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冷战——三、欧洲之外

美国之所以干涉第三世界，可谓创生美利坚合众国之初衷的一部分。当托马斯•杰斐逊针对北非沿海的海盗（按照美国人的观念，这是21世纪的恐怖分子的前身）采取干预措施时，其目的不仅在于保护美国商业，也在于推行美国的行为准则。这也是在向外部世界宣告：美国不惜在海外推行其意志。这一宣告后来在“门罗宣言”中成了针对拉丁美洲的一种教条。美国之所以如此宣告，其根源在于：在西欧列强建设的海外帝国与美国通过西进扩张和推行奴隶制度的双元进程而建立起来的大陆帝国或者“内部”帝国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对立关系。 尽管美国关于非欧洲人的话语有很多起源于殖民时期他们与美洲原住民的交往，但这个新生的共和国的非欧洲世界相关主要镜像是围绕着美国境内曾经存在的奴隶制度而建立起来的。所以，像一些历史学家那样，把美国的第三世界政策看成是美国之于外部事务的一种事后反应是一个双重的错误。在美国建国后第一个世纪里，非洲在这个新生共和国的内外政策中均居于中心地位，而非洲人在其中占据中心地位的时间还更长。正是通过围绕奴隶制度的斗争，美国对外政策的意识形态中的很大部分才得以成型，而美国在20世纪所代表的那种自由样式也才得以界定。 从19世纪关于奴隶制的南方重建的冲突中，生发出了为20世纪美国对第三世界政策所用的两个关键镜像，即“解放”（emancipation）和“指导”（guidance）。解放，被用来指称消除奴隶制的根源，而这首先并非基于美国的经济需求，而是在于使奴隶制得以产生的那些社会的“愚昧、贫穷和恶习”。于是，这就提出了一种对大多数非欧洲农业社会的指控，也意味着一种判断，即只有变革这些社会的当前情势，才能防止奴隶制的再次出现。就此而言，“解放”就成了一种具有特别的紧迫性的全球议程，因为奴隶制在美国已经存在，而且被视为对自由的直接威胁，尤其是因为反奴隶制的美国北方人感到雇佣劳动力（经常被称为“雇佣奴隶”）和大规模移民威胁了他们自身的人身独立。 “指导”以及指导的对象即那些“受监护人”（ward）的概念，在内战之前和内战当中美国人对非洲裔美国人的镜像中是一个突出的要素，而且在重建时期成为关键的议题。由于他们的欲望，前奴隶们被认为是些不能对自己加以控制的人。所以，与新来的移民相比，他们更容易受到各种同美国意识形态争夺影响力的新的集体主义意识形态——诸如社会主义——的引诱，从而回到他们古老的、也更坏的“欠发达”农业社会的道路上去。对很多美国人来说，重建的整个计划，以及非洲裔美国人为争取平等和公正而展开的激烈斗争，正好说明他们需要指导。在南方，白人精英通过政治暴力和恐怖剥夺黑人的权利。在北方，往往正是试图消除城市里的贫穷和罪恶的改革者击碎了黑人的梦想，因为他们坚持要以非洲裔美国人顺应白人社会为他们最终“同化”的条件。 但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热切的改革愿望不仅是美国国内政治的关键，而且对美国的海外活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特别是神职人员的扩张。在19世纪中叶美国强行打开中国和日本的大门之后，美国的传教士也扩展到这两个国家，而且不断向包括非洲在内的其他国家扩展。传教士在传播“现代性福音”——包括医疗卫生、教育和消费主义——上作用巨大，但他们在传播基督的福音方面却不那么成功。这让美国国内的信众深感困惑，即便传教士送回国内的报告夸大了他们所拯救的灵魂的数字。在20世纪前20年中，很多美国人开始认为“异教的土著”（特别是对东亚人）对美国通过传教士所给予他们的一切“毫无感戴之情”。 在20世纪初的美国对拉丁美洲特别是古巴（美国在1898年的战争中从西班牙手中夺取了古巴，随后又给予它被监护人式的半独立地位）的相关看法中，“不知感戴”和“浪费机会”的说法也是随处可见。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美国评论家一再重复19世纪的一种论调，即拉丁美洲人不适合共和主义，但是他们又补充道，古巴的“民主”是从内部被颠覆的，而美国人本来已经在这个岛国播下了民主的种子。古巴等国的拉美领导人不仅没有汲取美国的经验，而且承袭了他们的前殖民统治者最恶劣的做法。他们就这样浪费了华盛顿提供给他们的自由和进步的机会。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一位国务院官员在给即将赴任的使节们训话时说：“美国极少收获他人的感谢”， 这个世界很少感谢教师、医生和警察；而我们同时身兼这三种身份。但是他们可能最终会改变对美国的看法，会对美国怀有尊敬和爱戴——一个人回想起他青年时代的教师时，一个孩子回想起塑造了他的品格的父母时，油然而生的就是这种情感。 