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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可以自由发挥。我们是在一条船上，我是船长，我们一起冲出这片雾霾，这片雾霾就是影片的体制！ ——奥特曼 1970年，二十世纪福克斯出品了《陆军野战医院》（M*A*S*H）。 1970年1月24日的《纽约时报》影评栏里有这样一句话：《陆军野战医院》是自有声电影以来，美国最成功的战争喜剧片，也是这些年来最严肃的影片。 两个“最”字，把影片作为战争片的典范推向了一个里程碑。可是几乎全美国，谁都不知道这部影片的导演罗伯特·奥特曼是什么人。从观众到电影圈没有人知道他。甚至当他跑去戛纳领取最佳影片奖杯的时候，福克斯在法国的发行人丹尼斯·布雷顿（Denise Breton）跑去机场接机，看见奥特曼的时候都吓了一跳：天呐，导演不是什么年轻小伙子，头发都有点谢顶了！他怎么能拍出如此充满朝气和年轻的电影？那一年，罗伯特·奥特曼 45 岁。 1969年的福克斯公司把所有注意力都倾注在大投资《虎！虎！虎！》和《巴顿将军》（Patton，1970）上。 《陆军野战医院》只是一个350万美元的低成本战争片，剧本由美国左翼编剧小林·拉德纳（Ring Lardner，Jr.， 1915—2000）根据一个没有多少人读过的同名小说改编。但是，对奥特曼来说，这个片子还是非同一般。这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好莱坞影片，是他进入好莱坞体系的机会。好莱坞是最灿烂的名利场，这是谁都知道的。可是就在最后签约之前，投资方从来就没有考虑过奥特曼。他们找了好莱坞15到16位受人瞩目的导演，可是全部被各种理由拒绝。有的说，害怕战争题材；也有的认为，无法理解这个故事，更何况那么多的人物，难以把握；还有就是压根不喜欢这个本子！确实，这样的题材、故事，你到底想从这个低成本片子里表达什么？故事非常简单，几乎一句话就把整部影片的故事说完了：20世纪50年代初期，在朝鲜战场上，一个美国陆军野战医院的日常生活。 影片里面人物众多，竟然没有一个起承转合完整的故事。唯一的框架结构是临时应征入伍的外科手术医生“鹰眼”前来报到，他技术高超、救死扶伤，但是性格吊儿郎当，根本不适合军队生活。在野战医院期间，他不断地闯祸、惹是生非，却又将枯燥的军队生活涂抹上幽默的色彩。一直到完成服役期，他竟然带有点感伤色彩去手术室跟战友告别，影片就此结束。这样的故事，让人怎么拍摄？ 以至于执行制片理查德·扎纳克（Richard Zanuck， 1934—2012）已经完全意识到，再有一个导演拒绝这个项目，他们就会被福克斯取消拍摄。还没有出手的最后一张牌是邀请斯坦利·库布里克（Stanley Kubrick，1928—1999），但是他们没有勇气给他打电话。最后，扎纳克想到他刚看过的奥特曼独立拍摄的新片《待嫁女儿心》（That Cold Day in the Park，又译作《公园寒日》，1969）。他觉得这个导演非常与众不同、才气横溢，他想冒险一次。于是找到了奥特曼的经纪人乔治·利托（George Litto）。乔治想为奥特曼争取12.5万美元的导演片酬以及5%的票房收入。但是，好莱坞非常明确地告诉他：只有7.5万美元的酬金，更不可能拿到任何票房的分成收入！这就是条件！ 没有想到，奥特曼并没有在钱的问题上跟他们有任何争执。但是就在签约的最后一刻，奥特曼反悔了，他坚决不拍这个片子。一天清晨6点，妻子凯瑟琳给乔治打电话，她很难过，说鲍勃整整一夜都没有睡觉，他已经出门来找乔治了，他不能拍这个电影！乔治不慌不忙地安慰着她，告诉她一切都不会成问题的。就在这时，奥特曼进门了，他说：“我坚决不干！”乔治装作什么都没有听见，为他准备早餐，为他煮了上好的咖啡，还问他要不要加糖加奶。