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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威，奥斯陆 1994年2月12日，早上6点29分 趁着挪威冬日黎明前的黑暗，两名男子开着一辆偷来的轿车，停在了国家美术馆（NationalGallery乯--挪威最卓越的艺术博物馆之一--门前。他们没有熄火，冒雪下了车，在美术馆外墙下的灌木丛中，他们搬出了前一晚预先藏好的梯子，悄无声息地把它靠在了墙上。 美术馆的里面，一名警卫待在温暖的地下监控室里,他的巡视任务已经结束，现在需要填写值班日志了,这差事很无聊，好在他已经完成了对美术馆内部和外部的巡查，当晚的气温已经降到了华氏十五度（摄氏零下九度）。他接手这份工作只不过七个星期。 这名警卫很吃力地应付着眼前的一摞备忘录，就像一名应付家庭作业的学生。在他桌子的前面，是十八部闭路电视监视器。其中一个屏幕突然有了些动静--监视器的黑白画面比较昏暗，因为太阳还要再过一个半小时才会升起，但画面所反映的情形还是足够清楚的。一名紧裹着大衣的男子站在一架梯子的顶上，戴着手套的双手稳稳地把着梯子，他的同伴也开始顺着梯子向上爬了。警卫还在努力地与他的值班日志搏斗着，完全忽略了面前的监视器。 梯子的顶端靠在博物馆二层一扇高大的窗子下面，在那扇窗子后面的房间里，挪威最伟大的艺术家爱德华·蒙克的作品正在做集中展示。墙上挂着蒙克的五十六幅绘画作品，其中的五十五幅作品鲜为人知，大概只有研读美术史的学生会对之有所了解，但剩下的一幅却闻名于世，是像《蒙娜丽莎》（MonaLisa）或者梵高①的《星夜》（StarryNight）那样受到举世敬仰的永恒之作，无数的海报上，无数人的卧室里，无数办公室的墙上，都能找到它的踪影，它的形象会出现在卡通片里、T恤衫上以及明信片上。它就是《呐喊》（TheScream）。 扶梯上的男人站在了最后两级梯子上，却又失去了平衡摔到了地上。他笨手笨脚地爬了起来，重新蹬上了梯子。对于外面发生的这一切，稳坐在地下监控室里的警卫没有丝毫察觉。这一次，闯入者爬到了梯子顶端，用锤子敲碎了窗户玻璃，并把几块碍事的碎玻璃敲掉，随后翻进了博物馆。警报响起。地下监控室里的警卫开始咒骂这该死的警报器为什么老是失灵。他走过电视墙，径直奔向了控制台，他关闭了警铃，丝毫没有注意到墙上的某个监视器里，正显现着窃贼的身影。 窃贼转向《呐喊》，后者就悬挂在距离窗子仅有一码远的墙上。他剪掉了悬挂画框的金属线。《呐喊》的幅面相当大，估摸得有两英尺宽、三英尺高，再加上华丽的框架以及前后都嵌上了起保护作用的玻璃，它的整体分量相当重，很难被送出窗户，并沿着一架光滑的金属梯子搬运到地面上。窃贼尽力把身体探出窗外，把画框贴在了梯子上。"接着点儿。"他轻声提醒自己的同伴，随后就像一位把自己幼小的孩子放到雪橇上并把雪橇送下陡峭的坡道的父亲一样，放手让画框滑了下去。 站在地上的同伴攒足了力气，接住了滑落下来的画框。接着这两名男子跑到了车里，把他们价值连城的猎物藏到了汽车的后座上，开足马力绝尘而去。他们在博物馆里待的时间总共不过五十秒。在不到一分钟的时间里，这对窃贼拥有了一幅价值高达七千二百万美元的名画。 事情的全过程容易得难以想象。"有组织的犯罪，挪威人的风格。"一位苏格兰场的探员事后惊叹道，"只不过是两个男人，外加一架梯子！" 早上6点37分，一阵冷风吹进了黑暗的博物馆，那扇被打破的玻璃窗的窗帘舞动起来。一部动态监控器触发了第二遍警铃。这一次那位年轻的警卫，二十四岁的吉尔·本特森才意识到肯定有什么状况发生了，惊慌失措、手忙脚乱的他颤巍巍地估量着眼前的形势，不知道该做些什么才好。