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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勇气与政治 这本书谈论的是最令人钦佩的人类美德——勇气。海明威将勇气定义为“重压之下的从容”。书中讲述了八位美国参议员的故事，他们各自所承受的重压及其展现出来的从容不迫。他们面临着事业的风险，路线的不受欢迎，人格上的被污蔑，以及有时自己的名誉和原则终于反败为胜——可惜这种情形实在不多。 勇气在过去曾经在公共生活中盛行，但是如今的美国已经将它忘却，不再强调或者褒赏民选领导人身上的这一特质。我们也许记得约翰·昆西·亚当斯通过亨利·克莱的政治计谋登上总统宝座，但早已忘记年轻时的约翰·昆西·亚当斯为了站在国家这一边，而放弃了前途似锦的参议员生涯。我们也许记得丹尼尔·韦伯斯特在政治生涯中对国家银行的庇护，但却忘记了在其退出政坛之前为了国家利益而做出的牺牲。我们不记得，或许我们根本就不在乎。 若干年以前，有位大报的专栏作家告诉他的数百万读者，“人们一点也不在乎参议员或众议员说了些什么。不在乎的原因是，他们知道你在议会中听到的百分之九十九都是废话、蠢话和煽动的话，根本不可听信……” 再早还有某位内阁成员曾经在日记中写道： 虽然我不愿意认为参议院已经整体堕落，但是我觉得大部分参议员并无诚信可言。他们中的大多数在心智上羸弱，完全不适合担任参议员。有些是粗俗的煽动者……有些是通过卖官鬻爵当上参议员的富人……还有些参议员则是眼光狭隘、领悟力有限的党同伐异分子。 而在这之前，一位参议员亲口告诫同僚：“因为我们毫无理由的拖延，人民对我们的信任已经丧失殆尽。” 整个参议院都明白今天的许多美国人普遍持这种看法。我们经常听说，参议员必定是政客，而政客必定只关心投票，而不具有政治家的高瞻远瞩或刚勇气魄。母亲们也许仍然向往着她们最喜爱的儿子长大以后成为总统，但是根据几年前著名的盖洛普调查，她们并不希望爱子为了这一目标而从政。 如潮的非议与贬低是否意味着参议员在堕落？当然不是。以上面所举的三位政治家为例，一位身处20世纪，一位是19世纪，另一位是18世纪的（当时的参议院正在讨论的是定都何处）。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参议员不再拥有勇气这一美德？ 在经过近半个世纪的细心观察后，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在他的新书中对政客和选民做出了如下的严厉评语： 几乎无例外，成功的民主党政客都是缺乏安全感的懦弱之辈。他们通常靠息事宁人、绥靖、贿赂、煽动、哄骗从事政治，或者就是在选民中操纵各种苛求的和威胁性的元素。他们的终极考量并不在于提案的好坏，而在于提案受不受欢迎——不在于它是否能带来长远好处，而在于活跃的选民是否会立即喜欢它。 厕身于“成功的民主党政客”近十年的笔者不敢确定无疑地说，这些人都是“缺乏安全感的懦弱之辈”。我坚信，公共事业的复杂性以及对公众注意力的争夺，已经将充满政治勇气的无数大大小小事迹消弭于无形，但实际上这些英勇事迹在参议院中每天都会发生。我坚信，相比于参议员的今不如昔，其实公众在对政治艺术、对妥协与平衡的必要性、对作为立法机构的参议院等的理解上可谓更加今不如昔。最后我坚信，我们批评那些唯大众之好恶是从者，但同时也在批评那些不为流俗所动者——因为我们没有完全理解参议员对他的选民的责任，或者没有充分认识直面政治良心的那份困难，用韦伯斯特的话说，犹如“乘着一叶小舟独自离岸”，进入那波涛汹涌的大海深处。