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的女明星——第三帝国的女性们

第三帝国的女性们 如果早期自由的女性知识分子运动包括众多的观点，那么，我们国家社会主义的女性运动在本质上只包括一点，这就是“为了孩子”，妇女解放的说法只是犹太知识分子杜撰的一个词。 －－阿道夫·希特勒在“帝国党代会”上的讲话， 1934年9月8日 在纳粹的文化修辞中，投入英勇战斗的男性形象是经常会被利用的一个有召唤性的符号。希特勒经常将自己描述成是一个对德国有牺牲精神的仆人，同时又是一个拥有至高无上权力的领导者－－他是一个有牺牲精神的孤独的元首，过的是斯巴达人一般刚毅的生活，并且还是“一个素食主义者，禁酒主义者，独身主义者”。根据克洛斯·特韦莱特（Klaus Theweleit）的说法，国家社会主义男性教条的中心原则包括保持严格的自我界限以保证男性的集体主义方针。这种理想对于以法西斯主义为惟一准则的士兵来说，他们会比喜欢浪漫的爱情或性欲更喜欢同性间的友爱关系，并且在种族的、国家的意识形态的男性集体中找到了自己的身份定位。而女性，一向都是与没有坚强的自我界限联系起来的，她们总是威胁着会用性的诱惑消解自我，这些内容在法西斯的自我概念中是被严格排除在外的。因为在法西斯主义中的军事冲突和壮烈的牺牲是预先设定的情景，所以在纳粹的宣传中，它的主要受众是男性观众。为了解决在魏玛时期男性身份认同的危机－－这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失败有关，经济危机，新德国民主政治的骚乱－－纳粹的宣传方式向德国男性许诺，他们会因为国家的荣耀而重获男子气概与新生。同样，他们假定的那段在20世纪20年代存在的消极的、片段性的、孤立的现代性经历 在希特勒所希望的一种体制中，女性被简化为繁殖的工具。但是希特勒隐瞒了他和爱娃·布劳恩（Eva Braun）的关系，并说德国才是他的新娘，他坚持鼓吹结婚和母亲身份是法西斯初期的惟一目的。尽管第三帝国的流行文化对妇女的描述是多方面的－－并不都是符合法西斯主义的理想－－纳粹哲学只准许很少一部分面目清晰的模范作为适合女性身份定位的标准。这些范例中的矛盾和冲突经常导致理论和实践方面的紧张关系：一方面，国家对女性的生物说教法是用政治来压制女性；而另一方面，它又允许另类文化继续存在于法西斯文化生产－－国家社会主义娱乐活动中。在国家“哲学家”阿尔弗雷德·罗森贝格（Alfred Rosenberg）看来－－他撰写了这一时期最声名狼藉的关于性和种族主义的文章－－在因国家社会主义德意志劳工党的胜利而产生的一个想像性的千年帝国中，德国女性不仅没有投票选举的权利，也没有通过政治集会影响国家事务的权利（女性由于某种特定的无能而成为女性）。但她们的特殊价值存在于“延续雅利安人的血脉和种族的繁荣”。对罗森贝格和其他国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执行者来说，种族纯洁的通婚以及更重要的母亲身份构成了女性生活的主要规定情景和她个人的存在理由。因此，纳粹哲学在德国的社会和政治领域，甚至是几乎所有范围内都实行这种激进的性别划分。当然，男性是纳粹意识形态体制的中心，女性的意义被转移到了界限很分明的边缘地方，这块地方与女性的自然本质联系得最紧密。 除了禁止女性参与政治、禁止女性与男性一起介入法律机构外（在纳粹成功选举之后，女性失去了投票权和被选举权），在其他很多表现出个人自由性或者允许个人有自我实现的另一种选择时，女性也都是被严格限制的。女孩的教育问题主要集中在为她们以后的母亲身份或服务性工作作准备，年轻女性进入大学的机会是为严格的配额制度所限制的（物权法定主义规定，女学生的人数不能超过总数的10%）。除此之外，已经结婚的女性国家公务员和女医生会被解雇，因为她们要为其他失业的男性让出就业空间；同样，国家给予年轻夫妇一项结婚贷款，目的是为了用国家信誉来保证每个家庭的建设和维持，条件是新娘在结婚后必须辞掉工作。而且，在性方面的越轨行为会受到严厉的惩罚，妓女会被监禁，强迫堕胎。如果女性与不同种族之间的人发生性关系（主要是与非雅利安人发生性关系，尤其是指犹太人），社会会对这种行为进行公开的指责和羞辱。