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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人对全球事务的总体看法中，第一次世界大战首先象征着欧洲及各主要欧洲大国几乎衰落到匪夷所思的程度。欧洲是最先放射出杰斐逊所说的“光明”的地方，却因血腥和仇恨的恣肆横流而沦落衰朽。现在轮到美国这个战争的胜利者和战后无可争议的最强大国家来匡扶正义了。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在国内外都是一位干涉主义的改革者，也是一位（政治）“科学家”。他认为美国的使命是创造一种防止未来大国间发生战争的国际秩序，所以把目光集中在两个主要问题上：民族主义和革命。理解他对这一双重挑战的应对方式，对直至20世纪末的美国对外政策话语是至关重要的。 在威尔逊看来，民族主义（用他的话说是“自决”）是唯一能够造就稳定的国家（state）的机制；而在美国的援助下，这些新建立的国家能够走上通往民主之路。但是，正如战争所表明的，民族主义还有另一面，其中充满了那些使德国陷入灾难命运的狂野、粗鄙的特性。总统在战争中已经注意到，在“积极的渴望”和“无政府”（这或许是威尔逊最爱用的指称这种恶劣状态的词汇）之间仅有一线之隔，而他在战后欧洲的局势中看到了大量的无政府状态的例子。虽然威尔逊对民族自决的支持使得多项建立民族国家的规划在中东欧的战争废墟上成为现实，但他还是拒不对其他许多国家的民族主义予以支持，尤其是当他担心激进主义和社会主义会成为动荡的根源的时候。威尔逊对动荡失序的恐惧来自他早年在重建时期的弗吉尼亚的经历，这种恐惧使得他在达成欧洲和平协议的过程中接受了英国和法国对稳定的而非民众意愿的强调。 在欧洲以外的世界，正是欧洲殖民主义的负面结果在“一战”后构成挑战。欧洲殖民主义者并没有把他们所照管的民族提升到更高的文明水平，反而是剥削和虐待他们，由此造就了混乱和无政府状态的温床。印度在19世纪曾经常被视为良善的殖民统治的典范，但即便是对印度等英国殖民地而言，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也变得越来越持批评态度。但是，从一开始，美国这种重新兴起的反殖民主义批评就面临一个问题，即拿什么来取代殖民主义？由于欧洲人在其文明开化的使命上屡次失败，则殖民地真正的独立只能导致更多的混乱和苦难。在威尔逊看来，在美国的家门口发生的墨西哥革命，就是一个表明这种不稳定会带来什么后果的可怕例证。 到20世纪20年代，随着俄国革命及其后果的出现，美国人之于不稳定和愚昧的后果的恐惧更加严重。最初在1917年时，很多美国人对沙皇政府的倒台表示欢迎，因为他们把沙皇统治视为欧洲最反动的统治形式，希望新政权能够走上多少类似于美国革命的道路。但是很快地，布尔什维克的威权集体主义，以及他们对“继续革命”和国际主义的强调，就使得美国精英当中曾经存在过的善意消失殆尽。相反，在此后很多年里，苏维埃共产主义越来越被认为是美国精神（Americanism）的死敌，因为它把自己阐述为一种替代性的现代性，而且还是一种贫穷和被压迫的民族借以在不必复制美国模式的情况下改变现状的道路。到1918年，美国政府就加入其他帝国主义大国的行列，对布尔什维克实施军事干涉。 美国在战后不愿在威尔逊建立起来的国际组织中领头，这往往被归因于美国的主张在巴黎和会上被欧洲丢弃后产生的蒙受政治欺骗的感受。但是，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所谓“孤立主义”在对外交谈判的疑虑之外有其更深刻的根源。随着美国成为世界上头号工业大国，移民人数大增，在“一战”前的几年里达到高峰。虽然许多美国人在原则上同意有必要输入劳工，以与美国工业的生产力（以及其出口能力）相适应，但他们还是担心“新的”移民群体在意识形态上所隐含的意义：自由的原则能否经受拉丁裔、斯拉夫裔和亚裔移民——这些人在种族意义上被认为不具备理性行为的美德——涌入的考验？美国对世界事务的参与是否会污损美国国内的民主理念？ 大多数美国冷战时期的领导人都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年代里成长起来的。在那个年代，美国人当中存在一种想法，即欧洲和世界还没有准备好接受美国的秩序、组织和权利观念，而这种想法又与他们对移民所产生的影响的担心交织在一起。