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时代的叙事——人性及法制眼光的下调

十部影片中我感到最为遗憾的是王全安导演的《图雅的婚事》。比起《惊蛰》来，这部影片在导演技术、镜头的流畅与表现力方面，更上了一个层次。演员余男的表演也十分到位，经常令人感到真假难辨。但是，一个非常好的制作组合，却摊上了一个疑点重重的剧本。不，仅就叙事技术来说，剧本也是非常不错的，有层次、有张力。问题在于故事的起点，一个很成问题的起点，暗中瓦解了一帮极具实力的人们的工作。 前些年我们在报纸上听说过类似的真实故事：妻子带着丧失生活能力的残疾丈夫改嫁。作为报纸的新闻，我们既没有看见这位改嫁的女主人公的面孔，也不了解她到底经过了怎样的过程，便不去具体地想象她到底在怎样的两位男人之间进行挣扎，听上去这的确是一个不容易的、令人叹息的故事。但是，放到银幕的呈现中来，一切都发生了变化。 当听到由余男扮演的蒙族女主人公图雅的嘴里说出"谁愿意一同养活丈夫巴托就嫁给谁"，人们还是会大吃一惊。带着丈夫出嫁是一回事，但这并不意味着凡能够带着前夫生活者，就是自己所要嫁的人。这两者之间有着不可混淆的距离。如果仅仅是需要一个人来一道养活前夫，那么这个人不一定是丈夫；如果是找一个丈夫，那么新丈夫的角色就不仅仅是养活妻子的前夫。我们知道生活中有些令人十分困窘情况，有些情况会逼得人失掉形状，处理这种东西其实十分危险。 算是年轻漂亮的图雅有福气，前来相亲的人络绎不绝，但是一听说要带着前夫生活，对方便吓退了回去。后来一位已成大款的老同学暂时接走了图雅，但是当他们在旅馆里解怀宽衣之时，图雅又不失时机地提出了带巴托一道生活的问题，这个安排真的十分不好，显得图雅是在为了丈夫委身求全。而当这位大款同学提出可以在经济上提供给巴托完全的援助，却被图雅拒绝了，她要的是不能离开巴托。她与巴托存在一家人不能分离的感情。那么，她又为什么一定要结婚？在这种情况下的结婚，是不是像一种"寻租"的表现？ 最后是一位早就将这一切看在眼里的邻家小伙子挺身而出。这位小伙子与图雅之间是有感情的，但是图雅与她的丈夫之间也是有感情的，并且属于那种远远不能将对方放下的浓厚感情。这位丈夫一度自杀未遂，在妻子的婚礼上与后继者又打了一架，这些都是剧作者尽量考虑周全的表现。但是，这个故事的基本动机和目的，都是要当着丈夫的面将妻子嫁出去，而且需要丈夫天天面对这样的屈辱事实。可以问一句，难道作为穷残疾人所拥有的尊严，就比别人少一些？实际上如果这位丈夫没有尊严，这位新婚妻子也一样没有尊严。 当我在讨论会上指出这一点之后，一位年轻的官员站出来反驳我，说这"正是危难时期光辉人性的体现"，此话赢得了在场年轻学生的一片掌声。我没有时间回应他，但是多想问问他和在场的各位朋友：如果是你们的姐姐妹妹、是你们的母亲不得不带着前夫出嫁，试想她在两个男人之间的挣扎、撕裂的处境，她一日三餐与两个男人一起吃饭，晚上与其中一个男人上床，你们还认为这是人性光辉的体现吗？你们觉得伟大的女性伟大的母性就要承受这种非人的东西吗？因为想起了年轻的前辈作家柔石先生的《为奴隶的母亲》，所以愿意用"人性的下调"来称呼当下的这种现象。在"五四"那一代人看来是不能容忍的东西，在今天的人们却拿它当作美德加以颂扬。 下调的不仅是人性的眼光要求，还有比如法制社会的眼光要求。对于影片《马背上的法庭》，我本来是有所期待的，看完之后却大失所望。这部影片面临与张艺谋的《秋菊打官司》同样的主题，即现代法律与所谓乡规民约之间的矛盾张力。虽然秋菊始终也没有明白为什么从乡里到县里到市里，对于她丈夫处理意见是一致的这其中的道理，但是起码张艺谋的电影走完了全部法律程序，力图向人们展示法律程序以及法理精神的公平严正性。 在《马背上的法庭》这部电影中，有关法庭与法律的严肃性则大为下降了。整部影片说不出一个像样的案子，不---准确地说，是那些案子都没有得到像样的处理，以此来体现三位法官用马儿驮着的国徽的严正性。第一个案子是是妯娌之间为了一只瓦罐的纠纷，老法官最后的断案是亲自将这个瓦罐打碎在地，随即从自家口袋里掏出一张五元的人民币，说拿这个钱去买两个瓦罐，妯娌俩一人一个，再也不用为此打架了。接下来的一个案子比这个复杂一些，是一只猪拱翻了另一人家的祖宗的"罐罐山"，然而最后处理的方式是一样的，法官本人从自家腰包掏出150元钱了事。这位李保田扮演的老法官唯一一次明确说出"对"与"不对"是在他喝醉酒之后，紧接着这次喜酒的当事人年轻法官与他拿了结婚证的妻子私奔了，十分冒失地离开了工作岗位。影片的主要着眼点也许并不在办案，而是这些基层法官们生活、情感等各方面的艰难，但是法官不办案，还叫法官么？片名还叫做"马背上的法庭"么？离开了由法官身上体现出来的法律、法庭和法理精神的严肃性，这个法官形象如何站立得起来？影片中的年轻法官曾经对着老法官大声喊道："你这是用钱买自己的形象。"如果用作来买卖的仅仅是老法官的个人形象，这个问题还不严重；但实际上这样做影响了国徽背后的正义。 导演本人在放映之后与同学们的交流中谈及，这部影片如果在最初开始设想的2004年，可能就"出不来"，后来是因为有了"和谐社会"这种提法，即不管用什么手段，需要的是将事情"抹平"，影片这才能够问世。这样的陈述同样引起台下一片掌声。很可能，许多学生将这番话听成了如何与电影的管理部门"斗智斗勇"。但其实不是那么回事。如果我们的年轻人、年轻导演这样来理解和接受一个"和谐社会"，那么一个法制社会则遥遥无期了。我得承认我自己的学生中，也有对这部电影的这些致命问题毫无察觉，认为这部影片中的那位"不务正业"的老法官很感人。这令我想到是不是现在的氛围，真的不同于1991年张艺谋拍摄《秋菊打官司》时期整个社会对于法制秩序的呼吁与要求？据说张艺谋的影片后来被某些地方用作基层普法教育的教材，而据导演刘杰介绍，《马背上的法庭》则被公检法系统在本行业内部加以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