同时，非雅利安的女性和持不同政见的女性会被很野蛮地对待，就像对待男性一样（这里只举一个例子，抵抗者索菲·斯库勒［Sophie Scholl］和她的兄弟一起被捕，最后被判处死刑，纳粹始终认为所有犹太人都是残忍的杀手）。 法西斯的娱乐文化和审美标准同样也采用了国家社会主义的特殊规定。从早期开始，女孩子们就被应征参加一些法西斯组织的活动－－比如，10-15岁的女孩子和15-21岁的女子－－组织一些娱乐活动，接受一些学校不怎么涉及的关于国家社会主义的知识。成年女性则被邀请参加帝国妇女联盟或者精英组织－－国家社会主义妇女联盟，这些机构的目标不仅是掌控女性群体，而且更加严格地主导女性的意识形态倾向，使她们远离20世纪20年代的女性主义激进运动的影响和资产阶级女性的传统文化。与上述内容相似，这与女性放弃政治权利是相互配合的，而且也对女性的美学观、理想美的标准进行了重塑。1938年，一本国家社会主义的女性杂志《国家社会主义女性瞭望》这样描述道：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一些所谓的外国的“优秀文化”渐渐进入了德国。那时候，诸如爵士乐、黑人音乐都漂洋过海来到了这里，而且一种关于美的新概念也闯入了我们的头脑，那是一种呆板的美学观念，是与我们以前所形成的概念完全相异的东西。对于一个有思想的人来说，那是一个让人迷惑不清的时代。例如：所有的年轻职业女性都纷纷挤出时间来化妆，以一种精心的态度修饰她们的手、指甲，她们毫不后悔地将大量时间和金钱投入其中，买了许多胭脂香粉、口红等化妆品，她们认为将自己装饰一番才能呈现在别人面前，尤其是在工作日。除此之外，对苗条的崇拜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作者认为，这种错误的思想会使女性产生一种对于怀孕和健康的身体形象的消极及错误态度。为了改变这种魏玛时代的典范的误导性，女性被相应地扭转到另一个新的关于美的定义的路径上，即“排斥一切与女性最高职责相抵触的对美的崇拜，大力提倡女性作为一群健康孩子的母亲形象”。正如莉莉安·克利普斯（Lilian Crips）所指出的那样，法西斯的出版物《黑色军团》（Das Schwarze Korps），对“奢侈品的象征物（如珠宝、皮草等），化妆品（口红、胭脂香粉、香水、高跟鞋），模仿男性的举动（抽烟，留短发）”持绝对否定态度，把这些称做是“低俗的、堕落的表征”。像罗森贝格（Rosenberg）那样的宣传者现在已经远离我们了，但却作为令人向往的模范人物成为日耳曼民族的美丽女性的榜样，是纳粹所推崇的拥有金色头发和蓝色眼睛的雅利安人的模范。 然而，对于纳粹关于雅利安人的母亲形象的勾画和作为主要女性典范的定位却不能仅仅理解为是法西斯父权制的体现。国家社会主义的领导们深知，女性选民的选票在1933年的选举中，对纳粹的胜利当选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就像安娜玛丽·特勒格尔（Annemarie Tr?ger）所认为的那样，女性不仅支持自由家庭的现状，她们愿意为男人工作，为孩子的温饱而工作，而且也赞成官方对于她们作为职业母亲的身份的认同－－这个要求最早来自于女性主义运动，与今天所说的女性主义者要求女性在家庭中作为劳动者身份的承认和补偿是一样的。尽管纳粹－－包括法西斯的女性们－－都谴责作为性对象的堕落的女性形象（这也是当代女性主义者的不满），同时也与人口限制拥护者的女性主义分道扬镳，国家社会主义的“新女性”确实在她们自己的有限范围内贡献了她们的力量。实际上，希特勒宣布了女性在生育孩子时的痛苦和士兵在战场上作战是一样的。因此，她们拥有属于自己的节日－－母亲节，还有象征荣誉的奖章－－“德意志母亲十字荣誉章”，这个奖章是生育了4个或更多孩子的母亲可以获得的荣誉。 而重要的是，在本文中不应该把以前传统型的限制女性选择权－－在父权制笼罩下的女性榜样与同样是在这个体制下发展出来的现代女性形象混为一谈。在女性问题上，法西斯所运用的修辞策略的变化体现在，它对女性作为母亲身份的强调并不是在传统的意义上提出的，而是作为女性主义运动的最终目标提出的。国家社会主义的政策将职业女性从消极的现代性的制约中解放出来，鼓励她们待在家里，因为这样不仅对下一代有益处，而且对她们自身也有好处。