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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20年代，路易斯·布努艾尔（Luis Bunuel）来到巴黎，理所当然地学会了跳舞，包括哈瓦舞，同时他还积攒了60张Jazz唱片，弹六弦琴，上法语课。并认识了他的终身伴侣法国北方女孩让娜，美丽的让娜曾经在巴黎的奥运会上赢得了一枚体操铜牌。和让娜一起出现在布努艾尔面前的还有另外两名女孩，她们在布努艾尔的画室研究解剖学，布努艾尔则研究如何将她们弄到手。一个骑兵中尉曾经告诉过他，有一种叫“尤比钠氢酸盐”的春药，能够“抵御”最顽强的抵抗。他决定请姑娘们喝香槟，然后滴上几滴。不幸被一个天主教徒阻 止，未能如愿。大概过了10年，他在马德里认识了一位比洛丽塔稍为年长的小美人雯碧塔，他对她一见钟情。他们一起外出，远足，去曼萨斯河畔。他说他们关系非常纯洁，除了他吻她的面颊以外。他们度过了一个柏拉图式的夏天。 有一天上午，11点。他的门被一个矮个子男人敲开，矮个子男人跟他说了一些无关紧要的事，然后问他：“明天早上你要和雯碧塔一起去山里吗？” 布努艾尔很吃惊，他问：“你怎么知道的？” “今天早上我们一起睡觉时，她告诉我的。”矮个子说道。 “我还以为她完全天真无邪呢！”布努艾尔叫道。然后他专心等待雯碧塔的到来，等到第2天的下午4点。这个女孩来了，面对他满心欢喜。他压抑住激动的心情对她说：“我非常喜欢你，想让你做我的情人，我每月给你2000比塞塔，你仍和你母亲住在一起，但要和我做爱，同意吗？” 她很快就同意了。布努艾尔立刻脱掉了她的衣服，在一阵紧张和激动中，他感到麻木。半个小时后，他们开车来到了郊区，布努艾尔停车让她站在路边，对她说：“我知道你和别的男人睡觉，别对我说没有，我们就这样分手吧！” 这个女孩到底是走路回到城里呢，还是搭上了别的什么顺风车，布努艾尔没有交代；对当时独自留在巴黎的妻子让娜以及孩子的状况，他也没有提及。但是在一项对最著名的超现实主义者的访谈中，他针对“您对爱情寄予希望吗？”这个问题回答说：“如果我爱，一切都有希望，如果我不爱，则无任何希望……我们决非是幻觉的牺牲品，尽管有些人难以相信，但我们的确真诚地爱过。” 这个故事，前半部分很像是被称为法国影坛新贵的弗朗索瓦·奥桑（Francois Ozon）的早期短片，男孩和女孩坐在一起，玩一种“真话”和“挑战”（Truth or Dare）的游戏，幸好只是开头，没有玩出血色；中间部分很像是法国导演埃里克·侯麦（Eric Rohmer）的《沙滩上的宝莲》（1986年），60多岁的侯麦回忆年轻时沙滩上的邂逅和阳台上的感动；或者也可以说像侯麦76岁时导演的《夏天的故事》（1996年），场景依旧是沙滩，人物依然在度假，艳遇依然有可能，但秩序依然没有被打破。至于结尾部分呢—如果不是电影的话，打个比方说，如果不是戈达尔（Jean Luc Godard）的《男性女性》（1966年），如果没有政治和形而上学的思辨，如果男主人公和女主人公没有被迫地、长时间地轮流坐在固定的摄影机面前，在导演的注视下进行具有攻击性的、批判现实主义色彩的、咄咄逼人的谈话……如果没有那些戏剧性的冲突，夫妻争吵结果妻子枪杀了丈夫，一名男子做出挑衅人群的样子却把刀刺向自己等等—如果这一切不是电影: 男女主人公总是默默地、稍带遗憾地、有点酸楚地回到凡俗人生里面。 事实，也是如此。布努艾尔回到巴黎，回到他的蒙巴纳斯，回到他喜欢的“雏鹰”旅馆，打开旅馆的窗子，再次见到他面前熟稔的墓地。他恢复了每天提前进午餐的习惯，去“丁香园”咖啡馆，散步和参加晚会，然后拍摄《资产阶级审慎的魅力》，这部1972年的电影获了奥斯卡奖。再之后他写了一本书献给他的终身伴侣让娜，这本书谈及他在萨拉戈萨一家妓院正常进行的初夜，以及他和他所爱慕的女子们的精神恋爱，备注是“我喜欢去爱远胜于被爱”等等。书名叫《我的最后一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