如果美国人民更加充分理解那些大得令人窒息的压力——正是这些压力将政治勇气化解，使参议员放弃他的良心——也许就不会求全责备那些选择了一条比较容易走的路的从政者，并给仍然坚定地走在勇气之途上的从政者多一些喝彩。 我要提到的第一种压力，是几乎不怎么被公众发觉的压力。美国人希望被他人喜欢，参议员当然也不例外。他们在本性上是社会动物，而且也必须是社会动物。我们享受同志情谊，以及来自朋友和同事的赞许。我们喜欢得到赞扬，不喜欢被诋毁，喜欢受欢迎，不愿受人冷落。由于出于良心而不走寻常路经常会形影孤单，所以我们迫切希望与参议员和党内同仁们处好关系，遵守规则，而尽量不标新立异，以避免让其他成员尴尬甚至激怒他们。而且我们意识到，我们在参议院内的影响力，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能实现自己和选民的目标，其实有赖于其他参议员对我们自己的尊重程度。当我进入国会时，被告知：“相处融洽之道，在于结伴而行。” 结伴而行不仅仅意味着良好的关系，还包括对妥协的使用，这是一种对所有可能事物的感知。我们不应该匆匆将所有妥协都贬为低劣的品行。因为政治和立法处理的并不是不可变异的原则或遥不可及的理想。正如John Morley准确描述的那样，“政治是这样一个领域：某行为在某时间段中是最佳选择，选择经常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生活的民主方式以及政府的联邦体系，决定了立法需要在个人和团体意愿以及其他个人和团体意愿之间形成妥协。Henry Clay说，妥协是将整个国家粘合起来的粘合剂： 所有的立法……都建立在相互让步原则之上。……让那些将自身高高置于人性之上，置于它的缺点之上，置于它的软弱、缺乏和必要性之上的人们说“我可从不妥协”吧，如果他们愿意的话。但是对于意识到人性弱点的我们来说，妥协是不可轻视的。 妥协避免了两派改革者——绝对禁酒派与绝对开放派、世界主义者和孤立主义者、反活体解剖实验者与支持活体解剖实验者——从相互对立的两个极端将整个社会撕裂。盲信者和极端者，甚至那些信奉坚如磐石原则的投票者，在他们的政府未能迅速实施其全部施政纲领，并批驳反对派的纲领之时，常常感到很失望。但是立法者却有着安抚州内和党内的反对力量的责任，并且在联邦层面上的更大利益博弈中代表这些力量。而且立法者深知，每一个议题中，所有真理、所有公道和所有角度都站在一方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 我的不少同仁，如今被批评为丧失原则，或者被指为妥协的“政客”，只因为他们投身于对各种公共观点和派别的调解、平衡以及解读这一高难度艺术，其实这一艺术对于国家的统一和政府的良好运作而言是必不可少的。良知也许会不时使他们采取更为严厉的立场，但是理智却告诉他们不那么完美的提案毕竟好过没有任何提案，只有通过交换式的妥协，提案才能得到参议院、众议院、总统乃至全国的逐一接受。 不过问题在于我们如何妥协，以及同谁妥协。因为很容易陷入不必要的让步，仅仅成为“结伴而行”的手段，而非解决立法冲突的方法。 在“结伴而行”的这一忠告里还有更深的内涵，即完成跟随我所选择的党的领导人这一义务，我会得到相应奖励。国会的所有成员都充分意识到党内团结的重要性——虽然太多罪恶借党内团结之名以行——以及不服从指挥的行动会在下一次选举中给我们的党带来的恶果。而且，在公共服务的这些日子里，立法者所能获得的赞助金额是非常有限的，而造次打破党内等级者将会发现他的赞助金额会马上变为零。