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殖民地历程——从乡绅到种植园资本家

18从乡绅到种植园资本家 在英国，人们长期以来把绅士看得神乎其神。英王詹姆士一世的奶妈求他把她的儿子封为绅士，英王答道：“朕永远无法封他为绅士，尽管朕可以让他当一名爵爷。”如前所述，在弗吉尼亚绅士也是身披灵光，而贵族之家却可以更容易地用金钱来造就。殖民地时代的弗吉尼亚预示着美国人对待贵族政治的有益的粗俗态度。既然银盾纹章随时可用现金买到，人们必然要怀疑一切贵族特许状。在美洲社会地位明显的可售性，有助于消除欧洲世袭贵族制的神秘性。如果穷哥儿们看到他们的“上司”竟能出钱买爵，谁还相信特许状神授的神话呢？ 商业进取精神在弗吉尼亚旺盛不衰，即使在逐渐僵化的贵族中也保持活力。弗吉尼亚的主要家族如勒德韦尔家族、斯潘塞家族、斯特格家族、伯德家族、卡里家族和丘家族等的祖辈，不久前都是商界的。由于若干原因，发达的种植园主很可能仍然保持着某些商人气息，仍在孜孜不倦地为其资本寻觅新的投资场所。第一，弗吉尼亚的烟草种植业颇具特色。烟草生长需要吸收氮、钾养分，而弗吉尼亚人种烟草却不施肥，因此只有在未开垦的处女地上烟草才能株盛叶茂；二茬收成通常最佳。四季以后，照例改种玉米小麦，直至最后抛荒，听任野松杂草丛生。在这样的耕作制下，精明的种植园主一个时期只敢辟出一小部分--比方说百分之十--田地种植烟草。预见性要求他非得不断增加自己占有的土地不可，因为用弗吉尼亚人的话来说，他每年要“报废一些土地”。“烟草地”很快就成为“新地”的同义语。估计肥力已尽的“酸地”或“老地”则用作弗吉尼亚沿海低洼地区的学校和教堂地皮。因此，精明的种植园主又必须是土地投机家，看准机会就买田置地。主要家族拥有的田地与日俱增，且常常变换位置。历史最悠久的种植园宅第--如卡特、伦道夫、伯德等大家族的宅第--屹立如旧，由此承袭家族传统，但这些家族赖以发财致富的土地却是资本设施，一旦不能产生过得去的收益，便要被抛弃或被交换。鉴于上述种种情况，大种植园主发现奴隶化的劳动力特别有利，可视需要随时把他们调动到比较有利可图的土地上去劳作。这种浪费人力地力的制度并非有百害而无一利，至少从弗吉尼亚民政机构的观点看是如此，因为它使富裕种植园主阶级--亦即政治领导阶层--经受一种关于警惕性和事业心的冷酷无情的考验。 激发种植园主商业进取精神并造成种植园体制本身特征的第二个因素是那里没有大市镇。法国旅行家弗朗西斯·L·米歇尔在1702年写道：“居民并不聚居在一起，弗吉尼亚并非固定在村庄的基础上，因为每隔二三十年就得开辟新地盘。”但这还不是唯一的原因。简单的地理事实同样很重要。弗吉尼亚沿海洼地向东南方向一直延伸至切萨皮克湾，这是一片肥沃的低地，由几条可以通航的深水河流--波托马克河、拉帕哈诺克河、约克河和詹姆斯河--切割成指状地带。每一条指状地带又被纵横交错的小河分割成网络状，其中许多小河水面宽阔，足以通航入海。这些大小河流乃是经济生活的血液循环系统。溯江而上的船只装载着来自非洲和西印度群岛的黑奴以及来自伦敦的服饰和家具，顺流而下的船只则满载着李氏、卡特氏和伯德氏诸家族的大种植园出产的一桶桶烟草。 因此从商业观点看来，城市是多余的。每一个大种植园主都有自己的私人船坞。烟草种植者可以直接从自己的码头把一桶桶烟草装上船，运往他在伦敦的代销处，而他进口的东西可以卸在他的私人进货口岸。正因为如此，殖民地时期的弗吉尼亚没有波士顿或费城那样的商业都市；它的商业活动就在沿河岸散布的几十个私人货场进行。约翰·克莱顿在1688年给英国皇家学会的信中说：“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地区江河纵横如此奇特。虽然这种水利之便有朝一日会使此地变成尼德兰，变成美利坚最富庶的地方，但在目前我却把它看作是兴邦的最大障碍，也是贸易和商业的最大障碍。