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血与圣杯——1996年版引言

为了使读者在阅读之后会欣赏《圣血与圣杯》这本书，我们希望在1月17日能发行它。不巧的是，1月17日刚好是星期天。该书因此延后一天于1982年1月18日在英国面市。美国版在2月26日发行，也像受魔力影响般地比原计划推迟一天。在此后的一个月左右，我们发现自己卷入了一场罕见的媒体围剿。 我们写过一本可能惹是生非的书。我们期望它面对的是以寻常方式———书评进行的批评，例如，来自我们曾经暗中挑战过的以往神学的、历史学界的批评。我们当然不期望我们的书得到超乎出版物通常得到的那种关注。然而，令我们不安的是，自己已声名鹊起，更准确地说是臭名昭著了，似乎我们私下里图谋造梵蒂冈的反。我们招致的不仅仅是评论。我们也得到了实实在在、始料未及的新闻炒作。这些炒作面面俱到，事实上成了众多报纸的头版新闻。 必须承认，那是一段平静期。波兰圣诞前的骚乱已经平息，如果没有归于祥和，至少弥漫于苏联统治下机械般的顺从。没有公众人物被刺身亡。阿根廷也没有向福克兰群岛发动进攻。在没有什么灾难性事件吸引公众眼球的时候，我们便成了媒体的宠儿。如潮涌动的社会反应通过报纸的“读者来信专栏”倾泄给我们的出版商、代理人和我们自己。其观点是如此的形形色色，似乎是在谈论许多截然不同的书籍。一方面，溢美之词不胜枚举，有来信称我们的作品是“本世纪最伟大的著作”，坦率地说，这是连我们自己都不敢设想的评价。另一方面，有的说法尽管没有明言，但也含蓄地指出我们的作品是最差劲的。在最近的出版历史上，很少有如此众多的堂吉诃德式人物不遗余力地攻击一架小“风车”。 BBC“综合”（Omnibus）栏目的煽风点火使喧闹愈演愈烈，影评家巴里·诺曼在该栏目中真真假假地采访了我们。当然，不能指望他比普通门外汉更了解我们的研究主题。因此，与他一道出场的还有两位公认的专家———历史学家马里娜·华纳和当时的伯明翰主教休·蒙蒂菲奥里。有些幼稚的是，我们接受邀请参加了这个节目并任其摆布。制片人信誓旦旦地向我们保证，我们即将参与一场“讨    论”———严肃地探讨我们书中的假设。制片人对“讨论”的定义在我们看来有些非同寻常。对我们来说，接下来发生的事用“伏击”这个词可能更准确。 巴里·诺曼匆忙总结出与我们的书仅有些微相似之处的东西。于是，我们便面临着事先安排好的足以对我们和我们的书立即执行火刑的一长串指责。玛丽娜·华纳是个负责任的人，专注于具体的学术性问题，似乎对被指派为行刑官而颇为局促不安。接下来，她对被诱惑卷入这个“有预谋的背后捅刀”而显得尴尬。不过，那位伯明翰主教却没有表现出丝毫的基督徒式的愧疚。 我们发现自己陷入了一场实实在在的突然袭击。空泛的高论和浅薄的学究式挑剔就像纳粹德国的空军轰然袭来。我们原本能够抵挡大多数攻击。事实上，我们也抵挡了许多次。但是，冒充权威的声音弹指间便足以诋毁一本书，将其贴上不负责任、虚假、研究低劣甚或简直糟糕透顶的标签。而要驳倒这些指责却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你必须举出例子逐点驳斥。你必须对那些不适合上电视的细枝末节和学术辞令驾轻就熟，因为上电视的东西需要戏剧性的唇枪舌战，而非干涩的信息交流。在节目中，批评者提出的每六个反对意见，我们只被允许回应其中的一个；而且，节目最终播出的时候，甚至我们的回应也都被剪掉了。剪辑之后的节目，我们两个人只是做了些敷衍式的评论，仅此而已。因此，BBC的观众们看到的迥然不是在演播室里真正进行的“讨论”。节目播出之后，许多人评论说我们没有得到太多的辩护机会。事实上，我们的辩护比节目中的时间略微多些，不过我们所说的多数内容被扔在剪辑室里罢了。 当然，这种事情在电视界并不少见，对电视界我们是再熟悉不过的了，所以一点儿也不感到意外。惟一遗憾的是，那些激情四射的喜剧时刻无可挽回地失去了。譬如，巴里·诺曼曾提问伯明翰主教，像我们这样的书是否具有潜在的“危险性”。主教的回答是，“绝对危险”，尽管他只读过本书的最后两章。他说，我们的书无耻地利用了性和煽情手法。演播室里突然变得静寂起来，寂静得有些可怕。性？我们写的是一本关于性的书籍么？我们愣在那里，瞠目结舌、面面相觑，纳闷是不是某位神经错乱的印刷工在我们的书中装订了几页性爱秘经，或是将书中的某张图解换成了圣殿骑士的裸照。根据我们的理解，从性的角度说，我们的书尚在“都灵裹尸布（Turin Shroud，该裹尸布疑为耶稣所穿，现存于意大利的都灵，故名———译者注）”之下，该幅照片显示的是裸体男人的正面全身像，但却与肉欲没有什么瓜葛。 