20世纪美国以殖民手段推行其发展模式的唯一对象是菲律宾。和古巴一样，菲律宾是在美西战争后被美国夺取的；但和那个加勒比海岛国不同，这个东南亚群岛国家作为一个依附国被置于美国的直接控制之下。对菲律宾的占领，让美国获得了一个尝试着将美国理念移植进入一个异质文化的机会。虽然菲律宾人最初对美国的殖民工程进行了激烈的抵抗，但到20世纪30年代很多美国人已经确信：这个依附国里已经发生了足够多的进步，从而可以在10年内获得独立。在华盛顿，贸易保护主义者、“新政”改革派和财政保守派形成联盟，为非殖民化进程制订了一个时间表；当然，他们也都明确认为美国应该在这里保留其军事基地以及大部分的政治影响力。菲律宾被认为是美式改革的一大胜利：它给一个从前对这样的未来想都不敢想的一个亚洲民族带来了“自由的新生”。. 也即，战后美国对第三世界的干涉日程是远在1945年（或者说1941年）之前就制订好了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所带来的是新的机会和新的要求；华盛顿有很多人相信，作为主要的战胜国，美国获得了改造世界的机会。但是在美国循此而行时，战争中产生的另一个主要大国苏联对美国的独特使命提出了挑战。在欧洲内部，美国的中心目标是通过马歇尔计划推动经济重建，通过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确保安全。这两项任务都是旨在对抗共产主义，随后还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成为了美国对第三世界政策的关键要素。 不过，构成后来美国对欧洲以外地区的新方略的范本的，是对日本的改造。尽管美国的谋士们对应以多大的幅度改造日本没有达成一致看法，但是在基本方向上并无争议：只有使之变得更像美国，日本这个唯一的非欧洲军事和经济大国才能获得拯救。成功的关键不仅是重建日本的制度，而且要重新塑造“日本的头脑”。专门为驻日占领军放映的一部教育影片中称：“我们面临的问题存在于日本人的脑袋瓜当中。日本有7000万个这样的头脑，它们在生理上与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头脑没有什么两样，实际上是由和我们自己的头脑一样的物质所构成。和我们自己一样，这些头脑可以做好事也可以做坏事——这完全取决于什么样的思想被装了进去。” 美国占领当局为日本人“洗脑”的手法是强迫、诱导和提倡尊重公意的混合，所强调的中心内容是国家（state）在美国国内外政策中即已获得的新角色。与在欧洲施行马歇尔计划时一样，在改造日本的初始阶段，制定目标的是旧日里操持罗斯福“新政”计划的那些老手，他们的所作所为反映了关于国家所能承担的角色的一种相当积极的看法，而这种看法是美国海外政策中所未有的。虽然随着冷战展开，新政派很快失去了在占领当局和美国整体对外政策中的影响力，但是直至罗纳德•里根的战后历届美国政府都远比他们的前任更愿意为了社会发展的目标而动用国家权力。 通常，国家权力意味着有当地政府在美国指导下推行一系列计划。美国在日本的经验为其第三世界政策设定了许多目标，而马歇尔计划则提供了达成目标的手段。正如马歇尔计划的一位主要负责人保罗•霍夫曼（Paul Hoffman）在1951年所说的：“我已经在欧洲学会了该如何在亚洲做，因为在马歇尔计划之下，我们已经找到了在世界政治舞台上实行成功政策的基本方法。”这些方法包括在政治和文化上对当地精英加以诱导、打开当地市场，以及军事援助和训练。总括起来，这些手段的目标就是造就新的国家政权，使之既能成功推进本国发展，又能为美国的对苏联及其盟友“遏制”政策承担责任。 虽然许多历史学家夸大了杜鲁门总统在“二战”后所受到的要求美国撤离邪恶的外部世界的国内压力，但是很明显的是，很多美国人之所以支持美国在海外的永久性军事介入和在第三世界的干涉政策，完全是由于美国和苏联的对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后果是，苏联作为另一个主要的战胜国赫然兴起，这对任何介入欧洲或亚洲的大国都是一种挑战。但是美国的意识形态立场始终是，苏联力量在战后的蔓延已然使得两个大国的敌对成为冷战，如果不加抑制，必将导致共产主义在全球扩张。在美国的精英看来，苏联作为世界大国的兴起也意味着另外一种形式的现代性的兴起，而美国自1917年以来一直对此予以抗击；在20世纪40年代末，与奉行共产主义理念的大国达成任何妥协都是不可能的。但是对苏联版本的救世主式的现代主义特别不幸的是，正当其影响达到顶峰之时，恰逢美国也消除了制约其承担全球使命的最后因素。国务院官员约瑟夫•琼斯（Joseph Jones）在1955年发问：“到底是什么牵制着美国的对外政策？ 答案是：对我们对外政策的制约在遥远且不断向后退的地平线上。