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本上的城市——前言 在常与非常之间

    请原谅在这本书的目录里,我写下了太多的“非常”,这可能缘于我的职业偏好,当记者的总是好奇非常之事,这也是这个职业惹一些人生气的原因之一。     “非常”之“常”,乃“常识”之“常”。在大学新闻系读书的时候,在揣着记者证游走于大街小巷,去面对一位又一位“非常人物”,目击一场又一场“非常事件”的时候,我想得更多的却不是“非常”。     不知“常”岂知“非常”?我在想,人类能够走到今天,总是靠着一些常识的。     “常”与“非常”,就像“生”与“死”那样互为表里。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我愿把它掉个个儿:“未知死,焉知生。”     1961年,新闻记者简?雅各布斯出版了她的那本至今仍使城市规划界余震不断的《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可贵之处就在于“死”在“生”前。我以为,这不是消极而是积极,因为它充满了一种希望,一种对生的希望——对于被异化的城市而言,你不知道它是怎样死掉的,又怎能让它活过来呢?     记者好奇“非常”也同此理。在确定选题时,他们是以“常”来裁量“非常”,而工作的结果,却是让读者品读“非常”来感知“常”。所以,记者往往以问题为导向来探解这个世界。他们不是向这个世界发难,而是基于对常识的忠诚。     这个常识要回答的问题是:一个个有形有体的生命被摆在了什么样位置?这确实是对人类的终极发问。     正是因为人类没有回避这一声发问,才有了文明的演进,并生出记者这个行当。     这并不意味着记者享有了某种道德优势。记者为“常”而“非常”,实是因为不如此便不得活命。这是人类社会的规律使然,也是这个职业的宿命所在。     曾记得1987年我迈入中国人民大学的校门后不久,老师给我们放了一盘录像带,一位电视记者拍摄某国兵变,但见镜头内一列列士兵疾驰而过,杀气正酣,突然镜头出现一次剧烈的抖动,我们知道,这位记者中弹了,牺牲了,但是,镜头还他的肩上,还在记录着。     我至今仍感谢我的老师,使我在懵懂成年之际有了这样一次灵魂出壳。这次经历使我不得不怀着一种神圣的情感来思考记者的意义。     每年都有新闻记者非正常死亡的报告,这个世界并不太平。人类文明在今天已达到一个空前的高度,但在这颗星球上,还有那么多人喜欢掏枪。这不是人类社会的必然,而是人类社会的局限。     对暴力的崇拜缘于恐惧与贪婪,这是人性的短处,好在人类始终没有放弃爱与沟通的勇气。以忠实报道事实为天职的记者增进的是人类沟通的可能。一个容忍记者正常工作的社会,一个可以沟通的社会,才有对人类局限的超越。     这些年来,我手捧采访本踏访了不少中外城市。《城记》完成之后,我试图完成《梁思成传》的写作,一有空便扎进档案馆和故纸堆,那个世界着实迷人。无奈总有电话响起,把我拽到一个又一个“非常现场”,迫使我表现出记者的状态。     在昨与今之间,我的笔墨拉起了抽屉,好在这不是一种折磨。还是套用孔子的那句话:未知今,焉知昨?对今日城市的理解使我对历史有了更多的发现,这是多么丰富的乐趣,诚拜我的职业之赐。     所以,我把这本书叫作《采访本上的城市》,它代表了我的一种生存状态——拿着采访本到城市里去。     我好奇城市面对生命的态度。20世纪以来,人类的思潮翻江倒海,人类的技术一日千里,人类拥有了太多的利器,他们已能够轻易地把城市推倒重来,他们的本性在城市里酣畅地宣泄。“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城市里诞生了太多的戏剧。     中国的城镇化与人类的新技术革命被诺贝尔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认为是21世纪初期对世界影响最大的两件事情。     发生在中国的这件大事,被记者出身的CCTV大楼的建筑师库哈斯描述为:“正处在一个不可能的状态下——改变着世界,却没有蓝图。”这样的判断是否像他设计的大楼那样不可思议?     约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国,正在进行一场人类历史上规模空前的城市化实践。中国已成为当代国际城市规划和建筑界的大舞台,不同地区甚至是不同时期的规划思潮在这里骤然围聚,激烈交锋,这向中国的城市暗示了怎样的未来?     持续释放的巨大机遇,会使中国成为21世纪伟大城市与建筑作品的诞生地吗?     在这个世纪里,“伟大”将获得怎样的定义?它是对生命的俯视还是对生命的仰视?     一个个巨大的疑问鼓动着我撒开脚丫子,《采访本上的城市》就是用脚写出来的一本书,多是走到哪里就写到哪里,它包含了近十年来我对城市现象的反思。     我的探索从三个层面展开,宏观层面着眼于城市布局:单中心或多中心?破旧立新或新旧并存?中观层面着眼于城市街区:大街坊或小街坊?宽马路或窄马路?微观层面着眼于城市细胞——建筑、物权、税收,等等。     “布局——街区——细胞”及其背后的公共政策与文化含义,构成了我认识城市的体系。在这样的三个层次里,城市是敏感的,是可以有无穷变化的,但每一种变化都是可读的。这样,就可以用逻辑的方式来求证事物,而不必画符念咒用桃木宝剑去捉妖。     必须说明的是,《采访本上的城市》并不是为了阐释这样的理论,它表现的只是这种认识体系的可能性——看我能不能把城市的故事还原得更加本质?     这本书以一个个故事连缀而成,故事与故事之间,情节上的联系或有或无,但它们多被这样一个“场”控制着。     《城记》出版后,有一个问题我始终不能释怀,这就是像北京这样的城市,为什么在20世纪下半叶,城市的细胞——住宅——出现了如此大面积的衰败?我曾试图在《城记》里展开这个问题,无奈一本书只能完成一个任务。     如果《采访本上的城市》能够些许弥补这个遗憾,我就能获得内心的安宁了。     王军     2008年1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