巴里·诺曼摇晃着脑袋，好似要将耳朵里的水甩出来一般。玛丽娜·华纳感到极其尴尬。颇有讽刺意味的是，我们试图准确地求证主教读的到底是哪本书。然而，天意弄人，我们正要求证时，一个谦逊的技术人员急匆匆地走进演播室，要求我们重录。他解释说，出了一点问题，某个技术设备明显连接不良。巴里·诺曼于是重复了那个问题。主教那时已经有所察觉，似乎他不是用舌尖润了润手指，而是手脚同时都噎在嘴里动弹不了。再次给他机会的时候，他以最快地语速做了退步。我们的书是否具有潜在的“危险性”？主教天使般平静回答说，不危险。相反，他相信基督教将会足够牢靠，经受得了我们提出的挑战。因为我们压根儿就没有要颠覆基督教的想法，于是便没有去质疑他的乐观主义态度。 所有这些镜头，以及其他的许多镜头，播出时都完全从节目中删掉了。不过，倘若“综合”栏目的剪辑工作稍微做得令人尊敬一点的话，这原本是可以体谅的，原因很多，比如节目的风格、时限，或者电视作为媒体的迫切需要。我们很清楚，我们写的书注定是会遭到攻击和歪曲的。但不能原谅的是，制片人很明显地是想证明有关德文郡公爵的情节显得荒谬，把他的故事搞得满城风雨。在书中，我们措辞非常严谨地提到，德文郡公爵家族中的某些成员似乎与某些让人极富联想的信息有联系。这个说法既有18世纪的材料作依据，也有当今该家族某个成员所发表的评论为论据。该成员是公爵家族旁系后代，与公爵本人没有直接关系。我们使劲地向一再提及这一点的制片人作耐心细致的解释，但他依然热衷于挖掘什么轰动性的“英格兰人视角”，甚至以异乎寻常的热情亲自跑到查茨沃思去拜访德文郡公爵本人。为了达到最大的戏剧化效果，他似乎在公爵面前提出了一个我们从来没有做过的断论。根据即将出版的一本书的说法，他告诉公爵大人，他的家族是耶稣的后裔。公爵的震怒当然是意料之中的了。他愤慨地回敬说，“真是糟糕透顶了！”因为我们没有这样说，公爵针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本应该从节目中删掉。但观众在电视中看到的仅仅是公爵没有丝毫针对性的一句“真是糟糕透顶了”的镜头，说不定是有人问他的是英法1759年在基伯龙湾海战时法国海军的战术，或者问的是当代英国斜纹软泥布的质量呢。 在“综合”栏目的访谈中，伯明翰主教指出他所读过的两章中有至少“79处事实错误”。指责从如此令人敬畏的人物口中说出，似乎是权威的、源自真理本身的、无懈可击的评判，它因此被报纸、电台和电视抓住，在全球各地广泛传播。这无疑是对我们极为不利的。于是有人从美国给我们打来国际长途，不安地问道，“你们遭到了一位主教的攻击，有危险吗？” 我们并没有过多地考虑可能的宗教暗杀团体，怀揣主教指令的宗教骨干戴着皇家空军别动队的帽子，穿着宗教斗篷和圣衣，将主教的权仗化为吹箭筒。不过，有关79处错误的指责着实吓了我们一跳。我们真的搞错了79处事实？必须承认，当时我们确实躁动不安，不停自责。一周之后，主教屈尊给我们寄来了打印好的他所发现的79处错误。那不过是一页纸的材料而已。诚然，主教的确发现了4处真正的事实错误。我们错误地写道，耶稣时代的巴勒斯坦分成了2个省。正如主教正确地指出的那样，巴勒斯坦分成了1个省和2个领主地。我们还错误地把耶稣的木匠形象归于《路加福音》，主教也正确地指出，这实际上是源自《马可福音》。此外，一位粗心的排版工误将朱利叶斯·阿弗里卡纳斯（Julius Africanus）弄成3世纪的人，而不是1世纪，我们在校阅时却没有改正；我们的手稿中提到了“以弗所的希腊城”，却被一位手稿编辑改成了“希腊的以弗所城”。以弗所当然是位于小亚细亚的。 对于这四点错误，我们只能说抱歉。主教是对的，我们的确犯了错误，我们诚挚地接受他的纠正。但是，为各种媒体广为引用、大肆炒作的其他75处“事实错误”是什么呢？都被证明根本不是“事实错误”，而是信仰错误，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学者们至今仍然争论不休、见仁见智的问题，我们的“错误”仅仅在于偏离了传统的看法。比如，主教作为“事实错误”列举的诸多说法，如主教本人所言，是“争议甚多”，而我们所提供的解释“并不为多数学者所支持”，当然，言下之意是指与他志趣相投的正统学者们。不仅如此，主教的错误清单还包括了我们引用的、他本人闻所未闻的伪经文本，而且在他的图书馆中也查找不到，尽管该书的精装本和平装本都唾手可得。