甚至他所感兴趣的立法之成功通过，在某种意义上有赖于他因为对党的各种支持而多大程度上获得了党内领导人的协助。最后，走上良知驱使的孤单道路的参议员很可能会发现，他遭到的非议不仅来自参议院内的同僚，也来自对他的竞选事业而言非常重要的政治捐款者。 希冀在下一次竞选中再度当选，是有良知的参议员面临的第二种压力。不能径直将它视为完全自私的目标。固然选择政治作为职业者应该致力于延续自己的政治生命，这是天经地义的，但也是因为维护某一原则而跌倒的参议员，将没有机会在未来赤手空拳为这一信条或其他信条而战。 而且，竞选失败不仅是参议员个人的挫败，他也必须考虑这一失败给自己所支持的政党，给为他甘冒风险或贡献出其积蓄的朋友和支持者，甚至给其妻子儿女带来的后果。妻子儿女的快乐与安全——这一点对他而言是无比重要的——经常在一定程度上有赖于他仕途的成功。 在一个非专制国家，除了投身政界，还能有哪种职业使人可能为了国家的利益而牺牲包括他的职业生涯在内的全部所有呢？在私人生活中，比如生意领域，我们希望个体在法律允许范围内推进自己钟意的私人兴趣，以获取全方位的进步。但是在公共生活中，我们却要从政人士牺牲他们的公而忘私来促进国家利益。 除了在政治中，没有其他职业的从业者会因为某个议题，而葬送荣誉、威望和他所选择的职业。律师、生意人、教师或医生，都会面对事关道德的困难决定——但是基本上不会像从政者那样在众目睽睽之下面对它们。绝少不会像参议员面对一场重要投票那样，直面类似令人敬畏的最终决定。他也许希望有再多一点时间来做决定，也许相信两方有更多一些的情况去了解，也许感觉某一小小修改可以去除所有困难，但是当投票开始，他便无处可躲，他不能蒙混过关，不能拖延——他感觉自己的选民们像爱伦·坡《乌鸦》这首诗中的大乌鸦一样，栖坐在自己的参议员桌上，在他投出押上了政治前程的一票的时候，嘎嘎叫着“永不复还”。 很少有参议员主动选择卸甲归田。华盛顿无处不在的“波托马克热”1病毒在参议院最甚嚣尘上。从“世界上最难进的俱乐部”被迫退休，放弃参议员专属的有意义工作、显赫的职位以及特权——恐怕连最具勇气的政治家一想到这些都会严重失眠。因此，一些参议员甚至都没有意识到这些，就选择了一条更容易走的、麻烦不太多的道路，来调和或理性化初看上去是自己的良知（或者深思熟虑）与大多数选民立场之间的冲突。这些参议员并不是政治上的懦夫，他们仅仅是养成了一种与大众意见达成一致的习惯。 还有一些参议员没有养成这种习惯，他们良心未泯，但是却真诚且毫不怨尤地感到，若要提高效率，就必须将对良知的考量放在一边。他们赞同政治作家Frank Kent的观点，政治这一职业并非不道德，而仅仅是无关道德的： 也许对于政治抱负而言的最高成就在于“说一套做一套”这一高难度艺术……重要的不在于站在议题的正确立场一边，而是站在流行立场的一边……无论你自己的观点是什么。确保得票是一桩严肃的实践活动，有关对错的道德不应介入这活动中。 Kent引用的如下一段话，据说是亚利桑那州前参议员Ashurst在1920年选举中给同僚Mark Smith的建议： 马克，你最大的问题在于你拒绝成为煽动者。你不会为了当选而隐藏自己的原则。你必须明白，在公共生活中总有些时候人是不得不委屈他的原则的。 不是所有的参议员都同意——但几乎没人会否认，再度当选的愿望成为独立勇气的一个制动闸。 打消有良知的参议员或众议员（本章所描写的问题全部适用于参众两院）的道德勇气的第三种也是最重要的压力来源于，他的选区、利益团体、有组织的来信者、金融财团甚至普通选民。对这些压力的处理，去忤逆甚至去取悦它们，都是一项令人生畏的任务。