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殖民地历程——英国绅士，美洲风度

在当初，整个美洲就是弗吉尼亚。 --威廉·伯德弗吉尼亚的历史另有一番光景。这儿未闻有什么宏图大略，亦未见以某种观念来统治的尝试，而只有脚踏实地移植一些制度的努力。如果说其他殖民地谋求逃脱英国的丑恶，弗吉尼亚人则希望实现英国的美德。让别的殖民地以“山巅之城”炫耀世界，以亲如兄弟的社会激励世界，以人道主义的巨大实验鼓舞世界吧。弗吉尼亚人心目中的样板是由某个现存社会的实际面貌，即十七和十八世纪的英国、特别是英国农村的面貌糅合而成的。若说弗吉尼亚有哪个方面优于英国，那么这不是因为弗吉尼亚人追求英国人所没有的理想，相反，是因为这里有着实现英国理想的新机会。一个英国中产阶级人士可以在弗吉尼亚找到立身之地，成为一个新型的英国乡绅。一种不可预知的炼金术把英国领主宅邸的习俗改造成为新大陆共和国的风范。乡绅韦斯顿家族和霍勒斯·沃波尔家族经历了一次大西洋沧桑之变，使他们变成了爱德蒙·彭德尔顿家族、托马斯·杰斐逊家族和乔治·华盛顿家族。把他们造就成为美国人的不是他们的目标而是他们的成就。 17英国绅士，美洲风度 在十七世纪晚期的英国，一个富商梦寐以求的愿望是要当一名乡绅。从站商店柜台或坐职员办公室退隐到田园之中宽敞的庄园宅第--这是新兴中产阶级的幻梦。那个时代的这种梦想，相当于二十世纪的企业家渴望得到昂贵的城郊房地产，加入城郊俱乐部，去佛罗里达过冬，但还不止于此。在当时，当一名乡绅就意味着加入统治阶级的行列。得到一处庄园宅第还意味着当上治安推事，对当地的牧师们拥有权力，成为当地农民的庇护人和听取忏悔的神父以及教区济贫主管者，也许迟早要当下院议员、骑士、男爵，甚至可以想象会成为上院议员。 因此，乡村宅第是英国新兴阶层登天的中继站。尽管庄园生活优裕，但不奢侈，也不偷闲。在有益的英国民间传说里，政府和公共责任落在那些坐着绅士安乐椅的人身上。理查德·布拉思韦特在他的一本对很多弗吉尼亚人起咨询作用的手册《英国绅士》（1630年出版）中指出：“财产最多，自由便最少。”他造罪作孽是双重性的，是犯了典型罪： 这就是说，作为警觉、远虑和勤奋的榜样或典范的那些人，不应当碌碌无为、高枕无忧地消磨时光。（有人说）职高位尊之辈乃是十足的仆人： 君主或国家的仆人，名誉的仆人，以及事业的仆人。因此，他们没有任何自由，既没有人身自由，也没有行动自由，时间上亦没有自由。所以，英国绅士的理想尽管肯定不是苦行僧式的，也决然是有道德有公益心的。企望成为绅士的英国新兴商人的目标不只是舒适的生活，而且在于承担起更广泛更体面的责任。 在弗吉尼亚殖民地最初的岁月里，爬上绅士阶层的机会并不罕见。直到将近1700年以前，白人移民在弗吉尼亚大概比他们原先在英国的生活要好过些。劳力缺乏使工资相应高一些。1623年，乔治·桑兹抱怨说，弗吉尼亚人除了口粮以外每天还想要一磅烟草。烟草每磅值一先令，弗吉尼亚人一天的工资就相当其英国同等劳力一星期的工资。而且在那里大有发家致富的希望。据《弗吉尼亚大全》一书（1649年出版）作者所述，刚来时不过是学徒工的青年人，只要干短短几年，便可望“得到土地和耕牛兴家立业”。托马斯·杰斐逊·沃顿贝克研究过的土地转让档案表明，在十七世纪后半期，弗吉尼亚有很多“自耕农”，即拥有耕地二十至五百英亩的人。在这一社会等级的上层，拥有一定资本的移民大概也有较好的机缘扩大其资本；而且，他的钱财在弗吉尼亚可以谋得比在英国更高的社会地位。根据“计口授地”的制度，任何人每向殖民地运送一人，便可得到五十英亩土地，这就使赢得一支随从队伍成了很简单的事情。 要在十七世纪弗吉尼亚那样的新地方上占据权力位置，还无须非把别人挤走不可。一个人要是不能领导一个已经存在的社区，他还可以创建一个新社区。许多弗吉尼亚家庭是由商人或工匠这些特别能干、成功或走运的人建立起来的。