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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在去塞文山区度暑假的旅途中，我无意中买到一本平装的杰拉德·戴西德所著《被诅咒的财富》一书。该书讲述了一个集历史事实、秘闻和主观臆测于一体的神秘故事，引人入胜。若非我偶然发现书中有明显的、耐人寻味的省略，大抵也会像我读过的其他这类书一样，度假之后便忘诸脑后。 19世纪90年代，法国一位乡村神父通过破译在教堂里找到的一些晦涩难懂的文件，发现了该书名中的“被诅咒的财富”。虽然传言称这些文件中的两份文本被复制了下来，但其中的“神秘信息”却没有被复制。言下之意，被破译的那些信息再次遗失了。不过，我通过对复制文件的粗略研究，发现其中至少揭示了一条隐含的信息。并且，作者在写作该书时，对那些文件断然不只是浮光掠影地浏览了事，他肯定也和我一样早就发现了其中隐含的信息。尽管那信息恰是“畅销”书的煽情卖点，但是，为什么xml version='1.0' encoding='%SOUP-ENCODING%'戴西德先生没有发表呢？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书中的奇特故事时常驱使我一而再地去阅读它并对它做进一步探索。故事的魔力远远超过了那种令人兴致盎然的字谜游戏，这是因为戴西德的沉默引发了我的好奇心。让我捕捉到了这些文件中隐含的新信息。为了专注于雷恩堡之迷，我祈望能够有更多时间去专心研究而不只是作为电视撰稿人忙里偷闲。于是，1970年的晚秋时节，我把这个故事作为可能的记录片选题报给BBC历史和考古系列节目“历史记录”的执行制片人、已故的保罗·约翰斯通。 保罗真是慧眼识珠，我被派到法国去采访戴西德，与之探讨制作一个简短记录片的可能性。1970年的圣诞周期间，我在巴黎拜会了戴西德。那是我们初次会面，我当时提出了困扰我一年多的问题，“为什么您没有公开发表那些羊皮纸文件中隐含的信息呢”？“什么信息”？他的回答让我大吃一惊。 他会没有注意到这个关键信息，对我来说这似乎难以置信。他为何要提防我呢？转念之间，我也不愿意将自己发现的东西原原本本地展示给他。我们又继续用含蓄的言辞相互搪塞。但显而易见，我们都留意到了隐藏的信息。我再次问道，“为什么您不发表出来呢”？这一次，戴西德的回答真是工于心计：“因为我们认为那样做或许会促使某个像你这样的人去寻找它。” 这样的回答如同那位乡村神父留下的神秘文件一样晦涩，但却是第一次明确暗示：雷恩堡之谜要证实的将不只是一个关于遗失财宝的简单故事。 1971年春天，我开始与导演安德鲁·马克斯韦尔—希斯洛普一起，着手准备这部“历史记录”片。这个片子原本计划是为一个杂志栏目所做的20分钟简短节目。但是，随着工作的推进，戴西德愿意给我们提供更多的信息。首先提供的是一个隐含重要信息的完整文本，内容是关于画家普桑和坦尼尔斯。真是令人痴迷。密码复杂得令人难以置信。我们获悉，法国陆军密码部门的专家们曾经利用计算机破译过。但是经过研究这些晦涩复杂的密码之后，我认为这种说法值得怀疑。之后我请教了英国情报部门的密码专家，他们也表示认同我的看法，“这些密码所提供的信息对计算机无效”。他们似乎是不可破译的，但是，在某个地方，或者某个人手中，肯定有破译密码的钥匙。 接着，戴西德抛出了他的第二颗炸弹。普桑的名画———《阿卡迪亚的牧羊人》中与之相似的坟墓被发现了。他答应一旦得手就将详情资料传送过来。几天后，胶片抵达，我们那部原本只是关于一个地方性小秘密的短片显然开始曝出始料不及的内容。保罗决定放弃它，然后责成我们致力于拍一部完整的“历史记录”片。现在，有更多时间去研究这个故事，也有了更多的荧屏时间去探讨它。但是该片的播放推迟到了第二年春天。 《遗失的耶路撒冷宝藏》于1972年2月上映，当时引起了极为强烈的反响。这是一个不仅吸引我而且让广大观众趣味盎然的主题。进一步的研究已不再只是因为自我爱好。有时我们认为该片需要拍摄续集。直到1974年，我已收集了很多新材料，保罗指派罗伊·戴维斯制作了我的第二部“历史记录”片———《牧师·画家·魔鬼》。观众的反应再次证明了这个故事已经抓住了公众的想象力。故事的枝节已经变得如此复杂、如此影响深远，我明白细节化的研究很快超越了任何个人的能力。头绪太多而无法一一跟上。我越是追踪一条调查线索，就越是意识到有很多东西都被忽略了。正是在这令人生畏的节骨眼上，起初曾无意将故事呈送给我的那些机缘如今让我确信这项工作不会停滞。 1975年，我很幸运地结识了理查德·利，我们都在一个暑期学校里讲授文学课程。理查德是一位小说家和短篇故事作家，拥有比较文学研究生学位和深厚的历史、哲学、心理学和秘教知识，在美国、加拿大和英国做过几年的大学讲师。 在暑期学校的这段时间里，我们很多时间都在谈论彼此都感兴趣的话题。我提到了雷恩堡之谜背后扮演了重要角色的圣殿骑士。令人欣喜的是，我发现这些中世纪的尚武修士也激起了理查德的浓厚兴趣，他曾经对其历史进行了大量的研究。这样一来，我需几个月时间完成的工作已经没有必要了。理查德可以回答我的绝大多数问题，他像我一样被我所发现的明显异常之事搞迷糊了。更重要的是，他也看到了我的整个研究项目的魅力，感受到了其重要性。他在圣殿骑士团问题上向我提供了帮助。他给我引荐了一位名叫迈克尔·贝金特的心理学研究生，这位研究生最近刚放弃一份成功的新闻摄影工作，转而为他曾梦想过的影片计划，致力于研究圣殿骑士团问题。 倘若刻意去寻找，我不可能找到两个更够格、更志趣相投的伙伴与我一起组成一个团队。令人高兴的是，在若干年的单打独斗之后，他们两位的足智多谋推动了这项研究的进展。我们合作的第一个实际成果便是关于雷恩堡的第三部“历史记录”影片———《圣殿骑士团之谜》（它是由罗伊·戴维斯于1979年制作的）。 为制作该影片，我们终于不得不直接触及整个雷恩堡之谜赖以存在的根基。但是，影片只能暗示我们准备去发掘什么。当我们开始探索一位法国神父可能在一座小山村所发现的“引人入胜的小谜题”时，谜底背后的东西要比我们想像的更令人心惊肉跳、更富有历史意义，其目标也更加直接和明确。 1972年，我是以这样的话语来结束第一部纪录影片的：“某种令人不可思议的东西正等着我们去发现……在不久的将来，它将会被发现。” 本书解释了“某种东西”的内在含义，并告诉人们这种发现是多么地不可思议。 亨利·林肯 1981年1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