，"它会被藏到哪里去呢？又有谁敢于买下这样一幅失窃的珍宝呢？除非是某位极其崇拜蒙克并且又患有强迫症的百万富翁，否则有谁会甘冒奇险买下这幅画，只为了在午夜偷偷溜进可能藏有《呐喊》的漆黑的小房间呢？" 上面这些问题都提得合情合理，但如果有谁敢对艺术罪案探员提出这些疑问，肯定会招致劈头盖脸的一顿臭骂。原因之一是没有耐心，他们有工作要做，任何对他们喋喋不休的外行都让他们觉得讨厌，这情形就像初学走路的孩子无休止地问"为什么啊？爸爸，告诉我为什么啊"一样。如果想要诚恳地作出回答，势必引起长篇大论并身陷其中。艺术品窃贼的动机就像是调和而成的毒药，心理因素和经济因素同样重要。仅仅把窃贼的行窃动机归结于金钱是错误的，就像一位行家为了某幅画一掷万金，并不仅仅是因为其动人的魅力。 确实，刚开始时是因为窃贼们相信风险很低，而潜在的回报又足够高。至于到哪儿才能找到合适的买家则先不予考虑。也许会是一位不诚实的收藏家，也许是气得发狂的画作拥有者，也可能是拥有者投保的保险公司。（如果某幅名家画作不幸失窃，就会随之出现各种启事，承诺说要为提供寻回失物线索的人颁发赏金。根据悬赏金额的多少,地下交易有一条不成文的铁律，失窃艺术品的黑市价通常仅为其正当价格的十分之一。） 如果单纯从商业价值的角度来判断，盗取顶级的绘画珍品简直就是为笨蛋准备的游戏。诱惑是巨大的：就像海洛因和可卡因一样，价值数百万美金的大师名作并不占用太大的空间。走私夹带毒品是非常危险的，而转运艺术品却很容易。任何一名船主都可以带着一幅画环绕半个地球。如果一个骗子想要绕开UPS或者联邦快递这样的货运公司，同样易如反掌。他可以大摇大摆地通过海关，行李箱里就藏着一幅伦勃朗的名画。万一海关检查员表露出一丁点儿怀疑，窃贼可以搪塞说这是他从一名有上进心的学生手上买来，为了装点自己的起居室用的。 但万事有利也有敝。其他那些兼具价值高昂、体积很小这两项优点的物品--毒品、钻石、珠宝、金银工艺品等等--要么是难以辨识的，要么是可以很容易改换外观的。偷来的项链上镶嵌着的红宝石和珍珠一旦被摘下来，它的出处就再难分辨。钻石可以被重新切割。从考古发掘现场劫掠来的古董--警方以及业内专家对它们还一无所知--可以堂而皇之地叫卖，不用担心招来愤怒的所有者要求索回自己的财物。 艺术品就不同了。伟大的绘画拥有着独一无二的"身份"（也许可以骗过昏昏欲睡的海关人员，但绝对骗不过那些潜在的买家）。况且，要对大师的画作进行伪装就相当于动手毁掉它。此外，一幅绘画的身份证明并不仅仅局限于画布之上。每一幅重要的绘画作品都有一份书面记录，就如同一份家谱，依据它就可以了解这幅作品是怎样由一位所有者传递给下一位所有者的。如果一幅画作没有被记录在案，任何一位遵纪守法的买家都绝对不会相信它是真品，更别指望他们会轻信一位满口花言巧语的陌生人是那幅名画的合法主人了。 如果窃贼们像正常人那样思考问题，上面提到的那些不利因素肯定会让他们远离艺术品。然而《呐喊》的遭遇以及其他举不胜举的案例已经证明窃贼们简直是不屈不挠。艺术小分队近些年来的研究结果表明，窃贼们盗取艺术品的目的还在于显示他们的情绪是多么高昂，他们的战利品是多么耀眼，他们的事迹是如何占据了报纸头条，他们要让那些有权势的人对此产生深刻的印象。当然，窃贼们乐于盗取艺术品也是因为可以把它们作为黑市上的硬通货，用来与自己的同行们达成交易。对于警察来说，追踪失窃的艺术品就如同努力追赶到处蹦跳的皮球：一幅从法国风景区多尔多涅的度假屋里偷来的毕加索，经过某个法国黑帮之手，被转卖给阿姆斯特丹的某个黑帮，后者又把它转卖给了土耳其的毒品贩子，接下来它又被当做购买一批海洛因的预付款，出现在了伦敦的街头。 当那些特别著名的画作遭遇窃贼的黑手时，后者的犯罪动机往往是为了获得自我吹嘘的资本，并且用实际的战利品加以证明。成功地窃取一幅大师的画作会让下手的窃贼们名声鹊起，他们会因此受到团伙内其他成员的羡慕甚至敬仰。至于这幅作品在艺术方面的成就有多高，那就不是窃贼们需要考虑的事情了；他们中没有几个艺术鉴赏家，简直可以说一个都没有。一幅标价五百万的伦勃朗的画作会招致窃贼们的觊觎，只因为它意味着功成名就。在其他的圈子，功成名就的内涵可能会转化为一辆劳斯莱斯，或者登上珠穆朗玛峰，或者猎杀一头狮子，然后把狮子的头挂在自己家的墙上。 