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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说一说新经济政策。我还记得那段时间，在经济崩溃和大饥荒之后，城市忽然恢复了生机，涌现了各种产品，价格开始回落。这当然是一种退却，但它却帮助我们从国内战争的后遗症中恢复过来，积蓄了力量。这件事情上表现了列宁的英明，他在1921年迈出了这充满危险却无可避免、必不可少的，勇敢坚定且富有远见的一步，即转而实行新的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可以说是一种概括的表达方式，就其实质而言，它为私有制的起死回生和富农的恢复活力开辟了可能性，更不必说中农了。商品因素增强了，甚至牢牢地站住了脚跟。 1925年我遇见过几个耐普曼。当时他们都是经营磨坊的承租人。出现了这样一种难以置信的情况：磨坊承租者竟然是国内战争时期表现杰出的人，曾经荣获红旗勋章…… 我记得，有关新经济政策的话题，当年在党的领导干部中常常争论不断，无论乡里、县里都是如此。我们常常被叫到县上，每次都必定（照当时的说法）挨训，说我们卖给合作社的粮食太少，卖的肉和其他食品太少。我作为区委书记，几乎每天都要到集市上察看。当时的口号是："学会做买卖！"和"谁战胜谁？"我们必须通过合作社战胜商人，把商业掌握在自己也就是国家的手中，但不是通过行政手段，而是通过搞好合作社商业的途径。我们尽量卖得便宜一些，服务得周到一些，拥有更高质量的商品。这就是我们应当掌握的一些杠杆。 我在集市上转悠的时候，往往瞧见我们合作社的货摊在那儿做买卖，私商就坐在旁边。我看着总是很难受，因为私营商店门前聚集的人更多，可那都是工人和职员，别的人矿上没有。为什么事情会这样呢？我们卖的肉并不比人家差。私商靠的是更方便的定量分装，更殷勤周到的态度。而且家庭主妇都想挑挑拣拣，磨磨蹭蹭，东翻翻西看看，用手摸一摸，商人便竭力迎合。除此之外，私商已经拥有自己固定的顾客，可以对他们赊账销售，而这也有很大的作用。合作社可就不肯这样做了。 有时我巡查市场，便直奔合作社，走进主要的一家商店，遇到自己的朋友万尼亚·科斯温斯基。他是工人合作社主任，很好的一个同志，共产党员，国内战争期间表现出色，在后方与白匪军作战，指挥一列装甲列车。这列装甲列车很简陋，是工人们亲自动手在自己的车间里制造的。我记得，这天我刚推开门，他马上就来了一句："喂，怎么，你又骂人来了？""不错，我是来骂人的。""我自己已经来过了，亲眼瞧见了。我能有什么办法呢？该做的我们好像全都做了，可仍然是个体商户对顾客更有吸引力呀。" 秋天，各种商品和农副产品--蔬菜呀，西瓜、甜瓜呀，鸡呀，简直已经堆积如山。问题在于，彼得罗沃-马林卡区那时是以工业为主的尤佐夫卡的西南边远地带，像常言所说，已经是煤矿的天涯海角了，再往前当时就没有矿井了（如今矿井已向前推进，朝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扩展），因此当地居住的全是农民。村庄一个个都很富裕，地处草原，土地肥沃。那儿也有一些希腊居民的村庄，都挺大。希腊人都是些畜牧行家，他们喜欢大量养羊，因此就有羊肉和羊奶干酪。农民们还把鹅、鸭和火鸡运来卖。这些东西都很便宜。当时我们那儿的物价还保持着战前的水准。战前一磅肉在尤佐夫卡和郊区值15戈比，1925年、1926年还是值15戈比。到1928年肉已过剩。 这里我多少有点儿离题了，不过这种偏离和题目还是有些关系。彼得罗沃-马林斯克区当时有两个公社。位于风景如画的大村庄马克西米连诺夫卡的那个公社干得尤其出色。那儿也有党组织，当时叫支部。公社管理处主席是科洛斯ΓΑ科洛斯1917年起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乌克兰农民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块头很大，简直是一位巨人，他的身量倒是和他的姓很相称"科洛斯"系колос（麦穗）的音译。--译者注。他早已过世，就在当时也已是上了年纪的人了。那是个很正派的优秀共产党员，职业是裁缝。他的副手是一位杰出的农民叶梅利扬·戈姆利亚，按照当时乌克兰人的叫法就是叶梅利卡·戈姆利亚。这个聪明人具有罕见的幽默感。他讲话批评起苏维埃机关的官僚主义弊端来，往往让人笑破肚皮。他常常出席党代表会议和区代表大会。我记得，有一次他讲话批评区领导人，说他们很少下乡："你们是怎么啦？这不，我们一而再、再而三地请区上的人到我们这儿来，可是他们看不见村子，因为这儿的烟太大了（有冶金厂和矿井），隔着这层烟雾他们就瞧不见我们了。"他还举出了类似的其他许多例子。 他们公社的日子过得很好，而这在当时的公社社员中并不多见。大多数公社都具有消费性质，全靠国家的施舍过日子，自己养不活自己。可是这个公社偏偏是靠自己的资金生活。那里配备了一批很好的人员和很好的组织者。他们认真地种地，诚实地干活。他们没有拖拉机，就连我那时候也只是听说过拖拉机，知道世界上有这么一种东西，可是并没有亲眼见过。当时干活主要靠牛和马。那时的政治形势很好。工人们都能理解党的口号，将它融会贯通，这点可要紧了--需要推行新经济政策，而他们对此有个正确的认识。 用平头百姓的话来说，公众了解斯大林是在党内开展残酷斗争的时候，也就是1923～1924年同托洛茨基反对派进行斗争的那段时间此处和以下作者使用的术语是当时以及他口授回忆录时惯用的说法。。