此外与对女性身份的当代社会解释形成对比的是，法西斯的标准说明了传统父权制对女性的限制性定义。在这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它还将强调性别问题的女性主义者的话语与一个实际上是反现代性的压制性的性别隔离主义结合在了一起。 从一开始，一些投入国家社会主义事业的女性活动家就是在纳粹的笼罩下进行着工作；她们中的一部分并不赞成女性只应被限制在繁殖生育的功能范围内。很明显，尽管在第三帝国内，母亲身份对于大多数女性来说，是可以做到的主要职能，但是“女战士”和“同志”的形象同样也在国家社会主义的话语中流传开来，这些都是国家社会主义在取得胜利之前，对女性选民和女性主义运动的让步。同样，在纳粹的修辞话语中，这也是对革命问题的一种强调方式。苏菲·罗格－伯尔纳（Sophie Rogge-B?rner）－－《德国女战士》（Die Deutsche Kampferin）杂志的出版人－－反对潜在的说教，因为它包含了当代其他女性作家的性别理论（诸如格特鲁德·博伊默［Gertrud Baumer］、格特鲁德·鲍姆加德［Gertrud Baumgart］、贝尔塔·布劳恩［Bertha Braun］），在她看来，应该提倡一种非性别的精英主义。她认为“女性的中心定义不是‘母亲身份’而是‘人民的一部分’”，因为如果国家中，最优秀的男子和女子都能够获得对于大众的领导权的话，这样就能更好地服务于国家。 20世纪30年代时曾经实行的将女性赶出劳动大军以解决失业问题的策略现在已经让位于革命战争时的另一套话语，即重提以“女战士”的概念对女性进行命名，使她们成为国家战线中的合作战友。关于母亲的那些担忧－－担心会出现单亲家庭、职业母亲、家庭生育计划，所有这些都被国家宣布为已经被诸如婚姻、家庭建设、不断改进的大众健康等解决了－－但事实上，大多数妻子们的丈夫都在前线打仗，她们有的已经是寡妇了，有的在武器工厂劳作，有的无法接受必须的医疗照顾（现在这些医院主要是为纳粹德国国防军中的伤兵服务）。很多工人阶级的女性甚至在战争开始前就进入了劳动大军，这主要是因为纳粹曾经允诺的保证人民家庭的经济稳定状况已经几乎实现不了了。在纳粹国家中为女性提供的职能定位因此变得流动不稳，他们不停地操控女性，使她们接受国家需要她们随时随地接受的职能，这当然超越了固定不变的意识形态的描述，甚至颠覆国家社会主义理想的女性形象，也极其适合纳粹伪善的实用主义形象。 在第三帝国中，对女性职能的分析和考察最初主要集中在纳粹意识形态的问题上和由此而导致的国家社会主义者订立的一系列策略上，而忽视了在整个文化范围内的矛盾冲突之处。与早先提到的关于国家社会主义电影文化的理论分析相关的问题是，在20世纪70年代，历史学家开始他们的争论和分析（此时，女性作为一个类别已经开始引起一些学者的关注），即在希特勒的统治下，女性所作出的牺牲和女性作为共谋人的双重身份，这些学者的研究角度是纳粹官方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定位的问题以及这些话语是如何渗透进女性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而得以实现的。相应的，女性在纳粹电影中的呈现方式－－如果她们是被认真设计的话－－只是当她们在与主流的纳粹模范形象相联系时才被研究，而偏离这些典范形象的电影则几乎没有被关注或者成为了为影迷出版物作申辩的一个存在领域。实际上，直到20世纪70年代，国家社会主义的历史总的来说都是将女性作边缘化的处理，并且，由于她们在政治上的不重要地位而忽视她们的存在，但有一些个别的例子，如部分女性参与了纳粹的暴行（如集中营里的女士兵、看守等）得到了煽情作家的注意，他们声称因为她们的非女性的暴力意外地改变了她们，使她们成为了堕落邪恶的人。女性当然也受到了责备，然而按马克思主义者和保守主义的历史学家这类人的解释是，因为她们缺乏对政治的精明头脑而导致了给法西斯投赞成票，这也就是为什么她们特别容易受到宣传的引导。正如安德里亚斯·胡塞恩（Andreas Huyssen）指出的那样，女性与在各种社会理论中诞生的大众文化相认同，因此她们被降格为一种被操纵的力量，这股力量对于男性的、现代左翼力量是一种泛滥的推进力。 