自己探查出发生了什么情况？赶紧报警？此时本特森还是没有注意到那台最关键的监视器，它显示出有一部梯子孤零零地倚靠在博物馆正面的外墙上。他没意识到，警报声是从十号展厅传出来的，那里陈列着《呐喊》。 本特森给他的上级主管打去了电话，后者正躺在床上，半梦半醒。本特森磕磕巴巴地汇报了情况。在他汇报的过程中，警报声又一次响起。此时是早上6点46分。本特森的主管已经完全被吓醒了，他咆哮着要本特森火速报警，并检查监控系统。几乎就在同一时刻，一辆在奥斯陆空旷的街道上做例行巡逻的警车刚好开到了国家美术馆附近。只是匆匆一眼，警察就看到了构成这次罪案的关键要素：一个漆黑的夜晚，一架梯子，一扇破碎的窗户。 警车来了个紧急刹车，一名警察用车载电台通报发生了罪案，另外两名警察则向博物馆跑去。首先到达的警察顺着梯子爬了上去，眼看就要爬到梯子顶端的时候，他立足不稳摔了下来，就像不久之前的那位笨贼一样。 这下又得用到车载电台了，警察需要另一部巡逻车前来增援，并帮忙把摔伤的同伴送往医院。随后他们冲进了博物馆，这次他们是沿着楼梯冲到了楼上。 警察们径直冲向了那架梯子可能通向的房间，一股刺骨的冷风正从破碎的窗子吹进来。黑漆漆的房间里，沿墙挂满了绘画，但就在面向大学街的那扇高大的窗户边上，却留出了一块醒目的空白。在随风飞舞的窗帘边上，踏着满地的玻璃渣子，警察开始勘查现场。一把钳子躺在地板上。有人留下了一张明信片。 罪案发生的这一天是个礼拜六，但它可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礼拜六。2月12日是1994年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第一天，这届赛事是在挪威的利勒哈默尔市举行的。对于绝大多数挪威人，对于那些政客、特别是文化艺术界的头面人物来说，这自然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可以吸引到全世界的关注。 本届赛事的开幕式华美壮丽、气氛欢快，电视观众预计将达到二点四亿。说到"挪威"这个词，恐怕绝大多数人都难以产生比较切实的联想。一般人能够想到的无非是白雪、峡湾、松树，也许还有驯鹿，可能还有金发碧眼的女人。但这些联想似乎同样适用于"瑞典"。如果要说出一个挪威名人的名字，估计绝大多数人的脑海里都会是一片空白。 在挪威各级政府官员的心目中，这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是一次扫除外界的无知的大好机会。当全世界的观众围坐在电视机前，他们将会看到举国欢庆的场面。他们将会看到一个最完美的挪威。 电视观众确实看到了一次庆典，但却被震惊和骇人听闻的行径毁了兴致。"在这样美好的氛围下，"挪威文化部长评价说，"真是难以相信竟然会发生如此丑恶的事件。" 窃贼们的心态绝不会像文化部长一般忧郁。在拿到《呐喊》之后，他们故意留下一张明信片，成心要让警察找到。明信片上的图案取自挪威艺术家马利特·瓦勒（MaritWalle）的一幅绘画，后者擅长把日常生活中的情景转化为充满喜庆的卡通形象。比如瓦勒绘制的《荷尔蒙过剩》（RagingHormones），描绘的是两位灰色头发的主妇，她们在海滩上端着望远镜，眼巴巴地端详着周围的年轻后生们。看来窃贼们在寻找合适的明信片时也颇费了一番思量，他们看上的这张明信片，其图案取自瓦勒的《一段美好的故事》（AGoodStory），画面上是三名正在肆意狂笑着的男子，脸憋得通红，用拳头捶着桌子，笑得几乎喘不上气来。