我们有时候会有冲动效仿加利福尼亚州众议员John Steven McGroarty的做法，1934年他写信给一位选民： 身处国会的无数弊端之一，便是我不得不收到无数像你这样的蠢货寄来的胡言乱语。在信里，你说我曾承诺在Sierra Madre山重新造林，我现在已经进入众议院两个月了，却还没有将承诺兑现。你干脆做两个跑步起跳，直接跳到地狱里算了。 幸运的是，或者说不幸的是，几乎没有议员会这样做，但是挑衅则赤裸裸地在那儿，不仅来自满纸荒唐言的来信，也来自各种朝令夕改的要求和永远不满意的埋怨。 比如在我的办公室里，今天来了新英格兰纺织行业的代表团一行人，纺织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产业。他们希望来自澳大利亚的羊毛进口关税能降低，同时又希望提高来自英国的羊毛成品的进口关税，因为他们必须与后者竞争。一位来自南方某州的参议员告诉我，不久前一个类似的代表团带着同样诉求拜访了他，而且进一步敦促他采取措施1）结束与日本的低工资竞争，2）通过稍高一点的最低工资标准，以阻止国会停止使他们从中渔利低工资状况，但该低工资状态是让我的选民沮丧万分的。仅昨天就有两个团体将我从参议院叫出来。第一个团体是生意人团体，他们认为当地政府的某一做法不利于私人企业的公平竞争，因此寻求停止此做法。另一个团体则在当地政府部门工作，他们很担心自己的职位被裁撤。 参议院中的所有成员都面对无数这样相互冲突的请托要求，它们反映了在我们复杂的经济生活中纠纷是不可避免的。如果我们诚实地告诉选民们，我们对此无能为力，他们便会认为我们毫无同情心或者能力低下。如果我们照着他们的意思做，然后无功而返——通常是遭遇到代表其他选民利益的其他参议员们的抵制——他们就会说，我们和其他政客并无二致。我们能做的，就只能是灰溜溜地回到国会休息室里，靠在施以同情的同事的肩膀上哭泣——或者回到家向妻子发脾气。 我们也许可以告诉自己，这些压力集团和来信者只代表了一小部分选民。尽管如此，但这些选民的观点并不能被忽略，他们也占据了我们与公众的联系中的较大比例——毕竟我们不可能直接知道公众的观点，他们的选票我们必须争取，而且他们的观点也许与我们正在努力的方向一致，只是略微偏颇而已。（一位退休后的参议员曾说，他在每一个议题上的投票都带有特殊的利益，希望代表大多数人的立场，这样大多数人便会带着感激之情记住他，而剩余的少数人则从不会知道——更不会记得——他的投票违背了他们的福祉。令人欣慰的是，在这位参议员身上，这一看上去万无一失的如意算盘并没有奏效。） 这些是降临在良心之士身上的一些压力。他不可能忽略压力集团、他的选民、他的政党、他与同事的情谊、他家庭的需要、当选议员的功成名就感、妥协的必要性以及继续当选的重要性。他必须选择走向哪条道路，判断出哪一步会最有助于或阻碍自己为之献身的理想的实现。他意识到，一旦他根据自己继续当选的几率，一旦因为害怕影响前程而开始在一个又一个议题上牺牲了自己的原则，并且在未来不再为原则拍案而起，这样他便失去了那份良知自由，而正是良知自由使自己得到了选民信任而当选。但是，决定在哪一点上，在什么问题上，他会押上自己前程，这是一种最棘手也最费心思的决定。 有人也许会说，这并不是什么大问题。只管做对的就好了，不用考虑它是否为大家所接受。无视压力、诱惑以及错误的妥协吧。 这是一个很容易的答案——但它只是对于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者而言很容易。因为牵涉所及，不仅仅是压力、政治以及个人抱负。即便我们能够或者希望“冒天下之大不韪”，但我们难道真的被赋予了对选民要求置之不理的权利吗？