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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自诞生以来，一直是一个将其对外政策立基于领土扩张的干涉主义国家。美国所发出的革命性信号——自由人和自由企业——在整个欧洲范围内对欧洲列强构成了挑战。即使是在19世纪初那些不相信“天佑”的极少数人看来，引导美国人凝聚为一个民族国家的核心理念，同样也就是驱使他们夺取美洲的广袤土地并按照自己的意向改变这片土地的那些理念。这些理念集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美国意识形态，后者从联邦时代（federal era）到冷战时期一直驱动着美国精英处理其与外部世界的联系。 在这些核心理念中，首要的是美国人的自由观念——这一观念有其特定的界定和延伸。在美国公民看来，自由是使美国与其他国家相区别的要素；是美国作为一个独立国家（state）存在的意义所在。然而，美国的自由是由其不同于其他国家的人文条件维系的。杰斐逊在法国大革命消退时指出，美国人 由于他们的财产权，由于他们的良好条件，乐于支持法律和秩序。这样的人可以安全地、便利地把控制公共事务的总体权力保留在自己手中，并保留一定程度的自由；而在欧洲各城市的暴民手中，自由将会被扭曲，以至于对任何公共和私人事务都构成破坏和毁灭……但即使是在欧洲，人们头脑中发生的变化也是可以感受得到的。科学解放了那些具备阅读和思考能力的人们的思想，而美国的范例更是激起了人们对权利的憧憬。一场起义由此发生了……这场起义最初失败了，因为其所依靠的是城市当中的暴徒，而他们沦落在愚昧、贫穷和恶习的影响之下，不能将其行为限制在理性限度内。但人类终将从这最初的灾难性混乱中恢复过来。 对这位美国第三任总统及其继任者而言，如果没有私人财产权和源自这种特定权利的为建立社会秩序而付出的努力，则自由将无从谈起。所以自由并非人人皆可享有，而是属于那些有财产并受过教育，并因而拥有成为共和国公民所必需的独立性的人。在联邦时代，美国人已然广为接受的一种想法是，如果大多数欧洲人能够为美国典范所启蒙，那他们也能达到这种地位。而且从民族的意义上说，这种开化所可能发生的范围在20世纪获得了扩展。然而，直到冷战来临，世界上的大多数人（包括欧洲人先前带到美洲的非洲裔人的内部殖民地“内部殖民主义”（internal colonialism）指在同一个社会内部的不同地区和种族社群存在着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的不平等的，甚至是压迫性的关系。处在弱势一方的地区和族群即可被称为“内部殖民地”。——译者注）都还处在这个文明开化圈之外。美洲原住民和拉丁美洲人也被排除在外。杰斐逊在1813年致信拉法耶特称：“我的朋友，我和你一样真诚地希望看到南美洲的解放。 这些国家将从外部压迫下获得解放，我对此几乎毫不怀疑。但我研究的结果使得我无法预期他们能够维持一个自由的政府。这些国家的人民沉溺于愚昧无知当中，而且因偏执和迷信陷于野蛮状态。 尽管如此，杰斐逊对拉丁美洲人依然怀有一丝希望：“光明最终将照进他们的头脑之中，我们树立的典范将长存不倒，而这会成为指引他们前进的鼓舞和榜样，长久以后将使他们获得实行自治的资格。” 在美国意识形态中居于中心地位的是反集体主义（anticollectivism）——独立的个人可以成为一个共和主义者，但群氓却不能。集体象征着18世纪的美国革命者担忧其共和国衰败的一切理由。在美国之外，不自由状态的实质是他人通过封建依附关系所强加的控制，或者是他人通过党派或者运动所施加的诱导，像在法国革命中那样。在美国（并且越来越多地在其他国家），抵制这种奴役的方法在于教育和以科学为基础的“理性”。但一代又一代人也认为存在这样一种危险，即如果美国不能照料好和保护好自己的自由，则历史可能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而且美国的自由有可能会因外来的集体主义思想以及那些没有受过教育的、固守美国精英所不认可的文化认同的移民而受到损害。 18世纪末19世纪初，大多数美国人都不愿接受中央集权的政治权力。事实上，美利坚合众国最初两百年的意识形态话语，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围绕着如何避免强大的政府（state）这一主题的。例如，在18世纪末，为了使美国的宪法为各方所接受，包括宣战权在内的几项权力就必须从行政部门手中拿走。一百年以后，这种反中央集权主义使美国没有像欧洲那样把国家作为社会改革的工具，并在意识形态上对采取这样的路线的国家充满疑虑。在20世纪，尽管美国也屡次尝试进行国家主导的改革，而且在绝对的意义上联邦政府也有了巨大的扩张，但这样的态度在美国人看待世界和自己的世界角色的方式上依然发挥着重要影响。 作为“理性行为”的源头的科学，也自始就是美国人对自己的新国家具备普世意义的信念的一个支撑。美国是根据启蒙运动的“科学原则”创生出来的第一个国家。