这就是工业电影，一环扣一环，谁都不可以在中间脱钩，这是一个共同的利益链，在好莱坞已经被演练得非常纯熟。在任何关键的时刻，谁都不能意气用事。理性是维持他们一直能很好地发展下去的唯一能量。每一个接手的项目，都必须成功！ 也就是这份理性，即便是再好的机会，奥特曼还是要考虑一下，他最终希望的是什么，是电影本身还是好莱坞给予的名利？当他想明白的时候他是不会被好莱坞绑架的。大家都看到，太多有才气的导演在好莱坞的掌控下，最终都变得十分平庸和无趣。乔治问他，到底是什么原因不想拍了？奥特曼说：“我不能选择自己的剪辑师，不能用自己的摄影师……”他说了半天，然后拿出自己开具的拍摄班子团队的名单。乔治看了看，立刻给老板打了电话，他说：“你拿支笔，把名字写下来，我现在就报给你听，他妈的有什么不一样的，把这些人安排给他。你得下决心，就说是你的决定。”乔治努力把事情说得很简单，只有这样才能解决问题。但是，他心里不明白吗？去好莱坞拍戏，谁可以带自己的班子？这是规矩，否则那种始终不变的好莱坞气质、价值观是如何保存和延续下来的？好莱坞需要的是你的才气，但是它不需要你的个性，它是利用你为他的价值观和市场服务。进入好莱坞的体系，你就会渐渐变成一颗螺丝钉，你再也不是一个创作者，你不能保持你个体的特质。而奥特曼从一开始就下意识地和好莱坞划清界限，他要自己的团队，他不是要控制他们，而是不想被别人控制！他给予自己的创作团队全部的自由，他知道他是导演，他能够在这些伙伴里得到什么、放弃什么。这是一个共同创作的过程，但最终是由他把握好这场游戏！ 奥特曼更清楚地知道《巴顿将军》和《虎！虎！虎！》的价值。而当时他的位置是如此廉价，他根本不计较这些表面的虚荣。他要的是控制好预算，不给自己找麻烦，让投资方不再关注他的片子，最终完成自己的愿望。 你今天再看《陆军野战医院》，无论如何不能想象，这部四十多年前的影片已经可以走得那么远，电影语言是如此前卫！没有人再记得《虎！虎！虎！》，可是不会有人忘记奥特曼！《陆军野战医院》展现给人的全部感觉更像一部纪录片，所有人物不仅清晰具有个性，更重要的是他们身上的细节、毛边以及他们自然随意的表演，完全是现实生活的写照。同时影片更像文学作品，在一点一点描述、展现给观众它的内涵。但是它又是视觉的，似乎是不经意的流露。这是奥特曼的第一部大戏，他是怎么控制这些场面的？为了控制成本，他居然在有名有姓的30位角色里面，启用了16位第一次上镜的新人，其余都是不知名的演员。只有出演“鹰眼”的加拿大演员唐纳德·萨瑟兰（Donald Sutherland，1935— ）两年前在《6月12日大病毒》里担任了一个小角色；另外就是扮演猎人的埃利奥特·古尔德（Elliott Gould，1938— ）是专业的。即使这样，萨瑟兰也很久没有戏拍了，用他自己的话说，连买咖啡的钱都没有了，他正在考虑改行！没有想到奥特曼找到了他，那时候他激动地赶去试镜，那样热情和兴奋，我们在DVD的花絮里都可以看见。但是，让奥特曼无论如何都不会想到的是，就是这两位专业的小演员，在拍摄了一段时间之后找到他们的经纪人，要求撤换导演。他们觉得很委屈，自己明星算不上，也好歹是有名有姓、有经纪人的演员，竟然混同在一群业余的群众演员之中，奥特曼似乎更关心这些群众演员的表演。他们更是搞不清楚奥特曼的摄影机放置在哪里，从来就没有像样给他们俩打光、定位拍个特写镜头！他们抱怨说：“鲍勃总是说，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发挥。我们是在一条船上，我是船长，我们一起冲出这片雾霾，这片雾霾就是影片的体制！”他们不知道奥特曼在讲什么，但是很显然，奥特曼想冲出的是好莱坞的体制！ 奥特曼的摄影机一直在运动，大全景、推拉摇移，更多的时候是在移动轨上放着变焦镜头，一边运动一边变换着景别，甚至是在直升机上拍摄。