换句话说，主教的图书馆缺了这本书倒是我们的“错误”了。还有，主教将他读不懂的一点也标为错误，虽然我们在前面的章节曾有过解释，但他却没有读过。最后，主教严厉批评我们关于“福音书”“像其他同类的书一样，都是记录历史”的断论。他说，“非也，“福音书”乃是独一无二的书籍，假历史之形式传播基督的福音”。无论这些话到底是什么意思，都难以用它来指责我们犯了“事实错误”。如果我们的确犯了错误，那也仅仅是因为我们与主教关于“福音书”的理解相左而已。 这就是伯明翰主教对我们横加指责的问题。这些问题使“79处事实错误”的诅咒式指责显得颇有些幼稚可笑，更不用说误导读者了。尽管如此，来自神学界的诸多批评却基本上如出一辙。在我们的书中，我们涉及的是历史可能性与或然性，即使用到了事实，那也是历史事实。我们的神学批评者们，大多数并没有多少历史知识，只能从信仰的立场攻击我们。信仰根本不是评价历史的最佳视角，但我们的众多批评者别无选择。似乎对他们来说，我们含蓄地挑战了他们必须要捍卫的既得利益，无论他们的观点赖以建立的基础是多么的脆弱。广播和电视节目采访人会郑重其事地、傻乎乎地对我们说，“你们的书没有得到宗教界的肯定”。就好像事情本不该这样，就好像各位基督教主教都可能坦白错误，然后立即放弃教冠一样。 我们还被指责臆想猜测。我们很乐意承认这一点。我们曾提到，我们明确地提出的东西都不过是假设而已，而假设必然建立在推定的基础之上。有关《圣经》问题的可靠资料的稀缺使所有研究者都无法摆脱推测，如果他不想失声无语的话。当然，决不能言之无据，胡乱猜测。必须将推测假定在已有的史料框架之下。不过，在史料框架之下，我们别无选择，只好推测，去解释数量稀少且常常模棱两可的现存史据。跟神学一样，所有的《圣经》研究都包含推测。“福音书”是粗略、模糊而且常常自相矛盾的记录。在过去2000年当中，对于某些特定教义的可能含意，人们为此争论不休甚至发动战争。与基督教的传统一致，有一个原则一直得到了运用，即在遇到对经文的理解模糊不清时，教会当局便会推测经文的含意。他们的结论一旦得到认可，便尊为教义，而且，相当错误的是，数百年来教义便被认为是既有的事实。然而，这些结论当然并非事实。相反，它们不过是凝结为传统的推测和解释，也正是这样的传统常常被误以为是事实。 略举一例应该有助于说明这个过程。根据四大福音，派拉特(Pilate，亦译为彼拉多，相传为公元前后罗马帝国驻以色列的总督，下令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译者注)提到基督是“犹太王”，十字架上也刻有这个头衔。但这只是“福音书”告诉我们的东西而已。“福音书”并没有明确这个头衔是否合法，也不清楚基督是否拥有该王位。在历史上的某个时候，该头衔被认为是出于嘲弄而赋予耶稣的。这种看法是建立在推测基础上的。然而，大多数基督徒今天却盲目地将本是嘲弄性的头衔视为既成事实。但这根本不是事实。倘若不带什么先入为主的观念去读“福音书”的话，根本没有什么东西表明这个头衔并不是在严肃意义上使用的，也并不表明它不是完全合法的。毕竟，“福音书”告诉我们，基督降生的时候，三个智者进来寻找“生而为犹太王”的婴儿，我们断不会将他们视为是出于嘲弄而为的。相反，他们所展示的敬意，以及赫罗德（Herod）被一个更具合法性的帝王所废黜的恐惧，似乎表明基督的确拥有某种王室的血统、地位或权利，这为包括派拉特在内他的同时代人所承认。正是这种传统暗示让今天的基督教研究者生疑。因此，声称基督可能是“犹太王”事实上与这些证据并没有多大的出入。与之相左的倒是长期形成的传统思想，这种思想完全靠某人的推测而长期形成的信仰准则。 “你们无法证明你们的结论”。这是记者和神学批评者针对我们的另一项指责，好像指望我们得出基督本人署名的宣誓书，既得耳闻目睹，又得有效公证。我们当然不能“证明”我们的结论。正如我们在书中反复强调的，我们只是在提出一个假设。如果我们能够“证明”它的话，它就不是一个假设，而是事实了；而且也压根儿不会有争议，倒会成为轰动一时的爆料和既成事实。不过，在当时，什么会是真正的“证据”？可以为《新约》中的争论找到这样的“证据”么？显然不可能。就《新约》而言，没有什么东西是绝对“被证实的”，甚至连基督作为历史人物的真实性都不能证实。某些作家，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已经提出，基督并非真实的历史人物，这种观点还颇有说服力。 有关“证据”的问题完全是胡搅蛮缠。