在纳粹国家里，对女性的学术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这样一个问题，即将女性吸引到电影业的主要原因是，对女性形象刻画的既不是被动的家庭奴隶，也不是政治上的帮凶。通过女性的苦痛遭遇所激发的进步力量有什么变化?早期魏玛时期的典范形象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持续不断出现的性别关系问题和好莱坞文化以及国际流行样式等问题又是一种什么情况?一种与女性日常生活相关的流行文化的观点认为，这些问题的答案不仅可以说明纳粹企图重新进行规划，甚至要对她们进行迫害，同时，说明了在法西斯之前的主题内容是如何不断持续出现的，修正主义的改正是如何成为必要的或者只是像机会主义者那样对这些采取容忍态度。 一个例子是：1943年，戈培尔下令关闭所有的美容院（尽管有纳粹官方的关于美的改革方案，但这些美容院仍然生意火暴），因为它们浪费电能、热能和人类的劳动，他几乎是愤世嫉俗地向女性保证，就算她们没有精心打扮，也同样能够得到从战场胜利归来的士兵们的喜爱。然而，戈培尔在性方面的影射性的讲话甚至到1943年也没有令女性接受纳粹主义贩卖的审美观点。总的来说，德国的男性和女性，甚至包括纳粹领导人本身，都没有对女性美的问题有一个清晰的认识。据说，爱娃·布劳恩从来不会重复穿一件裙子，而且她在元首面前穿的睡袍都是照着电影明星的服饰做成的。戈培尔对乌发电影公司里的小明星的偏爱，尤其是对捷克女演员丽达·巴洛瓦（Lida Baarova）－－一个长着一双杏眼的浅黑肤色女人（图1.2）的喜爱，明显说明了他审美的双重标准。 然而，国家社会主义精英们的个人行动很清楚地证明了他们信念的脆弱性（他们其实是倾向于好莱坞的审美标准的），因为很多女性仍然坚持法西斯以前的传统美的概念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只要回忆一下女性与大众文化的可疑的认同，我们就会发现作为大众的女性观众在电影票房上就表达了她们的消费倾向，就像她们在美容院里的喜恶一样。那种认为大众文化只能提供一些低级的、具有女性气质的消费品的观点是不准确的，并对女性具有厌恶态度，因此它们被否定了。但我们仍然可以继续追问下去，大众文化是如何表现女性的，因为它们对于女性有特殊的兴趣。而且，如果在大众文化中流行的女性形象与国家社会主义宣传部门所宣传的不一样，并且是作为女性可以认同的另一个形象与主流共同存在的，那么，在那个时候，它们对女性观众想像中所偏爱的内容发生影响吗?我们一向都这样听说，纳粹电影利用流行文化的策略，首先使观众融入其中，然后使他们进入一个更加在政治上可接受的新领域，但其中不断重现的对传统美感爱好的偏爱本身已经很好地说明了他们对非主流的女性气质的认同。 在本书中，女明星成为了对在第三帝国统治下的女性生活进行广泛了解的重要切入口：尽管那些著名的、在政治上地位很高的、拥有各种特权的女性原型都是母亲形象，但在国家社会主义统治范围内，最常见的真正的女性形象还是乌发公司的电影明星们。纳粹党人的妻子们很少在媒体上露面，她们并不依靠这种方式来维持纳粹领导人的男性力量的印象。比如，希特勒将爱娃·布劳恩深藏起来与大众隔绝，他甚至称自己为“一个出演日场戏的偶像演员，已经失去了对婚姻的向往”。同样，玛格达·戈培尔（Magda Goebbels）也经常被排除在丈夫露面于各种公众场合之外，而消失于丈夫尽人皆知的玩弄女性的恶习之中（这从来没有被公开报道过）。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政治家们与电影公司的女明星一起合影，但这些女性们其实并不符合他们的所谓具有自我牺牲精神和自我奴隶的女性形象，甚至她们所主演的影片也对这个理念作了叙事上的修改。为了理解这里面的意识形态的复杂性，正如路易斯·蒙特罗斯（Louis A.Montrose）所说的那样，我们需要从“一个限定性的、静止单一的、同类型的意识形态的思考维度转向一个多侧面的、不固定的、具有浸透性的思考过程中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