奥特曼让演员生活在一个真实的状态里，让他们无法意识到摄影机的存在，不要管剧本里写的是什么。但是他要求演员知道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里，应该按照这个人物真实地体验生活，然后用最自然的语言去表达。只要符合情景和人物个性，台词都是可以自由发挥、任意更改的！这在故事片的拍摄中，特别是好莱坞的风格里，无疑是天方夜谭，奥特曼简直是在发疯！幸亏经纪人没有向福克斯转达这两位演员的要求，奥特曼也全然不知，依然按照自己的风格在闷头拍戏。即使这样，两位告状失败的演员还是按照导演严格的现场要求，认真服从他的处理和安排在表演，这确实也是好莱坞体系下训练出来的职业道德！导演再差，当制片人没有把他撤换以前，他依然在现场，任何人都必须服从导演！由此，在《陆军野战医院》成功之后，所有的演员都获得好莱坞的关注，里面出演“热唇”的萨莉·凯勒曼（Sally Kellerman，1938— ）被提名奥斯卡最佳女配角。事后，古尔德非常惭愧，他认识到自己的局限，对如此伟大的导演根本无法理解。这之后，他和奥特曼合作了好几部片子。 是的，奥特曼走得太远了，在普通人眼里他就是一个疯子。当初制片人扎纳克找到他、听他阐述剧本的时候，也是一头雾水，根本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似乎很生动，又觉得前言不搭后语；可同时在什么地方，他又说出了剧本最本质的东西。总之，没有人可以理解他。就是在这样的一片误解里面，奥特曼敢于接下这部戏。他要拍摄的是一部颠覆性的战争片，从头开始他就没有想走好莱坞路线！只是他没有把这个想法用语言说出来。 奥特曼被描述成一个典型的20世纪70年代的人，那就是有着明确的政治意识、反越战情结，并且还拖着60年代留下的嬉皮尾巴。很明显，他就是叛逆的一代。编剧拉德纳希望通过影片表达战争的残酷，可是奥特曼的现代意识使得他更愿意表达的是战争的荒谬。1943年，作为B-24轰炸机的一名飞行员，他被派遣去和日本人作战，经历了“二战”。对战争他有着切身的体验，在那血淋淋的尸体上，他厌恶暴力，他看见了战争的荒诞，他不能重复别人对战争的诠释。奥特曼自觉的反战意识不仅违背好莱坞的原则，也违背美国政府的越战行为！那时候，美国国内的反越战呼声非常强烈，但是右翼政府却在大力宣传越战的必要性。于是，奥特曼有意模糊了朝鲜半岛的战争背景，努力表现出这是在越南战场，他将自己的反战意识直接推上银幕。特别是有一场戏，当野战医院的医生到韩国的小镇上休假时，他让当地的韩国人都戴上越南人的斗笠。当我们这些亚洲人一看，就觉得有点不三不四，这哪里是韩国的服饰，这些美国人无法区别亚洲人的装束。直到后来才明白，奥特曼是在蒙混好莱坞的审查，他竟然成功了！奥特曼直接从视觉上暗示观众，这同样荒唐的战争完全有可能发生在当今的越南战场。 尽管如此，好莱坞也是目标明确，他们直接在影片开场用字幕打出艾森豪威尔的语录，直指故事发生在朝鲜战争年代！ 影片一开始就是空中的航拍镜头，直接对准了一架直升飞机，机舱外的悬边上放着重伤员，那血淋淋的视觉，立刻把你带入严酷的规定情景。接着又是一架直升机飞来，同样载着重伤员，在那些转动的螺旋桨下，却伴随着带有点抒情的乡村歌曲，奥特曼按照音乐的节奏剪接，把天空中的残酷推向了背景。同时，在这一组简单的航拍中，奥特曼把整部影片的时间、地点交代了清楚。接着他用了一个几乎是300毫米的长焦镜头，让主人翁“鹰眼”迎着镜头走来。奥特曼在前景上用一些树枝堵塞着画面，模糊却压抑，而在那个纵深镜头里，一直在漫步的“鹰眼”在前景的对比下显得如此地漫不经心，总是走不到你的面前。 这就是奥特曼用镜的厉害，他知道什么样的镜头可以把人物和戏剧的张力推向极致。他不是以画面是否漂亮、灯光处理是否别致为原则。他的镜头是以电影语言和戏剧的张力为前提，这样你才会进入规定情景，立刻把握住出场人物的个性。 