当时他作为组织者，作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崭露头角。不过，当时斯大林的特殊作用在党内并没有怎么被普遍接受，更不消说党外了。在当时的那场斗争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季诺维也夫格·叶·季诺维也夫（拉多梅斯利斯基）（1883～1936）1901年起为共产党员，革命运动的积极参加者。1917年12月起任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1919～1926年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1907～1927年为党中央委员，1921～1926年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全俄中央执行委员和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大清洗中无端遇害。。共产国际当时享有巨大威望：这是掌握世界革命方针的国际共产主义组织。季诺维也夫身为共产国际的领导人，自然就是这场运动的首要人物了。布哈林尼·伊·布哈林（1888～1938）教师之子，1906年起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列宁的战友之一。1917年起（直至1934年）为党中央委员。1918～1929年任《真理报》主编。莫斯科十月武装起义领导人之一。1919年起为党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24～1929年为政治局委员，1917～1934年为党中央委员。1926年起为共产国际领导人之一。1929年起为科学院院士。其后不断遵循党和国家的路线。自1929年起为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成员。1932年起为重工业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会委员。1934年起任《消息报》责任编辑。1935年起为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和苏联宪法委员会委会。有多种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文学研究、科学理论等方面的著作。大清洗中无端遇害，身后恢复名誉。当时也广为人知，十分受人尊敬。我记得，当时他已写出一本名叫《共产主义ABC》的书。年轻的共产党员首先就是根据这本《共产主义ABC》来学习共产主义世界观的。布哈林从此声名鹊起。 早在1919年还在红军中服役的时候，我就亲眼见过布哈林，听过他讲话。当时我们的部队驻扎在库尔斯克，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这时候布哈林带着一大批共产党员来到库尔斯克。他在全省党的积极分子大会上讲话。我作为自己战斗部队的党支部书记也应邀出席。就在那次大会上我见到了布哈林并听他讲话。布哈林以他的个性、他的民主作风让大家非常喜欢，而在当时这有着很大的意义（虽然这在现在也同样有意义）。的确，大家都非常喜欢他，我简直对他入迷。后来我还遇见过和他一起的同志，都是来自莫斯科的普通共产党员，级别和政治素养同我差不多。他们也提到布哈林的民主精神，而这在当时特别使人产生好感。他们说，他同他们一块儿住集体宿舍，在食堂里和他们一锅吃饭，等等。这当然具有很大的意义。 还记得有这样一件事情。我有个朋友叫列夫·阿布拉莫维奇·里姆斯基。我和他在顿巴斯共事多年，后来在莫斯科相逢。他是捷沃相伊·费·捷沃相（1902～1958）裁缝之子，工程师。1918年起为俄国共产党（布）党员，曾在苏维埃俄罗斯和阿塞拜疆参加国内战争。后曾担任许多工程和行政方面的重要职务。1936年起任国防工业第一副人民委员，1939～1940年任船舶制造人民委员，1940～1953任苏联黑色冶金人民委员（部长），1949年起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1956年起任驻日本大使。1939年起，为联共（布）中央委员。的朋友：他们一起在矿业学院上学，两人在毕业后一直保持着友好关系。他在黑色冶金人民委员部干部处工作，开始从事共青团活动是在敖德萨。后来又在基辅省委和斯大林诺（尤佐夫卡更名为斯大林诺）工作。 我曾经同里姆斯基一起共事，好像是在1926年我离开彼得罗沃-马林斯克区被选为区党委组织部长之后。当时的组织部长实际上就是区委第二书记。书记是莫伊谢延科，当时只有一个书记。其次是组织部长，被看成区委副书记。再其次是宣传鼓动部长。当时在宣传鼓动部的是谢尔盖耶夫КМ谢尔盖耶夫1917年起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后来担任过一系列党内职务。。我不记得他的真正姓名了，他是个犹太人。这是个优秀的共产党员，忠诚党的事业，是一个好干部。可惜的是，他也像成千上万和他类似的许多人一样，于斯大林在党内大搞恐怖活动期间遇害。里姆斯基则是区党校校长。