由于文献和考古证据的缺乏，关于基督即便有什么可以“证实”的话，那也是微乎其微的。研究者们可以利用的多是根据（evidence），而根据与“证据”并不是一码事。《新约》研究领域的根据不能“证明”任何事情。根据只能表明或大或小的可能性，或大或小的合理性。我们必须调查可资利用的根据，加以评估，加以解释，而后从中得出负责任的结论，比如说，特定的事件比其他结果更可能发生。倘若运用这种标准，所谓的“证据”就成常识性问题，涉及到我们对人类生命的认知。简而言之，一个男人更可能为人夫，为人父，并努力获得王位，而不是由一个处女之身所生，在水上健步如飞，并死而复活。 与神学家和记者们的说法相反，上述说法并不构成“对基督教和基督教伦理之核心的攻击”。基督教和基督教伦理的核心是耶稣基督的教导，这些教导在许多方面都是独特的，它们传播的是在人类历史舞台上尚未出现过的价值观念和看法，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它们包含了带给人类的“全新信仰”和“福音”，也体现了其本身的合理性。它们不需要神奇传说细节的支持，尤其不需要那种充斥古代的不同造物主的神奇传说细节来支持。如果基督教义的确需要这样的细节，这表明，要么是它的教义存在严重的缺陷，要么是信徒的信仰存在缺陷。任何有思想的基督徒都会承认，基督的首要意义是他想要传播的信仰。如果这种信仰被证明是一个为人夫、为人父的已婚男人所传播，它也不至于会遭到削弱。同样，如果被证明是由一个单身汉所传播，它也不大可能更有效力。 那些攻击我们的高级神学家和神职人员多是新教徒。事实上，他们多数都跟伯明翰主教一样是圣公会教徒。当然，罗马天主教会会如何对付我们是显而易见的，先前已经那样对付过我们了。罗马天主教会如今被如此具有煽动性的野心家所攻击，其上层却聪明地保持了沉默，不让我们获得额外的知名度。不过，教廷的一个前要员私下里告诉我们说，教廷高层虽然决不会就此做出一个公开声明，私底下虽不认可我们结论的准确性，却认可其合理性。另有消息灵通人士告诉我们，我们的书在梵蒂冈审慎地广泛流传。另外，在美国巡回宣传的一次广播讨论中，我们与马拉齐·xml version='1.0' encoding='%SOUP-ENCODING%'马丁博士探讨了书的可能影响，马丁博士是从事梵蒂冈事务研究的顶级学者，也是梵蒂冈教皇机构的前成员。马丁博士承认，在神学界，并没有绝对否定耶稣基督可能娶妻生子的看法。 上述这些便是神学界的种种反应。不过，是为了完成本书我们才猎涉了与《圣经》相关的材料。书中内容的主要部分涉及的都是历史层面的东西，尤其是6—20世纪的法国历史。如果来自神学界的种种反应可以很好地预测的话，那么历史学界的反应就很难说了，而且我们在满怀好奇地期待着他们的反应。但是，事实上几乎没有什么公认的历史学家屈尊赐教。我们事后的反省告诉我们，这也没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毕竟没有人愿意遭到羞辱，学者跟政客一样，对羞辱之事总是特别敏感的。明确攻击我们可能会导致将来陷入尴尬境地，因为说不定就会发现什么文献支持我们的结论；而支持我们可能更危险，这可是将个人的职业声誉明显地置于可能具有爆炸性的争论之上，兹事体大。因此，对历史学家来说，审慎的做法是立场模棱两可，保持判断的余地，明智地保持沉默，或偶尔发出一种高高在上的、讽刺性的腔调，或采取一种圣人般的傲慢姿态。这样，我们的书可能会像茶杯里的风暴，无人问津，所有与我们的史料不一致的东西都会被巧妙地避开。 然而，零星的攻击倒是到处都有，但攻击本身流露出恰似来自被粗鄙的野蛮人包围而产生的慌张、绝望情绪。若是玛丽娜·华纳在BBC“综合”栏目对我们的采访优雅节制一些，她在《星期日时报》上的评论便不会被某个评论家称为“年度最粗鲁评论”，更不会被另一位描述为简直是“歇斯底里”的。华纳女士还有其他抵毁评价，她指责我们采用的是大可质疑的资料，事实上，我们压根儿没有利用她所指的那些资料。在《时代文学增刊》里，乔纳森·萨姆欣也同样地对我们横加指责。他并不知道，他所指的一份不可靠的参考材料，竟然是来源于玛丽娜·华纳的著作。 来自史学界的严肃批评基本上可分为两类。有些毫无疑问是合理且宝贵的批评，纠正了我们在某些具体问题方面的错误，如统计数据、日期、官衔、术语和其他错误的细节问题，但这些对我们的观点、假设或结论都无足轻重。