因为有限的预算，影片根本不可能按照奥特曼的愿望去韩国拍摄，他们只能在洛杉矶一个靠近沙漠的小山头上搭了拍摄基地。那时候刚刚经历了一场洪水，山头上的道路变得泥泞不堪，四周显得更加荒芜，这都非常符合奥特曼的要求。随即，“鹰眼”这个临时从医院征召来的外科医生，偷了一辆吉普车开往驻地。队长立刻派了军队的警车去追捕，可是警车才开出几米，就是一阵爆胎的声音，车子抛锚了。顿时，军队的严肃就被完全打破了，队长上前训斥士兵，你实在无法忍住笑声。队长却满脸严肃，结果他们在那里拧成一团，打翻在地，混乱不堪！一个切换镜头，是雄赳赳的军乐队旋律响起，伴随着“鹰眼”驾驶着偷来的吉普车无限风光地开往野战医院。 所有这些镜头，奥特曼不是航拍就是用大全景镜头。他根本不去强调任何一个演员的表情、特写和局部，而是展现出完整的生存环境和生存氛围。镜头用得非常有气势，似乎就是从这里开始，奠定了奥特曼以后的场面处理风格，总是大规模的场面和磅礴的气势。这组航拍镜头，不仅交代了整个野战医院的背景，同时将这个偷车的情节直接推到了故事的前景，打破了传统故事片里军队的形象，战争中的英雄人物形象一上来就被颠覆了。 奥特曼特别厉害的是他在声音处理上的设计，他的处理手段让他早早地走在所有电影人的前面。他从来不喜欢按照剧本让演员说台词，他是在一个环境里，把人物分成自然组合，让他们各自说各自的内容，他的摄影机和录音师，总是随机应变地拍摄录制人物的对白。所以，当一个长镜头从餐厅的一角移动向另一角时，你听见的是自然对话，没有主题、没有目标，就是一个真实环境里真实人物的生活。就在你没有注意的时候，主题却展现了。他总是让你不经意地进入他的掌控之中。奥特曼喜欢在声音和对白上，处理成“overlap”，翻译成中文，就是重叠、同时交叠。其实，他并不重复这些内容，他只是重叠这些对话，可能中景的人在说着主题，前景的人却在说着自己的故事，和剧情没有关系，但是却和人物性格命运有联系。偶尔又飘来一些画外音的对白，很多时候，是帐篷外面高音喇叭的内容。这些对白都根据摄影机的运动，起起伏伏、若轻若重地交织在一起。 在20世纪70年代的故事片里，没有人这样处理声音对白，所以奥特曼老是跟演员说：“把剧本扔了，那玩意儿不管用，用人物的、也就是用你自己的语言说话。”这让编剧小林·拉德纳非常愤怒，他觉得奥特曼把他的剧本完全糟蹋了。台词都变得那么粗俗，以至于在最后橄榄球比赛的时候，有人下意识地叫喊出“操你妈”。这是好莱坞的影片里面从来没有过的现象。就连奥特曼的父亲看了电影也非常生气，回家跟自己的妹妹——奥特曼的姑姑说： “不要去看这个片子，鲍勃拍了一部很没教养的影片。”实际上，在剪接台上奥特曼也听见了这个叫声，他存心把它留在了影片里，他觉得这就是军人会说的语言。试映的时候，演员要求奥特曼把这句脏话删除，奥特曼对他笑了笑，不置可否。有意思的是，福克斯居然接受了这句脏话。这是好莱坞的影片里第一次出现脏话，为以后的电影开启了先河。 奥特曼在声音处理上很有音乐感，是一种复式的调性，像有不同的配器加入，然后通过不同的乐章渐渐推出主旋律，完成自己的作品。这或许跟奥特曼有着非常好的爵士乐修养有关系，他知道在哪里加强、在哪里变奏，又在最不经意的地方转场！为了完成这样的风格，他必须让他的演员，找到规定情景中的规定情绪，建立起他的特殊氛围。最终奥特曼的影片不仅有一份纪录片的质感，同时展现出一种散文风格，又有难以忘怀的众多人物，人人都有着鲜活的个性。他极端的电影语言使得他的影片永远不会混同于任何一部故事片。 《陆军野战医院》里有太多的经典段落，但是不能不提的是外号“无痛”的牙医波兰佬“自杀”的那场戏。他因为性生活的失败，在战争的压力下决定自杀。奥特曼异想天开地拍摄了一场“最后的晚餐”，他拿出达·芬奇的经典绘画来到现场，完全按照绘画上的布局，将他的演员安排入戏。奥特曼在前景上放了一点烟雾，假装做成一种神秘的氛围，可是当你看见那些穿着白大褂的医生，看见 “鹰眼”象征着耶稣坐在桌子中间、桌前放着一口棺材时，你已经在那里捧腹大笑！