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我调到哈尔科夫工作。当时乌克兰政府和乌共(布)中央都设在那里。我被任命为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而部的主管领导则是尼古拉·涅斯托罗维奇·杰姆琴科НН杰姆琴科(1896~1937)小市民出身,1916年起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曾担任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党和政府一系列职务。1929~1932年任乌克兰农业人民委员,自1932年起先后任乌共(布)基辅州委和哈尔科夫州委书记,1936年任苏联农业人民委员部第一副部长,1937年任苏联粮食和畜牧国营农场人民委员。1931年起为乌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大清洗中遇害,身后恢复名誉。,我非常尊敬他,他受之无愧。他同样过早地牺牲了,牺牲在斯大林手里。其实他十分忠于党的总路线,忠于党中央和斯大林本人。 为什么我被调到哈尔科夫呢?莫伊谢延科在我们的要求下被解职后,斯特罗加诺夫ВА斯特罗加诺夫(1888~1938)农民,自1905年起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1917年起担任苏维埃和党的重要工作,1927~1930年先后任斯大林诺和哈尔科夫区委书记,1932年前任乌共(布)中央第二书记,乌共(布)第涅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委书记。1930~1933年间为乌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大清洗中遇害,身后恢复名誉。就到我们那里担任区委书记。他来自下诺夫哥罗德的党组织,1905年入党,为人不错,但目光短浅。他不符合当时向斯大林诺党组织所提出的各种要求,这里的党组织规模大,战斗力强,地处工业区,牵涉面广。这里既有煤炭工业、冶金工业、化学工业、建筑工业,也有农业。总之,斯大林诺是个很大的中心,首先是工业中心,但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农业中心。而这个人却显得很浅薄。我们很客气地接待了他,可说是从各方面掂量他,把他当作老布尔什维克仔细加以考察。后来有人说他的坏话,说他虽然是老布尔什维克,可也是个老废物,尽管他年纪并不算大。他好酒贪杯,喝得很厉害。后来他就开始耍阴谋了。总之,他与环境很不协调,造成了一种很糟糕的局面,积极分子们都不理睬他了。这一来使得我处于十分为难的境地:我不过是他的副手,可是但凡遇到最重要的问题,人们都来找我,不去找他。 这种情况我倒也能理解,但对他来说就太尴尬了,贬低了他的作用。人们来找我,是因为我出生在这个地区,我的父亲一直在尤佐夫卡以南四俄里的乌斯片斯基矿井干活。我的童年和青春时代都是在当地度过的,在当地一家名叫博谢的工厂最初由法国人投资的一家金属工厂。里学的钳工手艺。我结交的朋友圈子很广,我和他们同在矿井干活,一起度过了童年和青春时代。当时我通晓生产问题--煤炭工业的,化学工业的,冶金工业的,还有建筑业务。当时这一点十分重要。在那个时代,一个不懂采煤或冶金、化学和建筑的领导人,简而言之,那就会算是傻瓜。斯特罗加诺夫正好陷入了这种境地,尽管他这个人并不笨。后来他也遇害了,这个不幸的人,当时我非常可怜他,至今也可怜他:他既不应该被捕,也不应该被处决,却被处决了。 乌共(布)中央第一书记卡冈诺维奇将我召到中央委员会,提出把我调到哈尔科夫中央委员会组织部工作。他的理由是中央委员会机关中工人很少。此话不假,那里的许多人就工龄来说五花八门,而当时非常看重担任党和苏维埃职务的工作人员的社会出身。"我们应当让工人在机关中占大多数,"他说。我说:"我认为这非常正确,可是却不希望靠我来使工人占大多数。我很不愿意离开斯大林诺,我已经习惯了那儿的环境和人。我不熟悉新的环境,到中央委员会组织部大概没法习惯,那样我会感到很困难的。" 不过我对那儿的环境其实是熟悉的。我当过区委组织部的部长,所以经常去乌共(布)中央组织部开会。指导员搞调查或者办其他事情,也经常到我们这儿。他们中的许多人我都认识,因而同意卡冈诺维奇的看法:那里的人不值得信任,其中许多人也不值得尊敬,即便没有理由不信任他们。因此我认为,我到那里肯定会受到不好的对待。在乌共(布)中央委员会,有些人对斯大林诺心怀忌妒,而且斯大林诺党组织也知道自己在党内的地位,因此也为此提供了某种口实,他们老是说:我们是无产者,我们是矿工、冶金工人、化学工人,是世界的精华,党的精华。 我当时要求:如果确实需要我离开斯大林诺(以便让斯特罗加诺夫施展本领,不致妨碍他成为核心人物,以便人们承认他,把他看作区党组织的第一把手),那就请把我派到卢甘斯克去好了。我现在记不清卢甘斯克区委书记的姓名,但我很喜欢他。