他们田连阡陌，很快就能过上相当于乡绅的生活方式。如果有意识地模仿英国绅士，那么绅士风度的标准就必然是比较模棱两可和不那么刻板的姿态。社会阶级的这种流动性表现在许多方面。有一阵子，每个自由的白人都有权选举民众代表院原文为“the House of Burgesses”，一译“众议院”，系第一个由选举产生的北美殖民地议会。--译者的议员而没有财产资格限制。《弗吉尼亚的治疗法》（伦敦1662年出版）一书爱挑剔的作者抱怨说，弗吉尼亚民众代表院很少通过英明的立法，因为大多数议员“是到弗吉尼亚去当佣工的，虽然随着时间的推移，依靠勤奋，他们也许有了可观的财产，但由于他们贫穷，受的教育差，因而他们对有关购买教会或公共房地产以及购买的方式等问题均不善于判断”。只要白人契约佣工仍然是那里劳动力的主要来源，即直到大约1700年以前，那就不存在妨碍幸运或勤奋肯干的劳工发家致富的种族壁垒。那时是弗吉尼亚“民主”的美好时期。 但是好景不长。十七世纪末期风云变幻，使这个人人可以成为绅士的奇异世界烟消云散。弗朗西斯·尼科尔森总督在1701年12月2日致贸易和拓殖委员会的报告中指出：“对于才能还过得去的男人来说，极少或根本不存在鼓舞他们到这里来的诱惑。”“以前，良田唾手可得，家财殷实的孤孀也不少，她们是招徕能工巧匠的诱饵。但现在，良田全部或大部被占有，若说还有什么有钱的孤孀或处女的话，大多数已为本地人所娶；因为他们开始对外人怀有某种反感，称之为‘陌生人’。” 弗吉尼亚社会开始冻结。到1670年，议会效法英国，确定了财产资格限制： 只有“拥有不动产或动产、乃致其利益促其致力于公益”者方为选民。随着时间的推移，选举权进一步被限制，以排除租地者和终身佃农。1699年以后，非“地产主”即直接拥有地产者不得参加选举。唯拥有一百英亩荒地或二十五英亩建有住宅和种植园的地产主，才可参加选举议员。弗吉尼亚的选举权基本上同英国一样了。 岂止是最肥沃的土地和最富有的孤孀业已有主，或不再能为间或到来的移民所获。劳动阶级的特点也开始起变化了。到1680年，黑奴运进数量日增；十八世纪头九年运来六千名黑奴，这或许比上个世纪输入的总和还要多。黑奴取代白人契约佣工成为主要的劳动力来源，乃使弗吉尼亚的奴隶制在十八世纪初期加速发展，因为奴隶制使大种植园更加有利可图。小种植园主困难日甚，使白人佣工望而却步，而白人佣工的减少又使这块殖民地更加依赖黑奴。 十七世纪末期，小种植园主每况愈下。1660年以后，旨在收紧大英帝国重商主义之网的《航海法》得到更严格的实施，这就缩小了殖民地的赢利，给各阶层种植园主造成了新问题。小种植园主连年负债。1676年弗吉尼亚由纳撒尼尔·培根领导的短命的反叛至少部分是因上述不幸而起。培根本人宣告，小农负债问题已非“劳动或勤俭”所能解救。大约1660年之前，契约佣工习惯于在雇佣期满时留在殖民地，以便获取一块土地，并满怀希望地在社会阶梯上往上爬。如果此种土地匮乏，殖民地议会还不时（例如在1627年）特别拨出一定数量的小块土地。但在十七世纪最后几十年，获得自由的佣工则期望到某些其他殖民地谋取当地为新到者提供的土地。 十八世纪初期，弗吉尼亚对于大多数穷苦白人移民已仅仅是个入境口岸而已--南下北卡罗来纳边陲荒原，西越连绵群山，北上特拉华、马里兰和宾夕法尼亚西部。那些兴许已按英国模式形成自耕农集团的穷苦白人殖民者的大批出走，使弗吉尼亚人忧心忡忡，但他们对于出走缘由的看法未能取得一致。十七世纪末之前，英国商务部要尼科尔森总督考虑如何刹住移民出走风。商务部和总督就如何使自耕农今后不离开弗吉尼亚的问题辩论逾二十年之久。尼科尔森总督抱怨道，移民外流的主要原因是诸如宾夕法尼亚一类殖民地对工匠从事毛织业和其他手艺以兴家立业有特殊的吸引力。爱德华·伦道夫在1696年解释道：“议员们以及政府里的……其他官员，不时设法获得大片授地，因而许多年来，携仆而至的人或者忠事其主而佣期届满者便没有任何荒地可得，因为土地早已被占光了。”