这意味着美国是其他国家追随的先驱——用杰斐逊的话说，就是“照射进他们头脑之中的光”。但这也意味着，在19世纪，一种美国认同开始与现代性的概念联系在一起，它在技术与美国的现存社会秩序之间建立起了密切的关系。要想变成现代的，唯一的办法就是仿效美国的榜样，从“古代的”（亦即后来所谓的“传统的”）文化和意识形态中解放生产力和创新精神。到20世纪，美国人唯一的参照系就是美国——我们可以说，美利坚合众国在它诞生伊始就发出了这种自我实现的预言。 早期美国的“理性行为”的一部分是市场——仅以产品和服务自身的货币价值为基础，不受庇护关系或者需求的制约而进行的交换。我们已经看到，虽然托马斯•杰斐逊和很多19世纪的美国人一样认为自给自足的农民才是理想的公民，但即使是他也承认他的同胞有一种“对航海和商业的天然兴趣”，而这一点就足以使他——作为总统——派遣海军部队去北非为美国商船护航。当美国在19世纪晚期推进工业化时，资本主义市场成为所有美国人身处其中的现实，而以各种形式参与这种交换则成为美国身份的象征。当美国出口在19、20世纪之交迅速增长时，这种对市场的信念也转变为一种对开放的国际市场的自利信念；而在这个国际市场上，美国公司以其赚钱的本事和商业组织经常成为最强有力的竞争者。虽然这种信念并不经常意味着外国人可以获得美国市场的准入，但自由市场依然成为美国对外政策的意识形态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资本主义和普世自由相关优越性的一种观念和逻辑延伸。 在通过1812年战争成功地保卫了他们参与国际贸易的权利之后，19世纪的美国精英将注意力投向建国之初就立下的扩张之志。到了19世纪末，扩张的目标首先在于美洲大陆，因为欧洲殖民帝国在美洲大陆的存在之于美国人所规定的自由是不可容忍的。在杰斐逊任总统期间，美国领土大约有80万平方英里，到1848年这一数字达到300万平方英里；1867年美国从俄国手中取得阿拉斯加后，其领土面积超过350万平方英里。按照历史学家布拉德福德•帕金斯的话说，只有上述最后一次开疆拓土算是一宗“和和气气谈成的买卖”。其余的各次，包括路易斯安那、佛罗里达、得克萨斯、西北部以及1848年从墨西哥手中夺来的土地，都要么是靠战争要么是靠战争威胁而得来的。1845年 “天定命运”一词被首次使用，这种说法认为美国获得北美大陆是“天定命运”。而这个神话无非是现实中一个实实在在的帝国主义计划的表达。 然而，19世纪美国最重要的干涉乃是针对于美国原住民的。以理性和进步的名义，美国政府试图控制、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灭绝17世纪以前就居住在今天美国的土地上的各个民族。这些干涉针对的是那些直至19世纪初还控制着美洲大陆大部分地区的人们（尽管帝国主义者并不承认这一点）。关于如何对付那些由于“理性行为”水平太过低下而不配享有自由——作为美国的礼物——的国家，这些干涉也为美国提供了一个框架。“控制”（control）成为了美国跨越海洋向那些尚与自由无缘的地方扩展其影响力的得心应手的方法。Frederick Hoxie令人信服地指出，对美洲原住民的屠杀，既是美国对土地和资源的贪欲的结果，又是将他们确定为敌人的意识形态的产物。 就如何控制那些还不配享有与美国白人同等程度的自由的人这个问题而言，随欧洲人一同到来的非洲人聚居地同样至为重要。虽然最迟到了19世纪，大多数美国人越来越反感奴隶制，但由于担心黑人缺乏“理性行为”，会扰乱美国的进步，所以黑人仍然必须被严加控制。进入重建时代之后，南方的种族主义和北方的“改善”计划仍旧有效地剥夺了黑人的公民权利，直至20世纪后期——我们将会看到，这两种控制技术都被用于海外，并最终对美国的自由观念构成挑战。 到了19世纪末，当美国作为跨洋帝国主义大国而兴起的问题首次出现之时，外来移民的两面性问题对许多美国人也变得越来越突出。一方面，美国人当时认为不断增加的移民对美国的成功是一种肯定（这和冷战时期以及今天是一样的）。另一方面，北方的白人越来越担心“不可同化的外来户”的到来会对“美国价值”构成威胁。从1870年到1920年，随着美国接受了2600万新移民，种族和民族的相关成见最终决定了新移民在美国社会的初始“定位”，在有些情况下甚至决定了什么人将被排除出美国社会。1882年出台的“排华法案”是这一系列法律中的第一个，该法案是在移民限制联合会（Immigration Restriction League）等力图排挤“劣等种族”的组织推动下制定的。该法案宣称，施行此类排斥意义重大，因为自由移民将使得美国人无法履行它的全球责任。美国矿工联合会（United Mine Workers of America）一名来自怀俄明的代表在1904年说：我们认为， 与1776年时一样，今天的美国代表着独立和最高贵的人性；而正如我们在我国的矿区和其他产业里所看到的，日本劳工什么也代表不了。日本佬和中国佬一样，无论公司付给他们多少，他们都愿意干活；而且他们通常会把自己的工钱的一部分交给一个被称为“老板”的日本中介人，这毫无疑问是为了在技术上规避禁止契约劳工的法律。 