作案的手法越是奇怪，越可能取得宏伟的战果。比如，1997年，伦敦的一名窃贼溜溜达达地进了豪华气派的勒菲维尔画廊（LefevreGallery），询问某幅画作是否出自毕加索的手笔。得到肯定的回答后，他掏出了一把霰弹枪，摘下那幅画就跑，逃到了一辆在门外等候的出租车上。在这起案件当中，风险和潇洒是最为关键的因素--光天化日之下，在市中心，一次武装抢劫，得到的是最高等级的战利品。哪个雄心勃勃的年轻窃贼能抵御这样的诱惑？ 如果问到为什么窃贼们总是会犯下形形色色的案子，不断地刺激探员们的神经，那是因为罪犯们都是些心理复杂的、让人难以理解、爱惹是生非的家伙，这一点探员们早已心知肚明。为什么窃贼们会盗取艺术品？探员们经常会提高声调吼出一句简短的话："因为他们就这么干了。"听起来这更像一句阻止别人继续问下去的警告，而不是一个回答。那么，为什么总会有人欺凌弱小呢？为什么黑帮分子会枪击他们的对手呢？ 还是重新回到主题上来吧，为什么窃贼会向大师们的名作下手呢？ "因为他们想，而且他们也办得到。" 《呐喊》失踪之后，挪威警方总在琢磨，究竟会是谁干的呢？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他们又给自己追加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到现在我们还没有听到关于窃贼的半点风声呢？ 从一开始，挪威警方就推断窃贼们盗取《呐喊》的目的是用它勒索赎金。毕竟艺术品绑票与真正的绑架案相比有很多的优越性。对于偷来的艺术品，完全用不着供它吃喝，也用不着没日没夜地看守着它并且让它保持安静；一幅绘画绝不可能奋力搏斗，也不会尖叫救命，更不可能在法庭上提出证控。就算事情干砸了，警方就快找上门来了，一幅绘画也可以很方便地被丢进垃圾桶，或者被团巴团巴付之一炬。 日子过了一天又一天，过了一周又一周，偷去了《呐喊》的窃贼们依旧了无声息。 从《呐喊》失窃的那一天起，苏格兰场就在考虑着是否需要介入此事，那时他们还没有任何官方身份。在苏格兰场艺术小分队的探员们看来，头一项挑战，在于找到某种办法，把窃贼们诱出他们的隐蔽所。 "有没有什么计划可以提交？"约翰·巴特勒问查理·希尔。 "给我一刻钟，让我盘算盘算。" 这是1994年2月的一个周一的早晨，天气寒冷，天色黯淡。巴特勒在伦敦，希尔则碰巧被指派到欧洲警察组织去办事，后者是国际警察组织在欧洲的分支机构。希尔当时在荷兰海牙的一座潮湿寒冷的混凝土结构大楼里，外面是一条繁忙的公路，以及一条已经上冻的运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所房子曾是盖世太保的分区总部。 对于一位像希尔这样不知疲倦、喜怒无常的男人来说，要是把他局限在办公桌旁，他会觉得自己的生活简直如炼狱；没有什么比对付一伙儿狡猾的、心狠手辣的歹徒更刺激的了。放下电话听筒，希尔把自己舒舒服服地靠在椅背上，伸开两条大长腿，闭上眼睛，开始努力让自己进入角色，试着扮演一名窃贼，而这位窃贼盗走了二十世纪最伟大的艺术品之一。 怎样才能把那些窃贼诱骗出来呢？希尔回顾了一下以往自己扮演过的角色。通常他会扮作一名来自美国或者加拿大的商人，或是一个总在奢华地旅行、穿梭在浮华圈子里的独行客，也可能是一位喜欢外出、喜欢交谈、喜欢喝酒到深夜的人，而且慢慢大家会发现他可以一边微笑，一边高声怒喝。 这些私人场合中的"表演"--包括观众--由希尔当时的工作需要而定。这个星期，希尔可能会把自己扮成一名寻思着购买伪钞的江湖骗子，而下个星期他可能会摇身一变，化作一名不诚实的艺术品收藏家，到黑市上寻找一幅失窃的绘画。当扮演江湖骗子的时候，希尔会满嘴脏话，疯疯癫癫；而在扮演艺术鉴赏家时，他就不再骂骂咧咧、虚言恫吓，而是照希尔自己的话说，要表现出"艺术气息"。一段关于威廉·透纳①光影手法的独白应该很管用。 希尔的考虑时间有点长，应该已经超出了他许诺的十五分钟，但也没超出多少。他对自己笑了笑，随即拿起电话，把计划告诉了巴特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