接着，是一个黑人歌手在那里唱着“自杀者之歌”。每一个人神情严肃，可是越是严肃就显得越荒诞不经。据说，影片在洛杉矶首映时，有观众狂笑着跳到了椅子上。准备自杀的牙医，慢慢地走过去躺进棺材。每一个人在他的手上放下礼物，祝福他进入天堂。你知道这是一场胡闹，你一边哈哈大笑，但不知道什么时候，你的笑声又莫名其妙地戛然而止，你似乎感觉到了一种生命的脆弱。结束了这一场“最后的晚餐”以后，“鹰眼” 安排了女护士和准备自杀的波兰佬约会和告别。奥特曼特地用红色的纱幔给牙医做了帐篷，让他躺在里面。“鹰眼” 带着女护士站立在门口，透过纱幔观众能看到那一抹既性感又柔情的红色，影片本身却没有出现任何性的场面，女护士仅仅是掀开了覆盖在牙医身上的白被单，戏到此结束。在这之后，你就可想而知。既兴奋又幸福的牙医是断然不会去死的。 就是这样，在没有枪炮声的战争片里，你却感受到了战争的荒谬和恐惧。这些琐琐碎碎的美国士兵的日常生活，完全像部讲究的纪录片。我真的不知道导演将如何结束这个影片。突然奥特曼笔锋一转，司令官来了，他们在那里大谈橄榄球，于是司令官为这个兵营设计了一场橄榄球比赛，将整个看上去零散的人物、细节一网打尽，收拢在一起推向结局！比赛的赌注是5000美元，看着司令官的人马，“鹰眼”知道自己的队伍一定输球。于是他们偷偷请了一个黑人橄榄球队员做外援，上半场不让外援出场，赌金压得很低，眼看他们输得一塌糊涂，司令官得意地把后半场赌金翻倍提升。这时候，黑人外援上场了，他一路冲去，无敌于天下。就是通过这个黑人球员，奥特曼把战争中的英雄主义情结找到了落点，赋予了这个黑人英雄角色！球赛大获全胜！导演马丁·斯科塞斯（Martin Scorsese， 1942— ）看完影片说：“我从来对橄榄球不感兴趣，但是这是我看到的最精彩的一场比赛，而且我看懂了！”也是在这场比赛中，我们听见了全片中唯一的枪声，“热唇” 恐惧地叫喊着：“他们杀人啦！”队长火不打一处来：“这是比赛进行到四分之一的警示！” 影片提前三天结束拍摄，节约了50万美元的投资。奥特曼拿着全部的样片，非常得意。可是当他走上剪辑台时，他也傻了，激情过去以后，看着被自己的非常规叙述打碎的故事，他一筹莫展，不知道怎么将影片架构起来！无意中他发现了一个细节，就是在兵营里到处都设有高音喇叭，那里常常会有不同的消息传来。他顿时跳了起来，明白自己找到了救命的手段！于是，他连续补拍了一些不同角度、场面里的高音喇叭，特别找出“朝鲜战争中的军事指南”，用里面的语言放进他的高音喇叭，从那里播出！于是，整个氛围因为这些内容更加增添了幽默和质感。在每一场看似没有连续的戏后面，喇叭里连续的内容把故事和场景串起来了，转场变得如此娴熟和流畅。 但是谁都不会想到，初剪出来后福克斯完全不能接受，仅仅是那些在手术室里血淋淋的镜头就让老板愤怒了。这不是存心要把所有的观众吓跑吗？！他们看不见影片的价值，就觉得是一堆杂乱无章的生活。他们笑不出来，因为是真金白银扔进去了啊。 个性的代价，谁都不能替代奥特曼去付出！奥特曼绝对不允许福克斯剪掉那些血淋淋的镜头，为了使那些鲜血显得有质感，他特意聘请了几位外科医生给影片做顾问。不仅是在动作上显得专业，就是流出来不同的鲜血的颜色也要符合现实。在每一个细节上，奥特曼都下了很多工夫，他要每一滴鲜血都符合他的影调。初剪以后，福克斯给了奥特曼十几张纸的修改意见，好莱坞就是执意要将那些血腥场面剪掉，但是充满个性的奥特曼怎么会轻易妥协？因为没有了它们，那些黑色幽默就不再有意义，那些嬉笑就会变成浅薄的胡闹。而正是这些在残酷现实中的荒诞，才让人对战争有了一份新的思考。奥特曼像头狮子，对着战争对着自己的影片在咆哮，他就敢于用自己的纯粹和信念拍摄一部颠覆好莱坞的好莱坞影片。 当初在拍摄影片的过程中，福克斯的老板来到现场，看见演员的军服都是那样脏兮兮的，非常不满意。可是，奥特曼本人就是从战场上过来的，他笑着问老板：“你在哪一个战场上看见过干净的军服？”