我和他的关系很好,满心欢喜地希望去他那儿,所以要求派我去卢甘斯克。我想再到那里当区党委书记,看来那里会有这样的工作。卡冈诺维奇对我说:"既然您这样提出问题,那我们中央委员会就完全没有必要让您离开尤佐夫卡了。所以还是留在原地吧。"我告别后就走了,我经过一番思索得出结论:既然中央委员会提出让我担任乌共(布)中央组织部副部长,这可是一个高级职务,显然有什么重要考虑才促使卡冈诺维奇这样做。 卡冈诺维奇对我很好。我和他早在二月革命初期就认识了。他也在尤佐夫卡工作过,在当时尤佐夫卡召开的第一次群众大会上讲过话,我也到会了。我是作为出席巴赫穆特(这是我们的县城)第一次会议的鲁琴科沃煤矿的代表参加这次群众集会的。两星期之后,我们在尤佐夫卡再次集会,卡冈诺维奇也参加了。他是代表尤佐夫卡党组织出席的,在这几次会议上表现相当积极。当时他姓科舍罗维奇。他曾用鲍里斯·科舍罗维奇的化名在新俄罗斯社会制鞋厂工作,参加当地布尔什维克组织的活动。我不知道他就是卡冈诺维奇,我只知道他是科舍罗维奇。我不但信任和尊敬卡冈诺维奇,而且像人们常说的那样,尽力替他遮风挡雨。 当时卡冈诺维奇还不是公认的党领导人(就更不必说党的领袖了)。在乌共(布)中央,他跟那个集体的关系十分复杂。和他斗的都是些"老头子"--彼得罗夫斯基、丘巴尔等人,受到彼得罗夫斯基重大影响的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帮也不买他的账。卡冈诺维奇依靠的实际上是顿巴斯 ,主要是斯大林诺、卢甘斯克和阿尔乔莫斯克(原名巴赫穆特)。在巴赫穆特,人们对卡冈诺维奇的信任主要是通过拉琴科,АФ拉琴科(1887~1938)农民,1912年起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1917年以后从事苏维埃和工会的工作。1924~1925年任乌共(布)斯大林诺省委书记,1925~1928年任全乌克兰工会理事会主席和乌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1929年起历任党的各种职务。大清洗中遇害,身后恢复名誉。而不是直接表现出来。那儿的书记是尼基坚科,此人又是拉琴科的心腹,拉琴科则是乌克兰工会理事会主席。他是工人,威信很高,大概从1912年起就是党员,也过早地牺牲了。拉琴科虽然是个爱耍手腕的领导人,但也是个正直的人,他对党的事业的忠诚不应当受到任何怀疑。他的耍手腕主要表现在对待某些人的关系上,并不是针对党,针对党的总路线。 总之,和卡冈诺维奇谈话之后,我经过仔细斟酌,自己也已经不想留在斯大林诺了,因为我发现我跟斯特罗加诺夫的关系很可能会恶化,而我并不想跟他争来斗去。他刚刚调来,暂时还不了解生产,但他会了解的,这并不是不尊重他的理由。我认为,最好还是离开,让他扎下根来。于是我就对卡冈诺维奇说,我同意到乌共(布)中央组织部去,但条件是一有机会就再派我到一个区去工作,去哪个区都无所谓,不过最好是去一个工业区。我认为,农业我毕竟不熟悉,从来没有在农业地区工作过,一直同工业密不可分,觉得在这里很自在。 我便走马上任,果然不出所料,待在哈尔科夫我并不喜欢。全是办公室的活儿,文件来往,看不见活生生的事情。这是一种特殊的工作,而我是个脚踏实地搞具体工作的人,一向跟煤炭、化学,某种程度上也跟农业打交道。在斯大林诺,农业不是主业,我们的主业是煤炭。煤是工业的食粮,所以我们给予最大的关注。我和煤炭工业的领导人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当时领导煤业的是鲁希莫维奇МЛ鲁希莫维奇(1889~1938)工人,1913年起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国内战争和争取在乌克兰建立苏维埃政权运动的积极参加者。1921~1922年任尤佐夫卡省执委会主席,1923~1925年任"顿巴斯煤业"托拉斯经理,后任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和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库兹巴斯煤业托拉斯经理。遇害前为苏联国防工业人民委员。身后恢复名誉。。我非常尊敬他。他也过早牺牲,被枪毙了。我和"南方钢铁"南方钢铁联合企业建立于1921年,是我国南方各冶金工厂和煤矿主要的国营经济组织。(其实这就是南方黑色冶金工业部)领导人的关系很好,当时它就设在哈尔科夫,主持工作的好像是伊万诺夫СН伊万诺夫自1920年起为俄罗斯共产党(布)党员,工程管理和党务工作人员。。我对他不如对鲁希莫维奇那么了解,因为鲁希莫维奇每次召开煤炭工作者和经济管理领导人会议都少不了我。他每次都邀请我,我代表区党委出席。突然间我的这一切全都中断了,我开始成天和公文打交道,我在这里没有用武之地,我很快就厌倦了。我就这个问题去找过卡冈诺维奇一两次,提醒他说,他可是答应过帮助我离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