上文已经提到，各种势力人情使政治勇气变得困难重重。现在让我们转向宪法上的义务，那些更加理论性的义务——对国家、政党以及最重要的对选民的义务。这些义务对于这一道德勇气的正当性提出疑问。 大多数人会认为，参议员最首要的职责在于代表他所在州的立场。美利坚合众国是一个联邦制国家，拥有相对主权的各州在具体需求上不尽相同，因此作为参议员，我的宪法义务要求我代表本州的利益。谁会为马萨诸塞州说话，如果她自己的参议员都不为她说话？若这样的话，她的权益甚至身份都会被抹煞。她在国会中的平等代表地位便丧失了。 所有参议员只要稍稍看一看，就能意识到他的同事们都代表了各自州的利益。如果这些利益要为了国家整体利益而被放弃，那么应该让选民——而非参议员——决定何时放弃，以及放弃到何种程度。由副总统担任的参议院议长眼中“来自马萨诸塞州的参议员”或者“来自德克萨斯州的参议员”，他们是当地选民权益的保护者，是常驻华盛顿的选民代理人。 不过所说的这些，还只是硬币的一面。因为在华盛顿，我们是“美国的参议员”，正如我们是来自马萨诸塞州的参议员或来自德克萨斯州的参议员一样，我们也是美国参议院的成员。我们就职誓词的监督者是副总统，而非各自所代表州的州长。我们来到华盛顿，用埃德蒙德·伯克的话说，并不是各自州派出的虎视眈眈的使节或者特别辩护人，来反对其他地区的代表，而是具有共同利益的同一个国家的国会成员。当然，我们不应该忽略自己地区的利益——我们之所以能有今天全拜地方选民所赐，因此也不能忽略地方利益，但是如果地方利益全盘支配我们的角色，那就没有空间留给国家利益了。 除了地区利益上的义务之外，还有对政党的义务，上文已经描述了来自政党的压力。即使我能无视这些压力，难道我没有与将我扶上今天这个位置的政党保持一致的义务吗？我们这个国家相信政党责任这一原则，我们意识到有必要遵从政党平台所发出的声音——如果政党标签对选民有所意味的话。只有这样，美国这一基本实行两党制的国家才能避免多党掣肘的陷阱。我想加一句，也许如政治领域的格雷欣法则那样，“劣币驱逐良币”，政党对原则的纯洁性和不可动摇性，与其规模大小成反比。 然而，我们不能允许来自政党责任的压力在每一问题上将个人责任消弭为无形。因为政党为了追求团结、纪律和成功，而决定排除独立的异己和新的观念，这是很危险的。用参议员Albert Beveridge的话来说： 一个政党只有通过成长才能继续存活，对观念的不包容会导致其走向灭亡……一个组织若仅仅依靠选票而自我繁殖，子承父位，那么这不是一个政党，而是一个中国式的堂会，不是由思考和良知凝聚在一起的公民，而是通过出身和偏见组成的印度部落。 两党制之所以保留，不是因为两大党都固执己见，而是因为两大党都足够有弹性。当我进入国会时，共和党力量强大到有雅量同时拥有Robert Taft和Wayne Morse，而我所服务的民主党目前则自豪地同时倚重Harry Byrd和Wayne Morse这两位大将。 当然，两大党今天都谋求于为国家利益服务。他们这样做，其中某个不那么高尚的原因是为了得到最大范围的民众支持基础。不过当政党和在位者就国家利益如何得到实现问题上产生分歧时，我们不能将对政党甚至选民的责任置于首位，而应该首先叩问自己的良知。 不过将对地方利益和政党的义务搁置一边相对容易些，难的是放下对选民意志的责任。逆选民意志而行的参议员看上去似乎不对任何人负责，于是我们民主制度的基本安全装置就熄火了。他已经不再是在真正的意义上的代表，他辜负了公众的信任，背叛了投票给他、希望他推行他们想法的选民们之所托。正如John Tyler在议员首次演说中质问众议院的，“被造之物是否会将自身与造物主对立起来？仆人是否会不服从主人的意愿？” 