在意识形态的意义上，我们可以认为这两个观念是相互促进的：如果说美国以外的那些国家尚未达到必要的文明水准，从而能够接受美国的福音，那从这些国家来到美国的人们又将如何呢?移民会压垮美国民主，移民会以外部大国已经无法做到的方式击败它。应对这种挑战的办法是限制“低度文明化的”各民族向美国移民，并对已经置身美国的人实施美国化改造。 对国内的异族人实行美国化改造的一个障碍是那些在他们来到美国之前就污染了他们的思想。到了20世纪20年代，共产主义已成为这些思想当中最具威胁性的一种，这不仅是因为它的革命集体主义，而且是因为它号称要代表一种比美国所提供的更为先进的现代性版本。在美国精英看来，这样的声称不仅在实质上是错误的，而且对植根于他们的意识形态之中的普世主义和目的论构成公开挑战。对于这样一种旨在以不同的原则，并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建构世界运行秩序的另一种普世主义意识形态，无论是在美国国内还是国外，美国人都不容它获得容身之地。在这种观点看来，共产主义以及潜在的各种形式的集体主义，都可被归类为欧洲的传统主义和反现代特性，而这种东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已经展现出其灾难性的影响。 因而，自1921年以来，美国共产党的存在就被赋予一种意识形态上的重要意义，这与该党一直未能赢得众多追随者的状况极不相称。在许多美国人看来，正是这样一个政党的存在（以及有组织犯罪等其他社会弊病），使得在国内实行美国化改造和保持警惕成为必要。与此同时，对于为美国化改造所损害的一些人来说，美国共产党的存在在大萧条时期为时不长的一段时间内成为一种信号：即便是在美国，也可以设想别的社会组织办法。作家理查德•赖特（Richard Wright）：在逃脱南方制度化的种族压迫后曾为时短暂地加入美共，他以蔑视的态度写道： 我们这个太年轻也太新的美国，因为孤独而纵欲贪欢，因为恐惧而好勇斗狠，它执拗地把世界上的事情看成不是好的就是坏的，不是神圣的就是罪恶的，不是高尚的就是卑贱的，不是白的就是黑的。我们的美国啊，它被事实、被历史、被各种进程、被必然性吓坏了。它抱持着这么一个简便办法：诅咒那些无法理解的，排斥那些看上去不一样的；它把自己裹进一件正义的斗篷，以此安慰自己的良心。 尽管如此，大多数美国人都对大萧条期间威权型集体主义意识形态在欧洲的成长心怀疑惧。虽说共产主义在很多方面构成了最初的挑战，但共产主义信条（特别是斯大林主义形式）和当代的其他政治主张（例如法西斯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之间的相似之处不难找到，它们都是之于美国的挑战。富兰克林•罗斯福在1938年的国情咨文讲话中称：“在一个高度紧张和混乱的世界上，在一个稳定的文明遭受挑战的世界上，每一个力求保持国内的和平以及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和平的国家都有责任使自身变得足够强大，以确保和平解决冲突的那些基本原则能够得到遵守，而这些原则是秩序存在的唯一的最终基础。” 尽管美国人以为他们从“一战”中获得了教训，正是这些教训使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历届美国政府都对直接军事干预持怀疑态度，但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美国对外政策仍很难说是“孤立主义”的。相反，在这20年间美国取得了一个突破：成为全球经济的中心，特别是之于第三世界而言。在拉丁美洲，美国取代英国成为最重要的经济力量，而在1920—1940年间，美国对东亚的出口之于东亚进口总量的份额几乎提高了两倍。大萧条迫使许多有识之士开始考虑美国所需的新模式，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的思想随着美国的商品输向四面八方，其影响之大，是那些正在为来自外部世界的挑战而忧心忡忡的美国人很少能认识到的。这种影响远比美国的生产和管理模式本身所产生的影响要深远得多。在城市流行文化方面，美国在欧洲和第三世界树立起了现代性的典范，其传播的观念会使现存的那些关于身份、阶级和认同的观念大受削弱。 