我不记得是哪一年了，是1926年吧，也许是1927年，党校党校是党的教育体系的一个环节，目的在于在规定的政治学习的范围内提高联共（布）党员的教育水平、理论素质、工作技能。1920年代，这个体系包括从政治学习的初等学校到共产主义大学的一系列阶段。区党校是该体系的中等环节。学员们在寒假期间去莫斯科，增长智慧，参观首都，参观它的名胜古迹。去一趟莫斯科，这是所有苏联人（而且不仅仅是苏联人）的很自然的一种愿望。 据里姆斯基后来讲，他当时决定给斯大林打电话，请求接见代表团。我估计，并不是党校的全体人员都去了，而是一批人，但人数较多，大约有60个左右吧。不过，这对现在要谈的问题并不那么重要。里姆斯基说："我一打通电话，就同斯大林接通了（这给我留下一个印象--斯大林平易近人），我请求他接见我和党校的学员们。"斯大林同意了，说他一有机会，就让人通知里姆斯基（他记下了地址）。不久来了电话，他们就去克里姆林宫（当时，1937年以前，克里姆林宫还对普通人开放），他们是由尼科利斯基大门进宫的。我现在已经不记得斯大林所关心的是些什么问题了。我提起这件事情，是因为我记得斯大林的讲话很有特色，令我敬仰，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接着里姆斯基又讲，他对斯大林说："斯大林同志，我们刚从原来的尤佐夫卡来。现在尤佐夫卡改了名，用您的名字命名。所以我们希望您给尤佐夫卡也就是斯大林诺的工人们写一封信。这一定会给斯大林诺区的居民留下良好的印象。"斯大林这样回答他："我不是地主，工厂的工人们也不是我的农奴。我不会给他们写信，也不喜欢别的人这样做。"列夫·阿布拉莫维奇·里姆斯基是个极有党性的人，十分纯洁、正直。共产主义的清规戒律细致入微地渗透了他的意识、全部行为、活动和整个一生。正因为如此，他才对所发生的事情感到惊喜。回校之后，他在区党委内细说了一切，结果全区人人皆知，斯大林这句话给人们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这件事表明了斯大林的民主作风、平易近人和对自己地位的正确理解。 我还记得这样一段插曲，同样和那个时代有关。当时爆发了与托洛茨基分子以及其后与季诺维也夫分子的斗争。我一直搞党的工作，在区委当组织部长，参加过第十四次党代表会议和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第十五次党代表会议和党代表大会。由于年事已高，我现在不能援引原话，但这并不那么重要，因为我要说的不是这件事情，而是说斯大林这个人。当时政治局开会都要搞速记记录，全部如实地速记下来，然后把这些记录发给各级党组织。我记得也发给区一级，把党的积极分子召集起来，宣读记录。我还记得有一次我们宣读一份速记记录的情形。我们谈得很起劲，一心想要弄清争论的实质，从而确定自己对争论的态度。 那次斯大林好像是同托洛茨基列·达·托洛茨基（勃朗施坦）（1879～1940）1897年起参加社会民主运动，1903年起站在孟什维克一边。1905年任彼得堡苏维埃主席，1917～1927年间为共产党员，1917年任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是十月武装起义领导人之一，后任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外交人民委员，1918～1925年任军事和海洋事务人民委员、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1920年起任道路交通人民委员。1917～1927年为党中央委员，1917年10月和1919～1926年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25～1926年为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反对派组织者之一。1929年被驱逐出国，1932年被剥夺苏联国籍。1938年建立第四国际。在墨西哥被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间谍杀害。或者季诺维也夫争论。我记得他的说法很使我喜欢：斯大林当时证明一个什么问题，他们不同意他的意见，不肯让步，辩论十分激烈，斯大林在人家不同意他的意见时是这样说的："咳，你们这是怎么啦？我一定会想方设法保持党的统一，维护党坚如磐石的团结。这是取得胜利的需要。不过既然你们这样行事，那就让上帝保佑你们吧。"我很注意他的这种说法。当然，我当时并不是个信教的人，甚至在年纪很小的时候就已经不信了，而且这种说法当然也不能说明斯大林是个信教的人，虽然他读过宗教学校。他只是表示：我拿你们有什么办法呢，我对你们毫无恶意，愿上帝保佑你们，你们会回心转意，自己认识自己立场的错误的。我很喜欢这种耐心的态度，我认为这说明斯大林有理。 后来我了解了斯大林，回想起此事我才明白，这是他的狡猾，他的伪善。他玩弄人们的感情，希望表明自己有耐心，有争取党的团结的意愿，表明他对与自己共事的集体中其他成员的意见即便不是尊重，至少也有耐心。这是欺骗，这是算计。说得简单一点，他是想抛出诱饵，引得那些真诚希望正确理解他的人们上钩。这其中，我也是斯大林这种诡计的牺牲品。4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