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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学泰先生1999年出版《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①一书，李慎之先生为其作序，称其为"发现另一个中国"，即在中国主流社会及主流文化之外，挖掘出一个隐形社会及其文化形态---"游民"与"游民文化"。尽管此前较少为研究家所重视，但是这个视野中的凡举种种，实际上构成了中国社会文化的某些结构性力量，尤其是在社会处于变动、震荡时期，这种游民文化更是发挥着一个举足轻重的作用：一方面，它是社会失序的产物，另一方面，它同时又促进、催化了某种脱序和失范。李慎之先生不无忧虑地指出："它蕴藏着中国两三千历史所谓一治一乱的谜底，而且我生怕它可能还指向中国未来历史走向的谜底"②。 何为"游民"？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游民"首先是"流民"，王家范先生对于流民所下的定义是："脱离社会整合，丧失其原有的职业社会角色，游离于法定的户籍管理之外的人口③。"在中国古代社会，流民主要是由自然灾害、战乱等原因造成。江立华、孙洪涛所著《中国流民史》④一书中，概括流民大致有这样几个特点：一、自发性与无序性；二、其主体是"民"，主要是"农民"；三、过渡性和暂时性，即早晚会结束流浪生活，定居某地，重新获得正当的生产和生活手段。正是在后一点上，可以将"流民"与"游民"区别开来。尽管都不为主流社会秩序所吸纳，但与迟早归田的流散农民不一样的是，"游民"并不依赖土地生存，他们可能从事别的职业如手工业，当然也可能游手好闲，都属于"不事农耕者"。池子华先生在《流民问题与社会控制》一书中这样区分："流民可以说是游民的前身，其转化的条件是流民没有寻到营生的门径。"① 然而即使是能够"自食其力"，也没有给予游民带来更好的社会信誉。在漫长的中国传统社会中，"务农"始终被看作是正当和无可非议的。从先秦法家开始，正统社会对于不务农事的"游食者"，采取的是十分不信任的防范态度---比较锁定于土地之上的农民，管理这些五光十色的人们，难度肯定要大得多。自由行走于社会各个阶层，出没于各种场所，见多识广，相对独立，便很可能是一个不稳定的因素。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则干脆下令： 若有不务耕种，专事末作者，是为游民，则逮捕之②。 其中的"末作"，则是"贱业"的意思，从事贱业的人们自然就是"贱民"。如果说，"流民"现象是突发事件所造成，那么"游民"以其不稳定的存在，构成了社会常态中的一部分。这个社会阶层中的人们所到之处，无不遭遇整个正统社会对于他们根深蒂固的偏见和歧视，用今天的话来说，无不遭遇着作为被剥夺者而伴随着的身份焦虑，以及需要身份正名的那种迫切性。这是今天的我们在理解游民现象时，不能不考虑到的，即对待那些因为偏见而被排除在正统社会之外的人们，要准备一份同情的理解。而也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与王学泰先生的立场存在一些差异。除了看到游民现象的消极性、破坏性，也要看到作为游民的这些人，先是遭遇了不合理的对待，处在一个对他们来说是不讲理、不公平的环境之中。将自谋生路者看作天生的干扰因素，这首先是对于这些人生存的一个强大干扰。在不存在别种思想资源的情况下，在不可能找到较新的思想出发点的前提下，他们只能困于既有思想的框架之中，寻求自己的现实出路和精神归宿，其间有盲目、黑暗在内，也有悲壮、悲凉的一面。 除此而外，我对于王学泰先生所描绘的游民文化现象种种，都是十分折服的。在多年的研究基础之上，王学泰先生概括在自身求生存以及与主流社会的对抗中，历代游民发展出一套"有别于主流社会人们的思想意识"："游民意识的最大特点是它的反社会性。与匍匐在角色规定下的'四民'不同，他们脱离社会秩序，失去了角色位置。他们是没有根柢、随着时世沉浮游荡的一群。游民意识的另一个特点是缺少执着的理想，游离于是是非非之间，或者说没有固定的价值观，一切随缘而定。游民中的腐败分子---流氓，则完全是社会发展的消极因素。"①比较集中地体现游民意识的，是在通俗的民间文艺比如小说和戏曲（话本与杂剧）当中，比如《水浒传》、《三国志演义》、《说唐》小说系列、《英烈传》等。 一般人们头脑中比较容易混淆的还有"游侠"与"游民"的区别。这二者的不同在于，前者为"江湖中人"，作为江湖中的榜样，是那些有自己的价值追求而不求闻达、不图名利者，所谓"闲云仙鹤"是也；而后者最大的不同在于，称之为"游民"并非都是等闲之辈，他们当中不乏心高气盛者，一旦有合适的土壤气候，这些人便会步步紧逼，试图彻底改变自己的晦涩身份和边缘地位，"揭竿而起"是其途径之一，惧怕游民的皇帝朱元璋本人便是游民出身。王学泰先生精辟地指出，游民"在政治与社会斗争中富于主动进击精神"，不惜先声夺人或先发制人，敢于"依靠自己的力量改变自己的境遇，使自己能有较好的前途和命运，不必靠谁赐予"。② 很有可能，将张艺谋电影放在"游民意识"、"游民文化"的框架之中，比之放在所谓"后殖民"③的语境当中，认为张艺谋是在运用一些"伪民俗"迎合西方人，更加接近张艺谋电影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