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时代的叙事——信任与自信

这部长篇电视片伊始，克拉克就与观众讨论了有关文明的概念。文明的发展需要一定程度的物质繁荣，让人们饱暖之余从事休闲娱乐，但是更加重要的是拥有信心（confidence），对于所处社会的信心，对于这个社会中的哲学、法律的信念，对于自身的心智、力量的信心。比如，一座经历了上千年的桥梁，不仅是工艺技术上的胜利，而且还体现了人们对于纪律、对于纪律背后的律法、自身力量的高度信任。从这个角度看过去，什么是文明的大敌？克拉克指出首先是恐惧（fear），丧失了信心。"对于战争、入侵、瘟疫的恐惧。人们出于恐惧不愿意建设、种树或甚至计划下一个年头的农耕。再有就是对于超自然事件的恐惧，人们因此不做置疑、不愿意改变现状。"克拉克的这些句子，调动起我自己的某些童年经验。我来自江苏的沿海地区，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我亲眼看见温文儒雅的父亲，爬上自家天花板，看看那里有没有躲着一个蒋介石派来的反攻大陆分子。因此，每当我独自一人站在父母空荡荡的、几乎一无所有的卧室里，就有一种不寒而栗的感觉：或许他们明天就要跟随机关转移了，我们这些小孩子就要被送到老百姓家里。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一种说法，叫做"打碎坛坛罐罐"，因为一旦打起仗来，这些东西除了是负担之外什么都不是。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能够有什么长远的打算、经久的计划？一切都只是临时和仓促的。 文明的第二大敌是什么？是无聊(boredom)，是一种万事皆休的绝望，是自己寻找不到任何有意义的事情，只有渴望有什么外来的东西能够中断眼前的生活，刺激起新的希冀。克拉克举例一首希腊诗人卡菲尔的诗，说的是一个城邦的人们无所事事，整日等待蛮族来入侵他们；结果蛮族来到家门口又拍屁股走人，等待着的居民因此感到十分失望。这种经验对于我们也不陌生。影片《阳光灿烂的日子》里的主人公马小军整天做白日梦，梦想"中苏开战"，在新的世界大战中，他自己可能成为一位"举世瞩目的战争英雄"。在漫长的等待期间，他就只好先干一些敲门溜锁的事情。差不多同期我本人也学过几句俄语，为了未来的对苏战争使用---"缴枪不杀"、"解放军优待俘虏"之类。学喊那样的口号，会使人产生一种"提升"的幻觉，终于可以摆脱烦闷无聊的生活，进入到一种非同寻常的事业中去。但其实，在那样一种表面上热气腾腾的生活背后，是一种彻底的空虚和失去意义，失去对于有价值的事情的信念，失去自身存在的立足点，将自己的生活的赌注押在了"敌人"身上，迫不及待地从敌人的错误或者"罪行"中，获取自身存在的证明和价值。所谓需要一个"敌人"，靠"敌人"的存在凝聚起所需要的力量，在今天的某些地方又开始抬头。而如果不是靠战胜敌人来提取自身的意义，那么就借助与他人的"竞争"或者"攀比"，艳羡别人取得的成就暗自企图想能够超过对方，而不是从自身需要、自身力量中提取存在和行为的意义，同样都是一种虚无主义的表现。 在经历了这样漫长的恐惧和无聊之后，经历了那么多年的仓促和临时性行为之后，今天的人们是否重新找回到了自己的信心和信念？是否因为信任而建立了一种长久的眼光？是否找到了自己生活的意义而不是除了烦闷无聊还是烦闷无聊？对这些问题的估计，都不应该乐观。而如果不能建立起信心和信念，野蛮的破坏还将继续，不过是以不同的名义罢了，比如人们深恶痛绝的大量"以次充好、假冒伪劣"的行为，还有更严重的为追求一时效应野蛮破坏环境。克拉克继而论述道，文明不只是活力意志和创造力，而是对于永恒的追求。 从信任和信心的立场，我们再来看"崛起"的作者提到的那只荷兰商船的故事，就变得可以理解了。那位叫做巴伦支的船长，与他的十七名水手因为迷路被冰封的海面困在俄罗斯寒冷的岛屿上长达八个月，靠打猎获取食物，拆下船板御寒，其中八个人不支倒下毙命，但是他们始终没有动一点船上的货物，其中就有可以让他们获救的衣物和药品。因为对于他们来说，与他人的契约是神圣的，而作为个人能够严格遵守神圣的契约，正是他们自身神圣性的体现，是他们有信心的人生的表征。所谓"诚信"，不仅仅意味着与他人如何相处，更重要的是对于自身的信心，感到有信心能够公正和正直地做人做生意。"崛起"的作者在讲述这个故事时，用了"难以想象"这个词，在这部电视剧的其他地方，还经常出现诸如"匪夷所思"、"不可思议"、"令人惊讶"之类的表述，它们在制造表面上的戏剧性效果的同时，排除了事情本来拥有的内在逻辑性和理解事物的可能性，包括其最后一集"大道行思"反复使用的"大国之谜"的表达。大国兴起作为历史发展的过程，需要严谨、漫长的理性探求，而不是被当作猜来猜去的"谜"，"谜"的提法多少有些愚弄观众和自我愚弄。 