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殖民地历程——绅治政府

19绅治政府 倘若以为弗吉尼亚社会那怡然自得的贵族特点同它的公民道德毫无关系，那就大错特错了。只有荒唐的事后聪明才会把殖民地时代弗吉尼亚的政治制度当成标准民主制度的萌芽。乔治·华盛顿为保留自治和英国人的权利担忧时，他心中必然想到的是十八世纪中期弗吉尼亚的政治习俗，因为他对别的一无所知。这些政治习俗就是弗吉尼亚式的贵族政治的代议制，其特殊的贵族政治品格从根本上培育了美国的代议制政体。这个根可以追溯到弗吉尼亚的黄金时代。 从来没有哪一个统治阶级如此认真对待它的政治责任： 随同权力带来的治理的责任。弗吉尼亚在整个殖民地时期实行有限制的选举权，同时它也制订了强制投票的法律。其他少数几个殖民地也用临时性约法惩办那些享有选举资格但不去投票的选民，而弗吉尼亚的这项法律实施得如何有力尚不清楚。但是，这项法律在弗吉尼亚从早期一直沿用到美国革命时期以后，这就证实了下列坚定不移的信念： 治理社会是一种责任。如果说普通选民被要求去投票，那么拥有巨额财产的人则被期望肩负更大的责任。当杰斐逊在1781年由于处境很不顺心而向往“慎独的平民生活”时，他说出了弗吉尼亚名门望族中许多人渴望卸担子的心情。 如同一个大种植园主不得不担负起无可推诿的管理任务--他必须规划园圃，及时决定播种和收割烟草，觅取制鞋缝衣的材料，照料奴隶们的身体健康--杰斐逊则负有他义不容辞的政治责任。这位成就卓著的种植园主必然养成指挥别人的习惯。他以他经营私人财产时所显示出来的自信心管理殖民地事务。如果说种植园本身就是一个小块殖民地，必须以机智、权威和审慎来加以治理，那么反过来说，统治弗吉尼亚殖民地就像治理一个大种植园。高官显职由最有利害关系的人担任，重大问题的决策也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 民众代表院花名册就是一份主要种植园主的名单。从教区委员或治安推事之职上升到总督参事会的仕途悉由当地士绅一路把守。不得到他们的认可而要在政治上发迹是毫无希望的。民众代表院的权力在殖民地时期不断加强，竟至于控制了总督及其参事会，而这个议会不过是贵族统治集团的一个政治实习班。有关烟草价格和质量、税收、教育、与印第安人的关系和宗教等问题的重大决策悉由议会作出。人们正是首先在议会中得到训练和审查，而后才擢升到更高的职位。地产所有者选举民众代表院的议员，但只有议员们自己才有权使弗吉尼亚人获得更大的荣耀，而他们也就有意选拔上层弗吉尼亚人担任政府工作。尽管十八世纪中期民众代表院的议席不满一百，但几乎所有显赫的弗吉尼亚人都在议会里受过训练。 议员之间的分歧远非我们想象的那么多，他们的讨论与现代立法机构中的辩论简直没什么共同之处。尽管讨论《印花税法》时期直言不讳的争论引人注目，但议会政治并未强化为党争。弗吉尼亚人在新政府成立初期对政党概念尚无思想准备。十八世纪以来，居于统治地位的议员们似乎日趋融洽和真诚，乐于接受政治气质截然不同的人的领导。因此，民众代表院在1774年作为弗吉尼亚代表大会开会推选出席第一届大陆会议的代表时，不仅选举了反对《印花税法》的理查德·亨利·李和帕特里克·亨利，也选举了在前不久关于该法的争执中持保守立场的佩顿·伦道夫、理查德·布兰德和爱德蒙·彭德尔顿。 也许，近代还没有哪一个统治集团对公职采取如此独占的态度。美国革命时期和独立后的头几十年间，民众代表院（差不多完全从它自己的议员中）推举出弗吉尼亚总督和州长、参事、法官、军官和出席联邦代表会议的代表。议员们对弗吉尼亚统治阶层每一个成员都很熟悉，这使他们有资格分配显要公职和公务，即使不是完全没有失误，也令人深感其知人善任。 弗吉尼亚统治者的这种巧安排当然也有其令人不快之处，臭名昭著的罗宾逊事件说明了这一点。