然而，也有一些历史学家对我们整个研究方法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我们没有按“常规”进行研究，以公认的学术研究标准衡量，我们的研究方法非常地不正统、不合规矩甚至是另类；他们认为，我们没有遵循特定的学术传统与惯例，也没有遵循审慎的研究路径，因此，我们很显然是无法保证严肃思考的高傲新手和业余学者，难免侵犯了“专家”的主权领域。从而，对我们只能予以严肃乃至正义的责难。 我们都受过良好“正式”学术研究技巧的训练，也对如何运用这些技巧谙熟于胸。倘若我们使用的是别的研究方法，那我们会有充分的理由。虽然原教旨主义基督徒可能坚信我们是要拼命地搞出一本畅销书，但那并非事实。不过，我们也不想搞成一本专为专家而写的书，那样的书少人问津，只能尘封在大学图书馆的书架上。我们只是想要在不牺牲书的整体性的同时，把它写成一本尽可能面向普通读者的书。毕竟，我们要讲述的东西是引人入胜的，而且我们不仅要讲故事，还要把故事的魅力展示出来。我们不遗余力地使我们的研究遵照最苛刻的标准，但我们在演绎研究结果的时候却选择以尽可能让读者爱不释手的形式去展开。 但是，从终极的意义上说，我们的研究路径决定于别的更为重要的因素，决定于我们的研究对象的根本性质。无论从来源、特征，还是从时间上说，我们的研究材料跨度大、涉及面广。我们有必要以一种凝练连贯的方式去综合那些从《旧约》到当今欧洲的半秘密团体的资料，综合那些从“四大福音”与圣杯传奇到现代报纸上的时事新闻等素材。对于这种工作，学者式的学术研究技巧是远远不够的。为了厘定完全不同的研究事项之间的微妙关系，我们不得不设计并采用建立在综合方法而非传统方法基础之上的整体性研究思路。 这样的研究思路因为传统方法被证明无法处理我们那些大量的材料而更显必要。我们要研究的东西是被学术界认为可疑的领域。如果梳理一下过去的任何历史时期，我们都会发现大量明显反常的事件、运动、现象、团体或个人，这些人或事本来饶有兴趣，但显然却不可能将其纳入主流历史学研究中。遇到这种类型的反常历史现象时，大多数正统历史学家都会选择忽略，将其视为短暂的非主流现象，或视为无关紧要或偶然现象。比如说，诺查丹马斯（法国著名的预言家，曾预言世界末日———译者注）被视为无足轻重的怪异之士。人们对16世纪法国史的研究却很少关注他。同样，圣殿骑士团以及其他许多围绕圣殿骑士团的问题都被认为只配作为研究十字军东征历史的注脚。秘密团体，由于其极其隐蔽通常让历史学家敬而远之；历史学家们宁愿贬低问题的意义，而不愿意承认他们的无知。仅举共济会为例。共济会不仅对18世纪的欧洲社会、心理、文化和政治历史至关重要，而且对美国的建国也同样重要；但是大多数历史书里甚至都没有提到它。其中似乎有一种心照不宣的做法在起作用，那就是如果有什么东西没有完整而满意地得到记录，那么它就无关紧要，因而根本不值得讨论。殊不知，历史上很多最重要的东西都是无法找到保存完好的记录的。 直到最近，17世纪的“玫瑰十字会”依然被视为不过是“神经错乱的偏执狂”所组成的宗教派别；由于其教义统称为“秘教”，且包含有诸如占星术、炼金术、卡巴拉神秘学（the Kabbalah，“卡巴拉”是犹太教的神哲学。据考证，它的词源是希伯来的阿拉姆迦勒底语，意思是“口述传统”，很可能是以近似冥想、打坐之类的方法寻找宇宙奥秘的修行法。据说是摩西在西奈山受十诫时由神或者大天使一并传授的，此后一直以口头形式流传下来，直到1-2世纪才见诸文字———译者注）、塔罗纸牌占卜术、生辰八字术以及宗教几何学（sacred geometry）的内容，因而也同样被认为无足轻重，乃至被视为禁忌。然而，通过已故弗朗西丝·耶茨夫人及其同事、门生在瓦尔堡学院（Warburg Institute）的研究，“玫瑰十字会”得到了恰如其分的认可。这个神秘莫测、捉摸不定的宗教团体如今被证实在欧洲三十年战争的爆发、英格兰王室的确立等历史事件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秘教”教义如今已不再被认为是西方边缘历史中的离奇故事，而被视为认识和了解文艺复兴的关键所在。其实，这些“非主流东西”比习惯上被贴上主流标签的那些东西更能构成一种“主流”。 我们的许多资料在学术上也被怀疑为具有“秘教”或自我标榜的“玫瑰十字会”特征，因而几乎没有历史学家问津。可靠的著作寥若晨星，相关的研究成果亦寥寥无几。因此，我们必须以相当灵活与综合性的研究思路去面对和反思历史上的“反常现象”并借以发掘新的理论依据；我们不得不建立新的研究路径，找到迄今被忽略的研究领域的历史关系，恢复某些禁忌性研究对象在其所处时代背景下本应享有的真实地位；我们必须探究的对象是“神乎其神”的事情和神神秘秘的作者；我们必须将其置于真实的历史架构下，避免犯轻信的错误。 