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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传基老师（1925— ）88 岁生日那天，我赶到芝加哥他居住的小公寓为他做寿。那算什么做寿？我带去小蛋糕，他说：“美国蛋糕，不好吃，太甜！”一下扔在冰箱里。我带去的一罐他最喜欢吃的哈根达斯芒果冰激凌他尝了一口说：“也不行，现在的东西都变味了！”然后，站在厨房的水池子边上，吃我做的荠菜馄饨。那时候我不再问了，不好吃也得吃，我们俩没有其他东西可吃了。周老师吃得很少，他像神仙一样，就那个年纪依然站着说话，即刻从好莱坞说起。这就是周老师的性格！似乎年纪永远不会在他身上留下印迹。他思维敏捷，反应迅速，特别在电影技术上，更新得比我们谁都快。他说：“那是必然的，我是老师啊！”每次回来跟朋友谈起周老师，就像在说传奇故事，大家一边哈哈大笑，一边敬佩老人家的学问和进取。 “国内现在张口闭口‘好莱坞’？他们懂‘好莱坞’吗？切——” 你听听，那最后一个字，满脸的不屑。 “我敢骂好莱坞，那是因为除了我，中国还有谁是真正懂好莱坞的？你们看过几部好莱坞电影，就在那里谈什么好莱坞？你要懂好莱坞，今天的中国电影能拍成这样？不要丢人。给我免谈‘好莱坞’！我问你，你知道《虎！虎！虎！》（Tora！Tora！Tora！，1970）是多少投资？” 我不停地摇头。 “就是那个讲珍珠港战役的电影。我告诉你，整个投资比日本人当年轰炸珍珠港的战争支出都高！” “真的？”我确实被惊着了。 “我再问你，‘好莱坞’最厉害最有个性的导演，你说是谁？” “周老师，我没有天天说什么‘好莱坞’、‘好莱坞’ 的，干吗跟我过不去？” 周老师笑了：“那我也想听听你说是谁，看看你的眼光和品位啊。” 我结结巴巴犹犹豫豫地看着周老师，半天不敢开口。 “好莱坞”那么多大导演，我可说不好啊。周老师狡猾地看着我，就是不说话。最后我终于从嘴边吐出一个名字： “ 是， 是 ——罗伯特· 奥特曼（Robert Altman，1925—2006）吗？” “真是我的学生，有品位！”周老师一拍桌子，“就是他。不错，你还知道！” “周老师，你见过他吗？” “我托了朋友好几次带话过去，但是一直没有见到他。” “为什么？” 周老师耸了耸肩膀，做了一个不置可否的表情。 “是他太骄傲了？” “可能！” 今天，当我看了那么多关于奥特曼的文章和书籍以后，我知道这不是原因。在每一个人的回忆里，他都是一个没有架子的性情中人。说是在好莱坞，没有哪个导演像他那样，你可以径直地走到三楼，敲开他办公室的门，然后说： “嘿，鲍勃（Bob，罗伯特·奥特曼的昵称），你在忙什么啊？” 1980 年，因为二十世纪福克斯公司跟他彻底解约，他把在好莱坞开的“狮门电影公司”关闭了，整个团队和家都搬迁到纽约。如今，当我走在百老汇大街的时候，我常常在想，一定在哪个街角、哪个派对或者哪一次放映会上，我曾经与他擦肩而过。他是一个派对导演，我应该与他有过遭遇。他在洛杉矶依然保留着自己的房子，人却经常在欧洲、纽约、加州到处跑。周老师肯定抓不住他。 记得 1993 年，奥斯卡金像奖把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男配角、最佳剪接，全部颁给了克林特·伊斯特伍德（Clint Eastwood，1930— ）拍摄的好莱坞西部片《不可饶恕》（Unforgiven，1992）。在纽约，我和同学都跑到电影院里去看这片子，当时颇为失望。但那会我竟然一点不知道，和《不可饶怒》竞争的还有奥特曼的《大玩家》（The Player，1992），影片已经在 1992 年 5 月的法国戛纳电影节上荣获了最佳导演、最佳男主角奖项，后来被奥斯卡提名最佳导演。可是，奥特曼知道自己不是好莱坞的菜，他不想出席颁奖典礼。但是妻子执意让他参加，他们坐在非常前排的位置上，这还是给了他亮点，到了那个名利场，你再有个性、再骄傲，那个华丽的瞬间、耀眼的闪光灯还是会把你腐蚀的。奥特曼的妻子凯瑟琳·里德·奥特曼（Kathryn Reed Altman）说：“奥斯卡颁奖典礼给人最悲惨的经历，让人充满焦虑和恐惧。”颁奖以后，奥特曼一无所获，但他还是出席了所有的晚宴，祝贺伊斯特伍德！一直到半夜三点才和妻子回到家中。凯瑟琳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失败”。 当年的信息怎么能和今天比？我们哪里知道这些，我们只是在电影院里认识导演，奥特曼的电影在美国从来都发行不好，除了《陆军野战医院》。那些奥斯卡获奖影片重新放映时，也没有他的份。1992 年我人在纽约，却失去了在大银幕上认识他和他的《大玩家》的机会。连他的大名都没有听说过。那时候，我们整天都在追逐着欧洲电影，看奥斯卡得奖片只是一门功课，而不是热爱。身处美国，最不了解的竟然是美国电影。常常在与一件事保持距离以后，你才能看清楚那些最值得珍惜的东西原来就在你的身边，触手可及！可是我们总是被虚荣遮蔽着，总喜欢追逐那些天边的彩虹、那些绚丽耀眼的光坏，殊不知，那些东西都是海市蜃楼。 当我们这些中国电影人那么热衷学习外国电影和技术的时候，必然同时是在和自己的电影作比较，即便研究的是美国的西方的，可是角度却是中国的。特别是当两种文化、电影、导演是如此不同，发生撞击时，鲜明的反差就格外发人深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