老板不再批评，没有多久，福克斯看了从西班牙拍摄的《巴顿将军》的样片，急急忙忙往那里打电话说：“你们的军服太干净了，哪里像在战场上打仗的样子？” 奥特曼的傲慢是有原则的，他不会轻易放弃。才气是和个性交织在一起的，没有个性的才气，那只是一点小聪明。这不是奥特曼，你们如果不能接受他的个性，那就把影片枪毙吧。其实，私底下福克斯拿着影片在到处试放，观众都为之疯狂了。制片人理查德·扎纳克一直力挺奥特曼，他和奥特曼的经纪人乔治把影片带到纽约，让自己的父亲达瑞尔·扎纳克（Darryl Zanuck，1902—1979）观看，他是福克斯的大股东之一，真正意义上的大老板。没有想到老人家看完影片非常兴奋，他说：“把片子送到戛纳参赛！”所有的人都目瞪口呆，不仅那十几张纸头的修改意见付之东流，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戛纳电影节是以艺术大片著称，他们能够接受一部低成本而且还是喜剧的片子参赛吗？结果更让所有人惊讶的是，影片竟然在戛纳斩获了最佳影片的殊荣！ 这时候乔治也在私底下为奥特曼争取要回那5%的发行收入分成。可是奥特曼完全失去了耐心，他做好了影片被枪毙的准备，他愤怒得像头狮子，常常语惊四座。当记者采访他的时候，他放肆地说：“让好莱坞去破产吧，我就爱这个！”福克斯的人把报纸寄给乔治，说：“你看看吧！”于是那5%的分成就此结束。乔治不无幽默地说道：“我真的不知道这一句话让奥特曼付出了多少，但是至少让我损失了100万美元！”（他大笑着）。奥特曼在影片中的全部收入，就是那7.5万美元的酬金，并且含税！但是，福克斯靠着这部影片发财了，他们把它改拍成电视连续剧，整整火了12年。大家都在电视上看《陆军野战医院》，奥特曼厌恶之极，他一眼都不要看。他说：“仅仅一个朝鲜战争就可以在每个周末晚上上演，我一点感受不到那里的幽默！” 这样全面打破传统的战争片实际上为好莱坞做了一个漂亮的全新门面。影片获得当年奥斯卡的五项提名，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改编剧本、最佳剪接和最佳女配角。而最终获奖的却是最佳改编剧本，这太具有讽刺意味了，因为编剧小林·拉德纳一直认为奥特曼把一个好本子拍坏了，他们吵得不可开交，从头吵到底，以至于互相不再理睬。直到很多年以后，当小林·拉德纳重新提起往事的时候，他才抱有歉意地说道：“看来，我对奥特曼还是缺乏了解，他是一位很了不起的导演！他应该是影片的联合编剧。” 影片发行以后，人们排队争看，以至于街道上站不下，队伍进入了街面的小店。票房的直接收益破了800万美元。最重要的是，在电影美学上奥特曼开创了一个黑色幽默的战争片形式。黑色幽默，这不是一个技术问题，也不是一个简单的处理手段，它的基本特征是在对生活的理解和再现上有了比较复杂的观念，在美学意义上有了跨越式的发展。实际上，这更是导演的价值观。奥特曼拒绝妥协，他使战争第一次在银幕上失去了它以往的英雄气概，让“黑色幽默”成了人类心灵恐怖、空虚的同义词。在炸弹、枪炮、鲜血面前你哈哈大笑，同时又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无望伴随着你。那些性和残酷混杂在一起，让你看见了人的本性，看见了生命是如此的复杂和脆弱。 当三十多年过去以后，曾六次斩获奥斯卡奖的好莱坞大导演比利·怀尔德（Billy Wilder，1906—2002）在回答导演卡梅伦·克罗（Cameron Crowe，1957— ）的提问时，他说：“比如，我就很想自己去拍罗伯特·奥特曼执导的《陆军野战医院》。那是第一流的电影。现在都已经被淡忘了。它是我们的那种电影。那故事，那演员——棒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