在“天定命运”的观念牢牢地在美国人对其本国角色的认知中扎下根之后，有关这种使命在哪里到头的问题的争议也变得越来越多。既然这是一种本质上属于普世主义和目的论的意识形态，那它的适用范围岂能止于北美洲的海岸线？在19世纪初，对更远地区的干涉局限于政治支持，而且在干涉南美洲的几个案例中，美国也无非是向某些它所中意的集团和运动提供物资援助。约翰•昆西•亚当斯（John Quincy Adams）在1812年指出，美国必须在展现同情和使用军力之间做出区分： 无论自由和独立的准则已经或者将要出现在哪里，她的心愿、她的祝愿和她的祈祷都将来到这里，但她并不到海外去寻求破坏的恶魔。对所有人的自由和独立她都怀有美好的祝愿，但她只是她自己的独立和自由的战士和捍卫者。 但到了19世纪的最后10年间，一种论调却越来越强有力，即美国有责任在其新确定的边界以外帮助其他人获得“自由和独立”。有下列几个原因导致了这种转变：内战后美国工业化的成功和沿资本主义路线对社会秩序所做的重组提高了美国精英对他们的国际影响力的信心；对北美的征服无远弗届，但美国却也没有兼并墨西哥的拉美裔“劣等”民族，并且未曾在加拿大问题上冒与英帝国发生冲突的危险；欧洲帝国主义列强在非洲和亚洲大肆攫夺领土，使得先进国家如何与欠发达民族交往的问题被摆在美国面前；美国神职人员此前已经开始将19世纪的社会控制和社会改良运动推向海外；最后，美国的商业扩张引发了美国人对海外市场的新兴趣，或者至少是一种担心——如果有什么地方出现了新的市场，会落入他人之手。 将美国占领夏威夷（1897）以及在美西战争尾声中占领菲律宾和古巴看成是美国对外政策的剧烈转折是错误的。无论是在商业还是政治方面，美国在东亚的介入都可以追溯到19世纪40年代；毕竟是美国兵舰在1854年打开了日本对西方贸易的大门。1846—1848年发生的墨西哥战争（后来在日本成名的马修•佩利马修•佩利（Matthew Perry, 1794—1858，另译为“柏利”），美国海军将领，1852—1854年两度率舰队（“黑船”）进入日本，强迫日本政府签订通商条约，是为“柏利叩关”。——译者注曾在这场战争中立功）也使美国与加勒比美洲和中美洲的联系交往变得更为密切。1855年，美国人威廉•沃克尔（William Walker）自立为尼加拉瓜的统治者，到19世纪末更有众多冒险家争相效法。Frye Jacobsen注意到，沃克尔最终不是被尼加拉瓜游击队推翻，而是被科尼利厄斯•范德比尔特（Corneius Vanderbilt）所颠覆，因为其航运利益与沃克尔相冲突。（Barbarian Virtues, p.39）范德比尔特（1794—1877）是美国航运和铁路巨头，著名的范德比尔特企业家族的创始人。——译者注 如我们所知，美国在加勒比地区的干涉主义并未止步古巴：在1898—1920年间美国曾有至少20次在该地区动用其海军陆战队。 然而，19世纪90年代的特别之处在于，麦金利和罗斯福时期的美国联邦政府愿意为其控制下的海外民族承担政治责任。历史学家把美国跨洋帝国的建立看做一种偏离常规的情况，认为这是美国对欧洲帝国主义高潮所做出的短期反应，是为适应欧洲帝国主义所创造的世界体系而做出的努力。在某种程度上，这种看法是对的。通过承担起“白人的责任”——像吉卜林在诗中所呼吁的那样英国诗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约瑟夫•吉卜林（Joseph Rudyard Kipling, 1865—1936）在1899年发表《白人的责任——美国和菲律宾》一诗，敦促西方担负起“白人的责任”，去服务和教化那些“半是邪魔半是儿童”的殖民地人民。这首诗经常被认为典型地代表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和精神气质。——译者注，美国在西方大国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然而，美国的帝国主义者的问题是，美国很快就变得不只是西方大国中的普通一员了：就其经济和军事力量而言，它不再有必要顺从或者承担一种与其意识形态不相符合的角色了。美国已经不只是帝国主义大国中的普通一员，而是正迅速地成长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捍卫者和平衡者。 这样一种角色正是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开始正式承担起来的，而这种职责的适用范围也包括欧洲本身。在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及许多他的同时代人看来，参战的决定意味着美国可以开始重新塑造世界了——在这个世界上有如此多的错误需要纠正，而美国的经验正可以作为一种范型。到1917年，威尔逊已经断定：干涉是达成“合理的和平解决方案和重建世界秩序”的唯一可行途径。正如在其“十四点”中所反映出来的，威尔逊认为对世界有利的也必然对美国有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