美国国内精英认为美国受到内外两方面的压力，而国际社会却认为美国财大气粗且发展迅速，这种认识上的两极化状况在20世纪30年代以后又出现在大萧条所造成的美国政治的裂隙当中。罗斯福新政及随之而来的国家主导的改革受到一些人的欢迎，认为这是对集体主义的一种必要让步；但另外一些人则担心政府的新政是“外部”影响强加给美国的，将导致政治、文化和道德衰落。“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两种路线都是反共的，但后者在20世纪30年代乃至于后来在冷战的大部分时期对军事干预的疑虑远胜于前者。两者都把自己对美国的国内角色的解释延伸到国际事务上，保守派指责他们的对手“对共产主义软弱”，而自由派则声称保守派不愿意为了“使民主在世界上获得安全”而付出代价。 美国的冷战世界观主要源于其对大萧条做出的反应，其冷战战略则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形成的。日本在1941年的进攻佐证了美国人的这样一种观念，即干涉主义和全球改革对美国的生存是至关重要的：如果美国想重新获得安全感，则“恶魔”就必须被消灭干净。使“二战”及其后续事态发展成为美国全球改革的实验室的，是自由派对美国对外政策意识形态的解释。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威尔逊一样，富兰克林•罗斯福也认为“积极的民族主义”能够最有效地抗拒威权主义意识形态；但两者之间也有一个关键的差别，即此时的美国能够也应该巧妙地督促着改换这类民族主义和改革（这些民族主义者们期待在他们的国家摆脱了敌人的威胁之后推行改革）的内容。如同在美国一样，受美国教导的改革能够对那些曾经梦想开展革命的人加以引导，将其能量引向“现代化”的方向。就此，富兰克林•罗斯福在1944年10月谈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后果时作出承诺：“我们将不再让我们作为一个成熟的国家而生存的愿望受到阻碍，我们要去拓展无限的空间。我们将承担起我们全部的责任，施展我们全部的影响力，把我们的帮助和鼓励带给所有渴望和平和自由的人们。” 美国“二战期间”对中国的介入是一个最好的例子，足以说明华盛顿如何力图指导那些被认为缺乏改革所需的技术、教育和道德力量的盟友政权。中国领导人蒋介石把他与美国的结盟视为一种权宜之计——首先是为了对付日本，在日本战败之后是为了对付中共；而在华盛顿，许多人把中美合作视为一张变革中国社会和国家政权的空白支票。但当蒋介石无意接受美国“训导”这一点显露无遗之时，美国仍不撤出其介入，而是企图以其他愿意听从美国劝导的反共分子取而代之。虽然这一套做法在中国最终失败了，这却成了此后在亚洲其他地方一再出现的一种干涉模式。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美国的敌人无条件投降而告终，这证明美国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击败任何邪恶力量。而在大多数美国人看来，这还证明了全世界都欢迎美国精神，欢迎美国的产品和美国的思想。且不论中国、朝鲜和伊朗，即便是在欧洲，美国所看到的也是各国人民迫切需要从古老的社会和意识形态压迫中挣脱出来；他们的生活与美国人如此不同，以至于这种生活方式本身就构成了对美国全球使命的挑战。两次世界大战已经表明，如果这些社会拒不接受美国进步模式的影响，而为错误的现代性形式（如德国帝国主义或者纳粹主义，以及日本军国主义）所绑架，则它们将会陷入何种境地。按照杜鲁门在1947年3月就希腊和土耳其提出的说法，在“混乱和无序”扩散之前，其他国家必须得到美国的援助。 一个明显的情况是，“二战”中与苏联和英国的结盟对美国领导人看待世界的方式并没有产生多大影响。保守派的确曾批评罗斯福政府在对苏关系问题上过于“幼稚”（这部分地是攻击其国内改革的一种方式），但这种批评收效甚微。罗斯福和他的主要顾问们似乎都相信，美国参战本身就可以推动另外两个主要盟国转向更“民主”或者更“进步”，因为美国毋庸置疑是三大国中最强的一个。因此，“二战”的胜利就不仅是盟国的胜利，而且也是美国生活方式本身的胜利。战时，它在生产和武器上胜过它的敌人；而现在，按照它自己的想法改造它的敌人和盟友的时候到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