因此，我们的研究思路决定于我们的研究资料，这需要综合分析、直接面对和适应被传统学者习惯性忽略的历史“反常现象”。所以我们的研究思路遭到传统学者的质疑也就不足为奇了。不过，耐人寻味的是，对我们的著作最具同情的反应似乎来自文学界人士，如小说家安东尼·伯吉斯、安东尼·鲍威尔以及彼得·范西塔特。这并非仅仅是巧合。与职业历史学家不同，小说家很习惯我们所采取的研究思路；他们习惯于对各种各样的材料加以综合，习惯于建立起超越文献记录中明显存在的玄妙联系；他们承认历史但并不局限于历史单纯所记载的事实，因为历史更多的是以无形遗产的形式存在，如存在神话、传说和传统之中，也存在于个体和整个民族的精神生活之中。对小说家来说，知识并不能以泾渭分明的形式细化，也不存在禁忌和“声名狼藉”的研究对象。在小说家看来，历史并非是凝固不变的东西，并非只限定于某一特定的时期或时代的东西，并非是可以分区隔离和在实验室可进行可控实验的东西。相反，历史是流动的、有机的、动态的过程，心理、社会、政治、艺术、民俗、宗教以及其他许多东西相互交织，形成了密无缝隙的结构。正是由于我们坚持类似于小说家的这种观点，我们才努力写成了本书。 不过，我们也注意到，我们从事的是昂伯托·埃科（Umberto Eco，意大利著名学者、作家———译者注）所说的“记号语言分析”。换句话说，我们面对的是恰似庞杂拼图游戏中的大量零散信息，这些信息包括“暗示”、“符号”、“线索”、“向量”。凡此种种，似乎无不表明这是一种显而易见的有意义的研究模式。它们到底是纯粹随机的巧合呢，还是真的就是某种研究模式？如果真是这样，该模式的意义何在？其意义是本身就蕴含于研究模式之中呢———如此说，便是历史上的“实实在在的东西”，还是由于我们的组合而将自己的意思渗入到了研究之中？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发现自己开始了意义非凡的历险，我们自己动手去“寻找圣杯”。不过，这毕竟只是一个譬喻，阐明每个人都必须在其生命中渗入意义、寻找目标、确定方向。也正因为如此，《圣血与圣杯》才一如既往地对如此众多的读者深刻地诉说着什么。 1984年秋天以后的两年半时间里，我们继续研究《圣血与圣杯》所讲故事的其他方面。1986年，我们的部分研究成果以《弥赛亚的遗产》（The Messianic Legacy）发表。不过，那个时候我们觉得自己走入了一个死胡同，至少对于涉及历史和当代政治的圣杯故事是这样。我们的主要资料来源之一，被称为“锡安隐修会”（亦译“郇山隐修会”）的半秘密团体突然销声匿迹了；在某种意义上说，我们为之追根溯源、探究其成员与活动的所有努力都被证明是徒劳的。接下来的几年里，我们的研究成果趋于多样化，朝不同的方向发展。有关雷恩堡的形状及其可能的意义在《圣地》( The Holy Place , 1991)中进行了探讨；《神庙与会所》（The Temple and the Lodge ,1989）和《死海文卷骗局》（The Dead Sea Scrolls Deception , 1991）探讨的则是共济会以及公元1世纪巴勒斯坦的重大事件，其材料与“雷恩堡之谜”尽管并不直接相关，但还是沾得上边。 然而，除了我们之外，“雷恩堡之谜”也成了欣欣向荣的商务活动。1982年夏天，当《圣血与圣杯》仅有的英文版付印之际，超过1万人次的游客涌向那个小山村。随着本书的法语版和其他语种版本的面世，造访雷恩堡的游客数量翻了一翻还多。以后游客持续增长，至今每年超过10万人。雷恩堡现在已经成了朝圣者的真正圣地，其中包括那些好奇的游客、狂热的企业家、严谨的研究人员、探宝者和热衷于宗教戏法、不明飞行物和亚特兰蒂斯的各种“神秘组织”。有人甚至在附近置地安居。 诚然，雷恩堡从20世纪70年代初我们首次知道以来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不再是一个安宁、无人知晓和与世隔绝的小山村了。1994年，索尼埃的遗产———贝塔尼亚别墅和马杰达拉塔（Tour Magdala）易手，现正在大修中。索尼埃的冬日花园里建起了一座博物馆，雷恩堡开办了一家藏书颇丰的书店。毫无疑问，我们的索尼埃神父也会很高兴地看到：自己的肖像装点在了雷恩堡的“贝朗热·索尼埃”牌葡萄酒酒瓶上。小村里一个名为“特雷·德·里戴（Terre de Rhedae）”的协会还发布新闻通讯，并为维持教堂和村子募集资金。