如果他说的不是人民的语言，而是自己的语言，他怎么可能被看作代表了人民的利益？当他这么做的时候，他便不再是人民的代表，而只代表他自己。 简而言之，根据这一思路，如果我要正确地对选民的意志承担起责任来，我的职责就在于将他们的（而非我自己的）原则凌驾于所有事物之上。这并不总是容易做到的，然而这却是民主的要义，是对人民及其观点的智慧抱以信心。诚然，人民会犯错，但是这也远远好过人民代表颟顸从事，妄以为自己比人民更知道他们需要什么。他之所以被选举出来，难道不是为了按照人民如果在他这个位子上会投的票的方式来投票呢？ 对参议员角色的这一狭隘观点，我很难接受。该观点预设了，马萨诸塞州人民把我送到华盛顿只是为了当作人民观点变化的传声筒。我不接受这一观点，并不在于对“人民的智慧”不抱信心，而是因为这一民主概念实际上对人民几乎没有信心。那些拒绝当选民亦步亦趋传声筒、聆听内心深思熟虑的代表，是真正对人民的智慧抱有信心的。他们深深相信人民的最终正义感，人民具有赞赏勇气和尊敬判断力的能力，以及从长远看来人民会为了国家的利益表现出大公无私。民主正是建立在这一信念之上的，而绝非仅仅指望，公共意见在所有时候所有情况下都迅速等同于公共利益——这一指望经常会铩羽而归。 简而言之，选民之所以选择我们，是因为他们对我们的判断力以及施展此判断力抱有信心。他们的利益是国家整体利益的一部分，我们在自己的职位上能很好地确定他们最好的利益为何。这也许意味着，我们如果要完全施展判断力——我们正是因为具有这些判断力而被选民选中，便必须不时地领导、告知、纠正甚至有时候忽略选民的意见。不过这些跟随内心良知者并非出于自私目的或私人偏见，并不是贵族、煽动者、离经叛道者或者对公众感受冷酷无情的政客。他们不无紧张地等待着自己的选民成为他们智慧的最终法官。不过他们有信心，今天、明天甚至下一代的选民会至少会尊重他们当日采取独立立场所本的那些原则。 如果他们的事业因为如雪崩般的恶意诋毁的社论和信件以及选举中的反对票所暂时或永久埋葬——这样的情况时有发生，因为这就是这项事业所面临的风险——他们会怀着希望和信心静待未来，他们知道投票的公众经常是前众议员T. V. Smith称为的“我们的思想方式和生活方式之间的”延迟的受害者。Smith将这一延迟比之于这首匿名诗中的腊肠犬： 有一只腊肠犬身躯好长， 长到连它自己都不知道 使它的尾巴注意到情绪的变化 将需要多长时间； 于是，当它的眼睛充满悲伤时， 它的小尾巴还在因为以前的快乐而摆动着。 而且我想质疑的是，有哪个参议员在就某项政策投票之前，能够确定无疑地陈述他的大多数选民对该议题的立场？参议院中的我们生活于一个铁肺中——即政治铁肺，我们很难摆脱这一人工呼吸器中的纯化空气，来呼吸一下人民所呼吸的新鲜空气。对我们来说，也很难接触到除了聚集在身边的职业说客以及记者学者这些发声单位之外的大量选民。在华盛顿，我经常发现自己相信四五十封信、来自职业说客的六次拜访，以及马萨诸塞州报纸上的三篇社论就等于对某一议题的公共民意了。然而实际上，我基本上对大多数投票者的想法一无所知，甚至他们对这一议题了解多少都存疑，毕竟在华盛顿各种议题堆积如山。 ******* 在今天，来自政治勇气的挑战远大于以前。因为大众传媒的触角伸展到日常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每个不同寻常的或“离经叛道”的举动都会一石激起千层浪，导致如狂风暴雨般的抗议——这是1807年时面临批判的约翰·昆西·亚当斯绝对想象不到的。我们的政治生活正在变得如此昂贵，如此商业化，如此被职业政客和公共关系人物所主导。