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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驻使馆办公楼之后，海军陆战队员迅速进入战备状态。他们装好子弹，并占据有利位置。肾上腺素不断上升，有的人似乎还渴望一战，其中有一名队员就趴在办公室的地板上，身边摆满了弹药；他紧盯着窗外，手中的霰弹枪已经做好了发射的准备。 此时，前去伊朗外交部举行会谈的兰根、汤姆塞斯和豪兰正乘车返回大使馆，但途中遭遇了大堵车。阿尔•戈拉辛斯基通过无线电呼叫并告诉他们不要回来。“使馆区一下子涌入了数百人。”他说。这三名外交官意识到，即便赶回使馆，他们可能也无法进去。于是，他们迅速作出了重返外交部的决定，因为在他们看来，在那里准备营救工作是最有效的。 在结束通话前，兰根向戈拉辛斯基交代的最后一件事情就是千万不要让海军陆战队员开枪。即便有一个人开枪，也可能会引发一场血洗事件。 “那么催泪弹呢？”戈拉辛斯基问。 “只有在万不得已时才能使用。”兰根回答说。 至此，办公楼二层的职员开始意识到这次攻击要比他们最初想象的严重得多。部分海军陆战队员和其他一些美国人——其中也包括在外围办公区工作的约翰•格雷夫斯——已经被激进分子抓获。透过窗户，办公楼二层的美国人亲眼目睹了他们的同事被蒙眼捆绑押往使馆区后面的大使官邸的场景。 唐•霍曼（Don Hohman）是一名军医，住在与使馆后门隔街相对的比琼（Bijon）公寓。此时，他通过无线电呼叫戈拉辛斯基，告诉他这边也有一群伊朗人已经冲了进来。住在四楼的他可以清楚地听到楼下踢门的声音。戈拉辛斯基意识到他已无力相助，他告诉霍曼让他自己想办法。（霍曼后来试图沿着建筑物的外墙滑下逃跑，但最终被抓获。） 当时，戈拉辛斯基所面临的问题要比霍曼严重得多。通过无线电，他得知办公楼已经被侵入。尽管最近刚刚花费了数百万美元来加固这栋建筑物，但激进分子还是找到了一个突破口：一个作为逃生出口的、未安装栅栏的地下室窗户。事前，闯入者似乎已经掌握了这一突破口的准确位置。 激进分子闯入办公楼的地下室后，戈拉辛斯基要求所有人——包括在一楼待命的伊朗籍雇员——前往二楼。（正常来讲，二楼是不允许当地雇员进入的。）不知是一时逞能还是一时愚蠢——戈拉辛斯基通过无线电征询兰根的意见，问他能不能出去“质问”一下这些闯入者。面对超过一千名的人群，兰根表示他只有在能确保自己安全的情况下才会去，所以目前他做不到。于是，戈拉辛斯基自己走了出去，很快，他便被抓获，并被人用枪指着押往办公楼。 在办公楼的二层，海军陆战队员和使馆工作人员开始用家具堵住通道入口处的钢门。现在，中央通道已经人满为患，每个人的脸上都挂着忧郁，有的伊朗雇员甚至已经哭了起来。海军陆战队员在人群中分发防毒面具，另有部分队员的霰弹枪已经准备就绪。气氛瞬时紧张起来。 在楼内另一区域，多名美国人正忙于销毁文件和拆除敏感的通信设备，以免它们落到激进分子的手中。由于兰根最初认为这次游行示威不会引发意外事件，所以直到很晚他才下达这一命令。在此之前，部分有主见的职员已经开始在大使馆最安全的通讯室内销毁文件。之所以说最安全，是因为这个通讯室就像是一个“保险库”，外面装有巨型钢门，外人难以进入。在这个144平方英尺的保险库内，不仅有通信设备，还有一台用来粉碎文件的桶式装置。但由于这台机器经常会被卡住，所以有人带来了一台商业碎纸机。但这台碎纸机工作起来非常缓慢，而且无法将文件完全销毁，只能将纸张切成长条。 每一秒钟，形势都在迅速恶化。激进分子押着戈拉辛斯基进入办公楼的地下室，然后顺楼梯而上，到达二层。躲在里面的美国人已经将门加固，楼梯中充满了催泪瓦斯的味道。戈拉辛斯基双眼灼痛，有人拿着一本点燃的杂志在他面前摇晃，他惊惧地后退并大声喊道：“不要烧我！”然后，一根枪管对准了他的后脑勺，并对他发出最后通牒：要么让里面的人开门，要么你就死。 戈拉辛斯基隔着钢门告诉他的同事，现在抵抗已经失去意义了。他说激进分子已经抓获了八名美国人（这是他自己的估计），而他们来这里只是要宣读一份声明，然后就会离去。“这就像2月14日一样。”他说。 约翰•利伯特（John Limbert）是一名政治事务官员，讲一口流利的波斯语。他说他愿意出去，看看能否说服他们释放戈拉辛斯基。对于这位会讲波斯语的美国人，激进分子最初感到非常惊讶。利伯特先是劝诫，然后又告诉他们说革命卫队已经开往大使馆。但他们知道他在虚张声势。几分钟之后，他被抓获，并面临着与戈拉辛斯基一样的选择：要么让你的朋友开门，要么我们打死你。 至此，兰根意识到进一步抵抗已是无望。尽管在伊朗外交部做了最大的努力，但他和汤姆塞斯还是未能获得伊朗政府的帮助。通过外交部办公室的电话，他接通了美国驻伊朗大使馆，并告诉当时使馆内部级别最高的官员——安•斯威夫特（Ann Swift）放弃抵抗。 放弃抵抗之后，办公楼里的美国人也只能听天由命了。钢门最终被打开，气喘吁吁的人群一拥而入。而那些在保险库里销毁文件的工作人员又坚持了大约一个小时，但最终也被迫放弃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