没有哪个现代新闻记者能编造出比这些不加夸张的事实更耸人听闻的情节。珀迪的《弗吉尼亚公报》（于1766年5月16日）以并非存心捉弄的笔调宣称民众代表院议长兼殖民地财务总管约翰·罗宾逊的死，“对惯于靠他的博爱与慷慨而得救的不幸者和穷人是一大灾难”。罗宾逊那令人困惑的慷慨程度虽早已令人生疑，但在他的财产管理人员开始清理他们的账目之前，这种疑点始终未得到证实。这时他们发现，罗宾逊当殖民地财务总管时挪用公款达十万零七百六十一英镑七先令五便士，他把这些钱借给了他的几十个朋友。借款数额不等，借给威廉·伯德三世（此君未能承袭乃祖乃父精明经商之道，此外赌牌又倒了运）一万四千九百二十一英镑，借给刘易斯·伯韦尔六千二百七十四英镑，卡特·布拉克斯顿三千八百四十八英镑，阿奇博尔德·卡里三千九百七十五英镑，理查德·亨利·李十二英镑，帕特里克·亨利十一英镑。总督参事会的成员们借了罗宾逊近一万六千英镑，民众代表院的议员们借了三万七千余英镑。财产管理人爱德蒙·彭德尔顿花了他一生中风华正茂的十二个年头试图了结这笔账，但他自己也受惠一千零二十英镑。财产账目表明，弗吉尼亚的名门望族中几乎没有一家不曾接受罗宾逊的慷慨相助--用公款来为他们解危济困。这个庞大的债务网说明为什么民众代表院那么多年来一直不愿将议长和财务总管两职分开或彻底清查殖民地账目的根由。和蔼可亲的罗宾逊把公家金库变成了统治集团的救急基金。 有关这一事件的两个具体事实提供了宝贵的线索，使我们能了解弗吉尼亚统治者的道德习尚。第一，罗宾逊自己从未使用一点公款假公济私--他受惠于朋友的感激这一点除外。第二，事实真相大白时，主要议员并未指责罗宾逊滥用公款，相反，他们几乎要赞扬他心肠太好呢。罗伯特·卡特·尼古拉斯（继罗宾逊任财务总管）因为暗示如此用钱有点不当而遭到谴责，结果他感到还是放聪明点，不如否认自己有意含沙射影，并宣称这些借款“多半是由于对身处困境的人抱有不应有的博爱精神与怜悯之心”。福基尔总督听取了彭德尔顿关于罗宾逊财产的报告后说：“这是他心肠太好。”他这样说反映了普遍的看法。无论我们对罗宾逊本人怎么想，他的政治生涯展现了一个公共权力属于少数特权者的社会。 这种权力也确实带来了相应的、有时不胜其烦的责任。几乎从一开始，民众代表院就严格要求所有议员必须参加每届会议的开幕式。根据一项1659至1660年间制定、以后又一再重申的法令，无故缺席者每二十四小时罚三百磅烟草。议长在开幕式上要宣读议员说明缺席理由的信件，这些理由或被认可，或遭拒绝。下列事实并不是什么秘密--如1691年的詹姆斯·布雷事件--其申辩理由冒犯了议会，致使议长发出了对该议员的拘捕令，一直拘留到他作出适当的道歉为止。遇有一些特别任务时（如选举议长），使出席开幕式关系重大，但议会对未出席任何一例会的议员也只是稍微宽容些。十七世纪结束以前，每旷一次会的罚款从两先令六便士增至一桶烟草。1684年会议期间，有五名议员点名时未到，据查系未经议会许可擅自回家，于是议会通过决议，责成其所在县的县长向每个玩忽职守的议员收取罚款一千磅烟草，而且直到他们道了歉才恢复他们在议会的席位。 民众代表院很早（1666年）就宣布任何人无权解除任何合法当选的议员出席会议的义务，即使其选民正式提出请求也不行。这个原则在整个十八世纪还存在，倒霉的杰斐逊在1782年5月对此深感烦恼。当时正值他在一片指责声中辞去弗吉尼亚总督职务之后，阿尔比马尔县人民又选他为出席民众代表院的代表。杰斐逊倦于从政，痛感公众忘恩负义，因而希望谢绝此职。他向议长约翰·泰勒发出辞呈，得到的却是不利的答复：“议员们认为宪法不允许接受你的辞呈。”泰勒告诫杰斐逊说：“贤能之士最好是治人而不是治于人，因为如果贤能之士从社会引退，则贪官污吏、无知之徒就有可能，确实很有可能得逞。”最后，泰勒敦促杰斐逊“出席会议，以免招致被捕的责罚”。 