那些怀揣着独立政治梦想的理想主义者们在选举的重压下猛然惊醒。我们的公共生活越来越围绕着一场看似没有尽头的战争。这场被称为“冷战”的战争鼓励的是僵硬的意识形态以及正统的思维模式。 因此在未来的日子里，只有那些当仁不让者才能敢于做出不为流俗所动的决定。这些决定对于使我们在与强大敌人的斗争中生存下来是至关重要的，毕竟这一敌人的领导人完全不需要考虑他们的路线是否受欢迎，根本不需要尊重被其一手操纵的公共意见，可以完全不必担心选票、强迫公民牺牲当前的欢笑以换取将来的荣耀。只有当仁不让者才能护持个人主义和反对的精神，而正是这一精神催生了我们这个国家，当它还是婴儿时哺育了它，在它渐渐成熟时带领它经历了最严峻的考验。 当然如果我们都能够继续用传统的政治套路来思考，会稍稍容易些——即从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共和党和民主党，南方和北方的立场，资方和劳方，企业和消费者，以及类似的狭窄思维框架出发。继续成群结队地行动及投票，加入被时下潮流、肆虐的偏见或流行的运动所俘虏的同事们的阵营，无疑会更觉舒服。但是这些懒惰的政治习惯太过奢侈，今天的美国负担不起。唯有来自于独立判断和自主观念——甚至来自于非正统或“离经叛道”的观念——的力量、进步和和平变化才能让我们超越那惧怕自由思想甚于氢弹的意识形态。 展望未来，我们还是应该做必要的妥协。但是这些妥协将是，或者说应该是对具体议题的妥协，而非对原则的妥协。我们可以就自己的政治立场妥协，而非就自身进行妥协。我们能够在不放弃理想的同时解决利益的冲突。即便有必要进行某些正确的妥协，但这也并不能消除对那些理想主义者和改革者的需要，他们使我们的妥协不至于停滞不前，避免Shaw所描述的政治局面的出现：“陷于妥协泥潭中，跟机会主义一起腐烂，跟权宜主义一起发霉，与暗箱操作同流合污。”妥协不必然等同于懦弱。实际上恰恰是妥协者和让步者面临着最严峻的政治勇气的考验，因为他们与选民们的极端立场相对抗。丹尼尔·韦伯斯特正是因为在1850年出于良心选择了妥协，才让他面临了政治史上前所未有的谴责。 韦伯斯特的故事是值得今天的人们牢记的故事。我相信，其他当仁不让的参议员们的故事也值得追思仰止，这些当仁不让者将对国家的忠诚置于所有个人考量和政治考量之上，他们显示了勇气的真正意义和对民主的真正信仰，他们使美国的参议院免于成为亦步亦趋记录选民观点的尸位素餐者集合，或仅擅长预测并跟随民众情绪潮流的传声机。 这些当仁不让者中，有些人的信念证明是正确的，本书将展开他们的故事，而还有另外一些人的情况也许并非如此。有些人通过重新获得公众认可而辩白了自己，而许多人则没那么幸运。一些人在整个政治生涯中都显示了政治勇气，另外一些则直到良知和事件将他们推入风暴中心的那一决定性时刻，才决定迎风而上。一些人的勇气体现在对绝对原则的无条件坚守上，另一些则因为坚持妥协而四面楚歌。 不论他们之间的这些不同，本书中讲述的美国政治家的故事都突出一个共同的英雄特质，即勇气。在接下来的篇章中，我将尝试呈现他们的真生命——他们生活所追求的理想，他们捍卫的原则，他们的美德，他们的罪恶，他们的梦想和幻灭，他们赢得的赞誉以及承受的谩骂。所有这些都会跃然纸上。这是我们要书写的真生命，是我们要阅读的真生命。诚然，在这些当仁不让者的生命中，有些东西是文字很难捕捉的，不过文字基本勾勒出来了他们的神韵，他们留下的遗产会启发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位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