河流太多而居民太少，贸易便集中不起来。因此，各类船只一般各载各的货，下行上溯不过百英里航程；能做的生意充其量不过是一种零星买卖，由于是以货易货，他们必须携带各类货物到那里去做买卖。这就是说，河流多是没有城镇的主要原因之一。”几年后，《弗吉尼亚现状》一书的作者问道： 舒舒服服稳坐乡里、身边无处没有顾客的种植园主兼商人干吗要改变他的生活或者招惹城镇商人的竞争呢？ 在陆上交通很不发达的时代和道路稀少的新拓殖区，弗吉尼亚种植园主和在他们码头上购物进货的人似乎是得天独厚的。休·琼斯神父在1724年写道：“大多数住宅建在码头附近，从伦敦和布里斯托尔等地向那里的一位先生运送任何货物，所花的气力和费用，比之向英国某个住在城外五英里的人运货还要小，因为伦敦来的商品不收运费，布里斯托尔来的货物运费也微乎其微。倒是货主那方面为表谢忱而把烟草装上船捎带给英国的烟草主顾。” 批评弗吉尼亚的人经常抱怨说，文化、宗教和商业水平低下的状况正是由于缺乏城镇。英国家具制造商的产品整船整船地廉价运至弗吉尼亚种植园，换取大量桶装烟草，本地的工匠就泄了气。舟楫交通之便实际上使许多种植园主眼界褊狭。斯波茨伍德总督在1710年报告中称：“第一批移民来到时沿河岸而居，对自家种植园藩篱以外的内地所知无几。他们害怕印第安人，因而不敢再往前探险。而且，除利用水路外，他们同外界没有任何联系。”批评者说，只有建城“聚居”，才会有高度的文明。有人建议通过立法使城镇居民得到减税待遇和其他鼓励，但这些建议均告失败，地理终究胜过人意。直至十八世纪晚期，弗吉尼亚的商业活动--以及相应的商业道德--依然只存在于大种植园主之间。因为没有城镇，弗吉尼亚乡绅比英国乡绅更需要学习城里人的本领，即商业进取精神、精明交易的能耐和城里人对盈亏得失的洞察力。 同许多英国乡绅经营的作物不同，烟草不是传统国计民生的一部分；它是一种商品作物，为赢利而种植。烟草种植者在奴隶、土地和农具上的投资靠大笔现金贷款来维持。乔治·华盛顿和其他许多人的账册以令人泄气的生动性表明了这一点。有人抱怨弗吉尼亚是“建立在烟雾缭绕之中的殖民地”，而杰斐逊同他的前人一样呼吁发展比较多样化的经济。不过一些历史学家认为，以西印度群岛和弗吉尼亚为典型的种植园制度是罗马帝国以来大规模商品农业的第一次伟大实验。 英国乡绅历来对他的农场关切入微。即使像几十年以后的第八代德文郡公爵那样的大老爷，当他的猪在斯基普顿博览会上高中头奖时，也觉得经历了“一生中最自豪的时刻”。弗吉尼亚的大种植园主却不能满足于在某个地方博览会上得点奖品。他的烟草已打入了竞争激烈的世界市场，他必须对百余种不同作业的工本精打细算。1686年M·杜兰·德道芬访问沃姆利的宏大庄园罗斯吉尔时，以为进了“一个大村庄”。大种植园生活远非自然农业经济的生活。那里有数百名奴隶、白人工匠、监工、管家和商人，他们生产的烟草是一种经济作物，他们还种粮食，制造工具和农具，织布缝衣，以供自己所需，并在当地与境外市场上出售，货品有时就用种植园主自己的船运送。弗吉尼亚种植园是十八世纪式的现代“公司城”，而不是富于田园诗意的乡村。种植园主既要有经商的精明头脑，又要具备丰富的知识，才能经营其农商工俱全的小天地。像威廉·伯德和托马斯·杰斐逊那样以见多识广和多才多艺著称的人物，在十八世纪弗吉尼亚较为成功的大种植园主中并不罕见： 他们对自然发展史感兴趣，对医药和机械学有相当精深的知识，对气象学也很内行，并认为不能不懂得法学。把种植园的这些必备条件说成仿佛是受了欧洲启蒙时代的遥远榜样和抽象教导的鼓舞，那是多么离题！它们充其量不过是探索弗吉尼亚种植园主问题的索引。 如果说所有这些影响造就了一种带有某些新大陆独特品格的人，那么这种人也就是贵族。尽管弗吉尼亚绅士对办实业比较积极，不那么害怕被经商所玷污，在心理上更倾向于资本主义，对现金收支平衡表颇为精明，知识兴趣也多样化，但这种人仍然是人数很少的特权阶级中的成员。