弗吉尼亚民众代表院的议员当然是“选举产生的”。他们的选举与同时代英国议会的议员选举颇相似，虽然腐败行为较少，有才能者当选的机会也较多。这根本不是什么雄心勃勃的年轻人个个都能借此开拓仕途的自由普选，而是土地所有者们从绅士中作出挑选的过程。从法律条文上讲，议员的资格条件同选民的资格条件一样，但在实际上，议员候选人都是名门绅士。 选举在亲切的气氛中进行，这种活动强调候选人的慷慨和土地所有者们的权力，它是礼仪与欢宴的奇怪结合。竞选演讲似乎无足轻重，只有异常浮夸而又愚钝的绅士才会对自小相熟的邻人们大发宏论。很少会出现对有争议的“问题”的公开辩论，但即使是最有名望的候选人也除非能不厌其烦地同选民打成一片，否则是不会获得成功的。代表大会禁止任何候选人拉票，更不许投自己的票，而且那时根本没有任何党派组织。然而，候选人可望使用间接的说服手段（通常是请客吃饭）；若不“招待”选民，谁也别想当选。大量朗姆酒、姜饼和烤肉使审慎的选民们相信，他们的候选人既慷慨大方又殷实富裕，能在议会里恰当地代表他们。如此宴请耗费甚巨。汉诺威县的塞缪尔·奥弗顿估计他两次竞选的开销为七十五英镑；乔治·华盛顿竞选议员的开支从不少于二十五英镑，而有一次花了约五十英镑。这样的支出几倍于为取得选民资格而购房置地的费用。当然，弗吉尼亚的一项法规禁止任何人“直接或间接地”提供“钱、肉、饮料……礼物、赏金或宴乐……以图当选，或选入议会供职”，但该项法律似乎很少实施。殷勤好客之盛誉实际上是避免选举期间涉嫌行贿的最好挡箭牌。 投票在县政府内举行，如果天气好，则在县政府外的草坪上举行。它和现代美国选举最主要的不同之处是它公布每一个选民的选择，并导致候选人和选民之间有机会互报恩怨。根据几乎从未中断的惯例，候选人应亲临投票场所。县长、候选人和职员（包括为每个候选人所配的一个职员）同桌而坐。选民一个一个上来宣布其选择，这就像记分牌一样公开记分。既然任何到场者都能看到最后统计结果，候选人就可以在最后时刻派支持者投入所需的追加选票。在每个选民宣布他选谁时，一边会大叫赞成，另一边则会高声呵斥。赌局有变，便押上新的筹码。得票的候选人起立鞠躬，向选民致谢，如说：“布坎南先生，你这张选票我将铭记在心，永远引为荣耀。”对选民的信任表示个人感谢已如此习以为常，以致候选人在不能到场的罕见情况下，就委托一位朋友代致敬意。1758年选举期间，乔治·华盛顿正在坎伯兰要塞统领弗雷德里克的民兵而不能分身，他的朋友、县里最有势力的人物詹姆斯·伍德坐镇投票场，凡是对这位缺席的上校表示美意的选民，他都一一致谢。一种不常用的选举方式是举手、鼓掌或其他一些非正式表示。 绅士阶层对选举的支配决不限于其赢得选民的赞誉能力，因为他们是从自己人中间选拔县长的，而选举则由县长主持。县长决定谁有资格投票，确定选举日期，规定投票时间的起讫；如不满于他的决定，除了诉诸议会外别无他法，而议会通常是不大愿意否决地方官员的决定的。 最后，县长总要在县府大门口宣告：“土地所有者先生们，请进府投票，不然选举就要结束了。”有时，选举本应在下午两点钟结束，但如果县长发现许多选民“因天雨或河水上涨”受阻，他就可能将选举延长一天。弗吉尼亚的绅士们有权延长选举直至胜券在握，这使现代的候选人不胜羡慕之至。 弗吉尼亚法律允许土地所有者先生在其具有财产资格的每一个县里投票。他如果在三个县里具备财产资格，就可以投票选举三个县的议员。既然一个人可以在民众代表院里代表他可以参加选举的任何一个选区，这就进一步扩大了大种植园主的政治机会。他们可以选择最有可能当选的选区进行竞选。弗吉尼亚许多大人物，包括乔治·华盛顿、帕特里克·亨利、约翰·马歇尔和本杰明·哈里森在内，都利用他们拥有的广阔和分散的地产来促进自己在政治上的飞黄腾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