或许，不那么受欢迎的是，雷恩堡现在作为“旅游中心”需要修建停车场和添置无数的垃圾桶。 据我们所知，目前至少有六个圈子或研究团体在致力于探索和研究“雷恩堡之谜”及相关的主题。它们有些无疑是严肃的、学术性的和负责任的。另有一些也许只能称为真正的怪癖。其中两个成立于英国，即雷恩集团与索尼埃社。它们大多出版其成员最新成果的杂志、简报或新闻通讯，也发表一些书评和花边传闻。 “雷恩堡之谜”广为流传，这种传播有时令人难以置信。比如说，它出现在英国报纸周日增刊为杜本内葡萄酒所作的整版彩色广告中。在一个更为严肃的注释中，“雷恩堡之谜”引用于新近的一部权威著作，这就是克里斯托弗·赖特的《普桑画集》（1984年）。1971年被咨询时，安东尼·布伦特气急败坏地否认我们的证据：我们提出普桑《阿卡迪亚的牧羊人》中的风景实际上是雷恩堡附近的一处实景；其中的坟茔也是实际存在的，位于阿尔克村附近。现在，得到公认的是，普桑画中的背景与当地风景相似是“不可否认的”。 遗憾的是，那座坟茔已经不复存在了。1988年，它毁于一次错误的保护性努力———以图使该墓免遭雷恩堡之谜所诱惑的贪婪寻宝者疏忽大意之破坏。有人多次企图进入墓中，竟至登峰造极———携带炸药进行疯狂的爆破，以致绝望的所有者抡起大锤砸坏了墓体。现在剩下的只是令人心碎、毫无价值的散落砾石。不过，乱石芒野中被毁坏的东西许多方面被修复与还原。比如，1989年在雷恩堡之谜的激发下，斯图尔特·科普兰创作了一部歌剧，在克利夫兰大剧院首演。我们还得知，“雷恩堡之谜”也开始进入几首流行歌曲的歌词中，并得到了音乐界头面人物如斯廷、戴维·博维的好评。而在古典音乐界，雷恩堡的故事被多米尼克·马尔多尼写进了一个宗教歌剧里。 《圣血与圣杯》出版后不久，电影编剧兼导演保罗·施雷德造访了我们，说他本人与同事马丁·斯柯赛斯有兴趣将故事搬上荧幕。拍摄权由此卖给了派拉蒙（Paramount）电影公司。遗憾的是，这个计划无果而终，弗兰克·罗达姆以及另外两个人要将该故事改编成电影的尝试也没了下文。不过，转念一想，我们的书有助于创造一种氛围，使斯柯赛斯得以对尼克斯·卡赞查齐斯的小说《最后的诱惑》（The Last Temptation）进行改编。 甚至在《圣血与圣杯》出版前，莉兹·格林便在其有关诺查丹玛斯的小说《预言者说》（The Dreamer of the Vine）中汲取了我们的研究成果。在另一部小说《傀儡总大师》（The Puppet Master）中，她再次参考了《圣血与圣杯》。后来的几年里，《圣血与圣杯》里的资料出现在其他小说中的事实不胜枚举，既有通俗惊险故事和绘画，也有非常严肃的文学作品。当我们的书首次出版之时，已故安东尼·伯吉斯撰写的书评称，他情不自禁地要看看我们写的故事，因为其中包含了作为一部小说的完美成分。很显然，昂伯托·埃科也持同样的看法，伯吉斯在另一篇书评中对埃科赞赏有加，说他指明了未来小说的必然发展方向。埃科教授清楚地看到我们的研究建构了一种“记号语言分析”方法。在《福柯的钟摆》（Foucault’s Pendulum）中，教授巧妙地将其中的某些方面运用于自己虚构的“记号语言训练法”里。 与此同时，《圣血与圣杯》已经被译成了20多种语言，但在当时专制政权统治下的保加利亚、南非却被当成政治异端而遭禁。《圣血与圣杯》的传播促使关于雷恩堡的书籍、文章不断涌现，关于清洁派（Cathar）异教徒与圣殿骑士之类的作品也层出不穷。这些书籍和文章的大多数是负责任的学术性成果，具有极大的启发性。其他人则试图抓住哪怕是与“雷恩堡之谜”有任何沾边的信息，并将之演绎得神神秘秘和活灵活现。1985年，约翰·索尔与詹尼斯·格拉霍姆编辑了一部关于“雷恩堡之谜”的文集。由于无法完成，这部文集不得不不了了之。在两年时间里，新的出版物便超过了已有的文献条目，更多的新作品仍在不断诞生。其中特别值得关注的、我们乐意推荐的是：保加利亚学者、历史学家尤里·斯托亚诺夫所著《不为人知的欧洲传说》（The Hidden Tradition in Europe）。 《圣血与圣杯》是真的铸就了时代精神，还是仅仅沾了时代精神的光？当然，这是一个无法给出答案的问题。不过，自从本书出版以来，基督教的起源、传统和传承便经历着与日俱增的审视和愈来愈多的质疑。最近教会内部的丑闻明显损害了其信誉。但是，我们不禁惊奇的是，媒体还在继续以乐此不疲的健忘、幼稚甚至无知的态度对待《圣经》资料。 在进行历史考证的所有其他领域，新材料得到认可。这些材料或许引起了争论，或许会遭到某些人的贬损或质疑。