这个阶级的基础在进入十八世纪前就已牢固地奠定了。罗伯特·夸里上校1704年向商务部诸大臣发回的报告称，弗吉尼亚四条大河两岸都有十至三十人“靠经商和勤奋挣得了非常可观的家产”。到十八世纪中期，这类人多了起来，还出现了一些暴发户，如其中的杰斐逊家族和华盛顿家族。但是，大种植园主人数倍增的过程大大摧残了小种植园主。富有的绅士种植园主与其他人之间的社会鸿沟在1750年前后的弗吉尼亚兴许已经扩大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弗吉尼亚烟草贵族的黄金时代--十八世纪中期--正是美国革命时期弗吉尼亚几乎所有领袖人物的青年时代，也是后来成为早期联邦政府中“弗吉尼亚王朝”的那些人的青年时代。华盛顿生于1732年，这一集团的最后一人门罗则生于1758年。这些人的传记与书信集表明，存在着一个密切地相互通婚的上流社会“四百家族”。亚历山大·斯波茨伍德总督于1713年3月9日向国务大臣报告说，他终于以三名合适人选填补了总督参事会里的三个空缺，他们“才华出众，忠诚守节，家产殷实”。他抱怨道，舍此三人，他再也找不到一个合格人选。其余的人都已在政府“或别处”占据有利职位，他们“……都同一个特定家族〔伯韦尔家族〕沾亲带故，现参事会绝大多数成员几乎都已同这个家族联姻”。从1680年到美国革命为止，被任命为总督参事会成员的九十一人名单上，只有五十七个不同家族的姓氏，其中九个姓氏占了将近三分之一，另外十四个姓氏也占大约三分之一；五名参事姓佩奇，以伯韦尔、伯特、卡特、卡斯蒂斯、哈里森、李、勒德韦尔或沃姆利为姓氏的各有三人。一位参事可能还往往兼任数职。有人抱怨说：“参事会控制的职位多如牛毛，造成很大混乱，在一些互不相容的职位之间，情况尤其如此。比如，他们的税务局责成他们向他们的司法局揭露走私勾当。又如，他们这些法官先生以参事的身份开会，通过他们自己以税务官身份所作的账。”这种官职垄断的情况并不只限于总督参事会。在地方上，一名大种植园主可能会同时当上教区委员、治安推事、民兵司令和议会议员。 尚存的少量托马斯·杰斐逊青年时代的书信（写于1760至1764年间），记载了我们所知的有关他二十一岁以前事迹的仅有的第一手资料。这些书信很像社交录： 他的社交活动中所交往的几乎全是弗吉尼亚“头等”大族的名人。他的第一个情人丽贝卡·伯韦尔出身于那个五十年前主宰总督参事会的名门望族。他写信给年轻的弗莱明：“亲爱的韦尔，我想到了一项有生以来所想到的最聪明的生活计划。你用你的地换取埃奇希尔庄园，我用我的地换取费尔菲尔兹庄园，你娶莎姬·波特为妻，我娶丽贝卡·伯韦尔为妻，〔合〕搞一辆车，配上两匹骏马，在同一个法院当律师，还一起驾车去参加乡间所有的舞会。你喜欢不喜欢？”在这位青年社交名人的书信中提到的还有佩奇、曼、卡特、纳尔逊、李、布兰德和耶茨诸姓氏，其中没有一个可以排除在弗吉尼亚名人录之外。 十八世纪六十年代、五十年代和四十年代的弗吉尼亚，同1776年的弗吉尼亚之间并不存在什么隔墙。十八世纪后期的思想同那个世纪中期的思想并无天壤之别。恰恰相反，我们对弗吉尼亚的生活知道得愈多，就愈能看出革命时期的几代人在思想方式上同他们父辈和祖辈之间的连续性。我们愈是开始认识到他们思想上的本地血统，就愈不需要去探求什么世界主义的哲学始祖或试图把他们的思想说成没有本地传统但已“传遍”全世界云云。美国革命的动机将化为平凡的东西。于是，一向被历史学家生搬硬套地当作美国革命假定的生身之父的欧洲启蒙哲学家们，看来就像在一出拙劣的神秘剧的最后一幕突然登场的罪犯表兄一样不伦不类。革命时期臻于完善的动机和行动方式早在一个世纪前的弗吉尼亚日常生活中就已成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