所谓的制约因素其实就是我们——出于诸种实用主义的目的——认为我们所能达到的目标，就是在任何时候我们认为我们有必要实现的目标……（马歇尔计划的经验表明）那不是掣肘，而是华盛顿的政治家们影响其他国家的政策、态度和行为的无限可能性。 不过，美国走向全球干涉主义的过程也伴随着国内关于美国可以使用的方法的激烈政治争议。特别是在中国共产主义革命取得胜利，以及朝鲜共产党人企图武力统一国家之后，“新政”自由派受到右翼的攻击，理由是他们未能更及时有力地推行干涉主义。在约瑟夫•麦卡锡参议员和他的政治盟友们看来，蒋介石决意抵制美国所施加的要求其改革的压力，并不足以成为美国在他的政权行将被共产党人推翻之时依然限制对其援助的理由。麦卡锡对一个由意识形态盟友构成的世界的期待达到了不可理喻的地步，他攻击新政派在战后时期没有将注意力完全集中于击败共产主义： 在世界上的一个地方准备用经济援助抗击共产主义，在另一个地方则是用军事援助；而在第三个地方（亚洲）却是把一切都交到共产党手里……我们知道，在雅尔塔我们受骗了。我们知道，自雅尔塔以来，那个政府的领导人一直在有意或者无意地欺骗我们……我们比他们所希望于我们的更自由，我们准备为了我们眼中的正义而战斗，但是我们在战斗中不能将自己置于那些喷了香水的浅薄的外交官的领导之下。 虽然麦卡锡的好战言辞最终让他身败名裂，但是他还是可以在艾森豪威尔政府对第三世界的政策中看到自己的很多目标。在朝鲜战争末期，艾森豪威尔可以清楚地认识到，大多数美国人为在海外扩展美国理想而付出牺牲的意愿是有限的。他的政策是用秘密干涉手段，辅之以与当地精英结盟，而不是动用美国的军事力量，这种政策成功地颠覆了伊朗和危地马拉的温和左翼政府。美国提供给第三世界的援助首先是军事援助（1954年军援占全部对外援助的95%，而在1960年占50%以上），其中的意图是阻止左翼政府掌权，同时帮助当地精英抵御苏联的压力（到1961年为止，一半以上的美国外援都给了所谓“前线国家”）。 从美国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开始于20世纪40年代末、至20世纪70年代中期大体结束的非殖民化浪潮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美国精英欢迎欧洲殖民帝国的瓦解，因为这意味着扩展美国的政治和经济自由观念的机会。这同时也意味着，两次世界大战后大大衰落的欧洲精英可以专注于抵御共产主义和国内改革。马歇尔国务卿在1949年关于北约的会谈后曾指出：“当我们面对提升欧洲安全的问题时，我发现稍具战斗力的法国军队都被派驻在印度支那，而且我发现稍具战斗力的荷兰军队都被派驻在印度尼西亚；唯一没有像样的部队的地方就是西欧。”非殖民化意味着第三世界从此成为了美国的责任，不再是欧洲的责任了。 然而，在另一方面，非殖民化也意味着集体主义意识形态在第三世界占上风的危险增加了。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美国在越南、马来亚、菲律宾所支持的打击共产党游击队的战争，印度尼西亚、印度、埃及的独立后政权的激进倾向，甚至美国对危地马拉和伊朗的成功干预，所有这些都使艾森豪威尔政府相信第三世界还没有为民主做好准备；而中国人和印度尼西亚人在“二战”期间和“二战”后对美国确保他们自由的努力不怀感戴之心，也说明他们并不认同美国所试图推进的那些原则。既然如此，那么，通过秘密战略扩大影响力就比通过援助和贸易赢得朋友的公开努力更可行。 假如美国不是一个充满活力的社会，或者说假如美国存在各种不同的意识形态基础，艾森豪威尔式应对第三世界挑战的应对之策就可能还会再延续上一二十年。然而，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扩展了美国民主的那种改革冲动，同样推动着美国对海外改革的重视。对于缺乏耐性的战后一代来说，仅仅在第三世界遏制共产主义是不够的。既然他们为扩大非洲裔美国人等先前被剥夺了权利的其他族群而奔走呼号，那么，重弹第三世界人民没有为民主做好准备的老调就越来越不合时宜了。而且，即便他们确实没有为民主做好准备，美国也可以帮助他们实现民主的目标。美国政治中的左右两翼都强调有必要扩大美国在海外的介入，尽管左翼不强调苏联的威胁而着力申述援助的必要性，而右翼则强烈要求采取更具进攻性的遏制措施，同时更强调赢得盟友的重要性。而在第三世界“争取心灵和头脑的战争”这个问题上，这两种路线汇合在一处，相应的政策路线在肯尼迪、约翰逊两任政府内被构建起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这种综合性策略在越南的失败引发了人们对美国干涉主义的批判。不过，当美国对外政策的意识形态已经变得具有强烈干涉主义性质的时候，这种批评并不是针对其动机和世界观，而是针对其在海外的经济剥削和国内的商业垄断之类的主题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