亦或会被别人所理解或吸收。但是，至少媒体、评论界乃至普通大众认清了现有的知识状况———明白人们已经发现了什么，知道5年前、10年前、50年前甚至100年前别人说过什么。社会总是会有一些新的发展、新的进步，不过新的发现和认识总是植根于旧的发现和观点之中。对事物的理解也是这样。革命性的理论或者被接受，或者被抛弃，至少得到关注，事物的来龙去脉便由此演进发展。一代又一代研究者的贡献积累起来便会创造出一个更为综合、广泛的理解框架。正是以这种方式，我们获得了对历史的整体性理解，同时也对特定的历史时期和历史事件有了认识。也正是以这种方式，我们获得了对诸如亚历山大帝或恺撒、亚瑟王、罗宾汉、圣女贞德等人物的整体性认识。他们的形象总是在发展，在改变，在发现新材料时被丰富。 但是，在《圣经》历史方面，刻意的健忘态度却甚嚣尘上，这实在是一种有悖常理的、诱发性的选择性健忘症。因而，前达勒姆主教每一次发表新的声明便可能引起媒体的轰动，好像这种声明闻所未闻。由此，播放马丁·斯柯席斯电影《最后的诱惑》的电视台引起公众的争论，甚至议员的谴责。难怪《每日电讯报》的一位领导新近信手拈来，将圣经视为“事实性”作品，对其事实性毫不置疑。 1963年，已故休·舍恩菲尔德发表了《逾越节的阴谋》（The Passover Plot）一书。在书中，他认为耶稣并没有死在十字架上。这种观点实际上了无新意，更不是原创性的。2000年来，所谓的“异端邪说”便传播着这种说法。数百年来，也有小说家、历史学家、《圣经》研究学者提出这样的说法。在伊斯兰世界，这种说法更是得到广泛接受。尽管如此，舍恩菲尔德的书还是引起了争议，也在国际上引起了可怕的轩然大波。该书出版后，便成了街头巷尾的议题，对它的讨论连绵不断。西方世界任何一个有读写能力的人都听说过该书。辩论逐渐平息下来后，该书发行量已经超过300万册。 在《圣血与圣杯》的结论中，耶稣是否死在十字架上无足轻重。当然，我们在书中的确讨论了舍恩菲尔德的某些观点。这引起了一波全新的喧嚣。“作者声称耶稣并没有死在十字架上”，媒体耸人听闻地予以报道，就像舍恩菲尔德20年前并没有说过这样的话一样，就像《逾越节的阴谋》从来没有出版过一样。我们实在被如此的幼稚或者说如此的健忘弄得困惑不已，一片茫然。 1993年，A·N·威尔逊发表了他的推理性的著作《耶稣传》。在书中，他提出了一个完全合理的论点，大意是耶稣很可能结了婚成了家。人们再一次群情激愤，好像《圣血与圣杯》10年前并没有提出过同样的看法一样。再过若干年，肯定会有别的作者再次提出这样的看法，媒体当然还会像忘记我们的书那样忘记威尔逊的书的。在《圣经》评论界，同样的健忘症也很普遍。从而，一代接一代的人由于被剥夺了先辈们读过的书籍所包含的知识，会一再地获得看起来似乎令人惊愕的发现。在这种孤陋寡闻的评论和永恒的无知背景下，惟一能发扬光大的便是狂热的原教旨主义的疯狂滋长。 不过，在媒体紧盯着类似于威尔逊著作、前达勒姆主教的声明和《最后的诱惑》的同时，有关雷恩堡的资料源源不断地从印刷机、复印机上流入社会，尤其是在法国。由于另有任务在身，我们无法及时跟踪所有的新材料。但是，我们的确觉得需要定期去造访雷恩堡，它使我们如此地声名狼藉，也使我们能够跟得上事情的进展。有时候，我们会从到过雷恩堡的游客那里听到些事情，比如，位于阿奎斯村的坟茔被毁的事情。有时候，我们会听到一些有关皮埃尔·普兰特（Pierre Plantard de Saint-Clair）和锡安山隐修会最新活动的只言片语。有时候，我们自己在进行其他研究的过程中，也会偶然遇到一些有关“雷恩堡之谜”额外的零散信息。不过，我们却没有时间去分析，更不用说去追踪这些自己现身的线索。说真的，我们觉得雷恩堡的故事已不再属于我们的研究领域，它远离了我们，走进了公众的视野，走进了其他研究者的手里。正如我们在《圣血与圣杯》末尾所说，这正是我们期望发生的东西。我们清楚，我们只是揭开了贯穿整个西方文明并延续了至少2000年的谜团外表。谜团的深层内容还有待彻底的探索和挖掘。 当然，尽管我们日渐远离了这个故事，新的资料却继续支持着我们的观点。从纯粹的数量上说，这些资料已足有厚厚的一堆。对于这新版《圣血与圣杯》，我们决定至少向读者提供部分资料，这些可以在原文的附录中找到。事实上，这些资料可以帮助读者构建一套“DIY”（自己动手）的工具。借助这套工具，读者们可以进行自己的“记号语言分析”，去追寻属于自己的“圣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