1728年，古奇总督否定了这种解释，他证实，斯波夕法尼亚县实行大块授田制，但人口密度却高于有许多小块授田的布伦斯威克县。 虽然评论者在原因问题上意见不一，但其后果却是错不了的： 弗吉尼亚已成为贵族统治之邦。据沃顿贝克说，到十八世纪初期，正在成为土地所有者的新移民不超过百分之五。十八世纪后期统治弗吉尼亚的各大家族--菲茨休家族、伯德家族、卡特家族、沃姆利家族、李家族、伦道夫家族、哈里森家族、迪格斯家族、纳尔逊家族等--大多数在1700年以前就获得大片授田，奠定了发财致富的基础。“头等”大族往往互相通婚，到十八世纪中叶，不超过一百个家族控制了该殖民地的财富与政事。 弗吉尼亚已经成为酷似英国农村的社会，但这种相似更多的是在于形式而不在于内容。这好比移居弗吉尼亚的诸家族随身携带了一部在英国舞台上献演已久的剧本，现在却要在美洲舞台上上演。一群希奇古怪、在某些方面是笨拙的演员要扮演英国的旧角色。英国乡绅--《古田庄》里的埃芬厄姆·布兰克老爷和布朗乡绅--现在由美国种植园主扮演，英国农民由黑奴扮演，管家由白人监工扮演。人们从某些引人注目的动作，可以认出这些角色。弗吉尼亚的乡绅（同英国乡绅一样）乘坐四轮大马车，坐吃山空，连伦敦纹章院授予他们的镌刻着其家族纹章的银章也吃掉了，他们高踞治安推事之位，充任当地英国国教会的教区委员，阅读士绅们爱读的书籍，连说话写信也常常引经据典，附庸风雅。离开非洲丛林仅一两代的粗野笨拙的黑奴则学着扮演农民的角色。 同情况相似的许多其他英属西印度群岛比较一下，其中的差别极大且发人深思。西印度群岛盛行“遥领地主制”，仿效西班牙模式的种植园主期望建立蓄奴殖民地，让奴隶们住营房，每日驱赶到地里干活，如同西班牙徭役制下的印第安人一样。但是，效法英国乡绅的弗吉尼亚人却不得不让奴隶充当别的角色，以便使自己扮演的角色能装得像回事。约翰·S·巴西特提醒我们说：“他期望靠自己的房地产为生，希望把奴隶集中在他周围，以便了解他们，为他们治病，让他们结婚，温和耐心地培养他们，连骂人也是个别训斥。”财运亨通的弗吉尼亚种植园主的生活和西印度群岛种植园主好逸恶劳的生活大不相同，他一天忙到晚，严于监督。他的妻子也担任了不像是装点门面的新差使。 弗吉尼亚的新格局同英国的旧模式惊人地相似，在社会阶级关系上尤其如此。起先，美洲的情景展现了英国绅士的某些特权与消遣。例如，保存鹿苑是留传数世纪之久的绅士遗风的象征： 逐猎麋鹿和法办偷猎者是上流社会的特权。但在十七世纪弗吉尼亚的荒原上，鹿并不只是在绅士老爷的地界内才有。一些宣传小册子，如《弗吉尼亚新方志》（1649年出版）和《弗吉尼亚与马里兰的确切关系》（1669年出版），宣扬野生麋鹿之多数不胜数。威廉·伯德迟至1737年还吹嘘说：“经常可以看到它们成群结队，数以百计。尽管本地麋鹿没有欧洲麋鹿那么大，但其味鲜美得多，而且一年到头都很肥壮。”美洲的事实已使偷猎这个概念变得陈腐了，从象征意义上说，几乎没有什么事情比这一事实更说明问题的了。 如果说弗吉尼亚绅士被剥夺了如鹿苑那样的古老象征物，那么他们在设计别的更加美洲化的事物方面并不迟缓。例如赛马，虽然还不算是皇家娱乐，但已经只限于绅士行乐了。1674年，约克县法院裁决云： 詹姆斯·布洛克裁缝以其牝马与马修·斯莱德尔先生赌赛，赌注为两千磅烟草和酒；赛马系绅士专享的娱乐，劳工赛马乃违法之举，因此科以百磅同类的烟草和酒。 总督弗朗西斯·尼科尔森于1691年宣布每年一度的竞技节并发奖品时，声称参加竞技者仅限于“上等弗吉尼亚人”。 似乎还有其他证据表明社会阶级壁垒比较森严。就连十七世纪后期一直是“仆役”（未必终身）的黑人，也逐渐被迫沦落到终身为奴的地位。十七世纪中期男子普选权逐步受到限制，到1700年，弗吉尼亚选举权资格的限制实际上同母国的限制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