从这个角度来也可以理解"崛起"中"工业先声"一集里，重点强调的三个有贡献的人物：牛顿、瓦特和亚当·斯密。该片认为在牛顿出现之前，"人类思想还充斥着迷信和恐惧"，只有牛顿三大定律的发现，才"结束了这种状态"。 为此还引用了休谟的这段话："我们被放在这有如戏院的世界上，每个事件的起源和缘由却完全隐瞒不让我们知道，我们既没有足够的智慧预见未来，也没有能力防止那些使我们不断受伤害的不幸事件发生。我们被悬挂在永恒的疑惧之中"，并认为这"真切地描述了当时的人们看待世界的被动心态"。此间的逻辑关系被颠倒了。试问如果当时的人们都生活在一种茫然失措的状态，牛顿先生从哪里来的坚信，认为"自然界存在着规律，而且规律是能够被认识的"？更有可能的是---牛顿受其文化背景的影响，首先确信世界是有秩序的；因为受这样的信念所鼓舞，于是有信心动手来揭示这个秩序的结构。假如没有这种确信作为起点，他不可能开展那样一桩浩繁巨大的研究工程。比较起来，"轨迹"对此的说明则更容易令人信服，克拉克引用一位诗人的话来说："自然和自然定律潜藏在暗夜之中，上帝说，让牛顿点亮光芒。"实际上，生于1711年的休谟，在牛顿于1727年去世时，他才16岁，这位怀疑论的鼻祖迄今看来还是一个"异端"，他所说的远远不代表与牛顿同时代人们的看法，而是另外一个思路。休谟那些表述的意义是在牛顿之后，而不是在牛顿之前。 如果不是有着对于世间万物之间互相联系的确信，包括对于自身认识能力的确信，便很容易以一种戏剧性的眼光，夸大牛顿院子里的那只苹果和瓦特面前的那只水壶的力量，认为这些小东西如何偶然地点燃了智者的智慧。而当"天才的想法"被捧得越高，有关知识发明的故事越加变得像是"传奇"，人们自身的认知能力就被贬得越低。显然所需要的智慧不仅来自少数"天才人物"，也来自其余不是这个行列之外的大多数人。当身为海关职员的亚当·斯密写出了《国富论》，需要有人相信这个无名之辈发现了一桩伟大的真理，相信无论是谁只要他说出了真理，这个真理就值得被严肃对待。"轨迹"的作者克拉克在谈到瓦特、亚当·斯密和休谟时，颇有几分自豪之感，因为这几位与他同为苏格兰人，他指出当时的苏格兰只是一个贫穷、偏僻、半开放的地方，又一次论证了精神成果与物质富裕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必然的。 再来看近代宪法的先声---英国《大宪章》的出笼。贵族与国王发生矛盾，他们于是能够坐下来讨论解决问题的方法，虽然不能说是完全心平气和，但起码相信对方是可以信任也是可以理喻的，相信利益激烈冲突的双方都不是"妖怪"，不是"你死我活"的敌人"必欲除之而后快"。对于他人的信任，其实来自对于自身的信任，相信自己没有正在走向疯狂变得不可控制，不存在恐惧自身内部正在裂开一个大口子一切将覆水难收。对于自身理性的信任，还表现在对于所缔结的"契约"本身的态度，相信它能够帮助解决问题，信任这个经过讨价还价的东西，代表着他们相互之间的真理，感到自己今后愿意并且能够遵从它，心甘情愿接受它的限制，而远远不是将它当作一纸空文，更不是心怀鬼胎，墨迹未干就在悄悄准备一场战争，夺取最高领导权。由此也可以理解1620年开往大西洋的"五月花"号，在即将登上新大陆之前，41名成年男子于波涛汹涌当中制定了《五月花号公约》，表明他们"自愿结为一个民众自治团体，并制定和实施有益于团体利益的公正法律、法规、条例和宪章。全体成员保证遵守和服从"。（见"崛起"解说词）他们怎么就相信运用这种条文的方式就能够解决他们之间可能出现的纠纷冲突，而不是战争、斗争或者"继续革命"？怎么就相信成为契约、法律的东西是那么重要，而不是朝令夕改或者完全不拿它当作一回事？对比起来，我们这里并不缺少良好的法律条文，作为阅读材料它们都是很好的文本，与其他国家比较起来也不缺太多的东西，但为什么就是有人不相信、不信任它们，对于它们采取一种置若罔闻的态度？法制肯定不意味着推出一部又一部新的法律条文，而是需要有人信任和执行它们，尤其是有人带头信任和执行它们。目前这种置若罔闻的情况是怎么发生的、到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呢？ 说实话，看"轨迹"这部片子，尽管讲述的是西方两千年的文明史，但是让人不断感到的并不是那种"民族虚无"的感情，相反，是对于我们民族文化的信任和信心。在我们民族文化艺术的历史上，也有过灿烂骄人的成就，有过让人目不暇接的艺术作品，只是需要我们去挖掘去表达，将之富有尊严地展示给今天的人们。包括对于文明本身的看法："轨迹"的第一集名为"九死一生"，意即西方文明在蛮族侵占罗马帝国不久，至少有两百年陷入沉寂，曾经灿烂的古代文化几近灭绝，但是后来又奇迹般地得以恢复壮大。同样，只要我们有足够的信心而不是缺乏信心，那么我们民族的文化在近一百多年来经历过一场又一场的"浩劫"之后，也能够重新发扬光大。当然，破坏和毁灭是容易的，建立和建设非常不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