在明信片的背面，窃贼们留下了一行潦草的字迹："感谢可怜的保安系统。" "可怜"都不足以形容挪威国家美术馆的保安系统。"所有的窗子都销上了，"馆长克努特·伯格对记者说，"我们没想到窃贼居然会从破碎的玻璃窗里爬进来。窗框上还残留着很多玻璃渣子。换了是我，绝对不敢从那中间钻过去。" 事情很快就明朗了，挪威国家美术馆的官员们犯下的错误不是一个两个，而是一连串。《呐喊》本来是陈列在美术馆的三楼的，却被调整到了二楼。这当然对参观者来说方便多了，因为更加靠近街道，但基于同样的原因，窃贼们的兴趣也被勾起来了。克努特·伯格出任馆长已经有二十年了，这二十年间他一直在与那些控制着美术馆财政预算的政客们周旋。现在，即将退休之际，他安排了一出让世人愉悦万分、不可错过的展览盛宴。看着自己的属下们把展厅布置好，想着即将到来的美好前景，伯格的心里乐开了花。 与伯格相比，国家美术馆保安部的主管就要警觉得多。"从1994年1月到5月，"他在给所有警卫的备忘录中写道，"爱德华·蒙克的画展将在二楼的九号、十号、十二号展厅进行。摄像头……都必须彻夜工作。夜间值班的保安员必须不断变换巡视路线，并且要对美术馆的外墙保持特别关注。这是一次独一无二的展览，又是在二楼，我们必须格外注意这一点。" 把《呐喊》搬到二楼是一个重大的失误，而把它安置在紧邻窗户的位置更是加重了这一失误。雪上加霜的是，这个砖木结构的古老博物馆没有在窗户上安装护栏，窗框上的玻璃也都是些普通的玻璃，不是强化玻璃。《呐喊》没有被固定在墙上，而是用普通的金属线挂着，就像一幅悬挂在普通房间里的普通画作，此外，它也没有与警报系统连通起来。 窃贼的准备工作相当精细。他们偷偷摸摸进行了一些勘查。比方说，他们发现夜间值班的保安大概在凌晨六点左右收工，然后就回到办公桌边。窃贼的踏勘工作大都是轻轻松松地公开进行的，他们混进了欣赏"挪威文化节"的人流里。他们发现，美术馆里的监控设备已经过时，有些很关键的场所是无法照顾到的，而在十号展厅，压根儿就没有设置监控探头。 像很多出色的方案设计者那样，窃贼们让事情尽量简单化。他们把全副注意力都放在《呐喊》上，完全抵挡住了顺手偷走其他展品的诱惑。他们也没有处心积虑地想着割断电话线、解除警铃以及实施其他类似的方便行窃的手段。速度是关键，只要他们能够以足够快的速度潜入并且逃走，即便最好的报警系统也只能演奏演奏背景音乐。 窃案发生的前几天，国家美术馆附近一处工地上的工人留下了一架梯子，而在窃案发生前的几个小时，窃贼们趁着夜色偷走了它。（施工现场刚好是挪威头号大报--《世界新闻》的办公大楼，试想一下，一家理当在罪案发生后刊载消息、谴责恶行的大报，反倒在罪案实施的过程中起到了某种作用，这不能不说是一大辛辣的讽刺。） 在罪案发生的前一天，窃贼们偷了两辆车，一辆马自达，一辆奥迪。两辆车的车况都很好，内部空间宽大，适合装载笨重货物，行驶速度也很快。马自达是窃贼们逃离美术馆时使用的车辆。开出了几个街区之后，到了他们停放奥迪车的地方，窃贼把《呐喊》一并转移到奥迪车里，这是为了防备万一有目击者看见他们驾驶马自达从美术馆逃离。随后窃贼们就分道扬镳，各奔东西。 短短几小时之后，全世界的各个角落，只要是有电视机的人都知道了这桩窃案。在挪威，精神亢奋的记者们面对着摄像机的镜头喋喋不休，国家美术馆的官员们则心情沉重地拿出从礼品店里买来的这幅失窃名画的大幅海报。一天之前，《呐喊》还沐浴在无上的荣光里，而现在，它的位置却被一幅镶嵌在粗糙画框里的廉价仿冒品所取代，在这张海报的下面，只有一个简简单单的手写体标签：失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