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军队的瓦解——第一章 苏联的战争观

马克思和恩格斯堪称现代全面战争之父。 ——西格蒙德•纽曼 战争愈是政治的，看来就愈是“军事的”；战争愈缺少政治的成分，看来就愈显得是“政治的”。 ——弗•伊•列宁 冷战期间，西方观察家争执最多的莫过于如何解释苏联军事思想的理论基础。争执的一端是典型的机械论，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可以解释一切；另一端则是极端的种族优越论，声称马克思列宁主义什么也解释不了。这后一种观点认为，近代军事技术的特点排除意识形态因素的作用，甚至认为，苏联军事力量基本可解释为对美国军事计划的反作用。时而出现的还有第三种观点，即“政治文化”解释：数百年来，屡遭外军入侵的惨痛教训使苏联军事思想侧重谋求自身防护的万全之策。1950年代第一种观点在美国的决策者中占主导地位，1960年代后期和整个1970年代第二种和第三种观点则取而代之。 到1980年代初期，苏联武装力量已成为世界上最庞大的一支军队，在人数上、在武器数量上、在武器种类上、在动员能力上、在军工企业基地的规模上——从任何角度看都是如此。诚然，在很多类型的武器装备和人员的质量方面，它仍落后于美国和北约某些国家的军队，但是在少数类型装备的质量方面它处于领先地位，还有几个领域与西方处于同一水平。苏军数量上的巨大优势不能简单解释为美苏军备竞赛作用与反作用的结果。那种认为苏联仅出于防护自身的动机而钟爱庞大军队的“政治文化”解释也不能令人信服。实际上，帝国总参谋部曾骄傲地向沙皇汇报过，从1700年到1870年，俄军打了38次仗，其中只有两次不是进攻性的。上述两种解释只能说明苏联扩军的某些侧面，意识形态才是一个决定性因素，当然不是通常那种机械性的理解。作为苏联军事政策的官方基础，马克思列宁主义被用来识别“威胁”（可能的敌人），正是为击败这个敌人来确定苏军的规模和计划。它提供了一个折光物，军事政策可从中不断得到折射。据称，它还提供了一种科学的解释，来说明战争是一种社会现象，并说明了战争的目的、战争的必然性、战争的实质，最后还说明最终如何把战争从人类关系中消灭掉。 这种从意识形态角度认识战争的官方观点究竟正确与否无关紧要，其重要性在于：它被苏联军政最高层领导奉为理论权威。在1985年至1992年的短短几年中，苏联军事政策出现的巨大变化同这些理论观点是根本相悖的。这些变化在苏军高层领导人中引起的心理失衡难以估量。对这些将军们来说，正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战争观构成了他们的认识论，他们也是依此来观察突如其来的变革的。如果不了解这种认识论，就不可能理解他们对变革的反应和关于军事政策的辩论。因此，要想描述苏军的消亡，必须首先看看这种战争观的思想根源。 苏联的战争观 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一种战争理论。马克思早在1846年与弗雷德里克•恩格斯合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初稿中就为这种理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这部不长的论著中，马克思明确提出了“异化”概念，这是理解其阶级斗争理论的关键。马克思指出，人的异化是“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的结果，而这种物质关系又是由各个历史时代的经济制度决定的：奴隶主对奴隶，农奴主对农奴，资本家对城市无产劳动者。在奴隶劳动经济的历史时期，奴隶主对奴隶的“剥削”导致了两者互相异化的关系：一方仅知道生产的结果，却没有劳动的经历；另一方则只知道劳动，却被剥夺了劳动果实。双方都不完善，把他们联结在一起的经济关系注定他们走向异化。在封建社会，异化仍然存在，因为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以新的形式存活下来，而且一直持续到资本主义社会。使人与人异化的客观的经济现实构成了“阶级利益”的基础，也是“阶级斗争”的根源。阶级斗争必然引起剧烈的革命，而革命就是战争的一种形式，战争最终导致生产方式和技术水平各异的历史时代终结。根据马克思关于历史发展的理论，战争是变革的工具，变革又推动历史的发展，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是一切战争的客观根源。这种战争观在1849年出版的《共产党宣言》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后来，马克思在他1870~1871年完成的史学著作《法兰西内战》中进一步阐述了这一理论，把它运用到各国相互征战的资本主义时代。马克思认为，这种冲突证实了战争的结果不一定都是进步的。不同阶级领导人的不同决策在决定战争结果是进步还是反动方面起着关键作用。马克思指责巴黎公社的法国革命领导人充满民族主义的爱国情绪，但却没有认识到德国和法国的资产阶级政府不过是在保护这两国资本家统治阶级的利益。而工人阶级的利益是超越国界的。要想掀起一场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必须使战争越出国界，这样，各国的工人阶级都可以参加进来，为保卫他们的共同利益、为消灭剥削而战斗。法国工人本该为了共同的事业与德国工人联合起来打败两国的资产阶级政权，但他们在巴黎的领导人缺乏马克思那种对历史进程的“科学”理解，做出了错误的决定，结果导致巴黎公社失败了。 列宁比马克思走得更远，他加上了工人阶级与其他被压迫阶级联合起来为推翻统治阶级而共同奋斗的观点。他在1905年发表的题为《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的文章中号召俄国工人阶级同农民结成联盟。当时的俄罗斯是个封建帝国，工人阶级力量太小，无力单独赢得革命的胜利。列宁认为俄国的资产阶级既小又弱，不值得与其结成联盟，何况它也没有表现出发挥自己的历史作用、推翻沙皇而建立资产阶级政权的任何意愿。与其相反，俄国的农民人数众多，而且有革命情绪。尽管马克思把他们称作“小资产阶级”（因为他们要求革命的回报是把田地变成他们的私产），但由于他们反对封建地主阶级的压迫，所以在历史上是进步的。列宁指出，这种现实使工农有可能结成联盟，推翻当权者。如果他们结成联盟，就肯定拥有赢得胜利的力量。而且，他们还可以抛开俄国的资产阶级，跳过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阶段。列宁断定，俄国革命的胜利必然引起欧洲其他地区的革命，特别是德国、法国和英国。这三个国家的工人阶级人数众多，又最为先进。那时这两个革命可以联合起来，欧洲国家的工人阶级同俄国的工人阶级联合起来，这种联盟的力量将超过革命胜利后俄国农民的政治力量，那时就不怕他们表现出其资产阶级特性并要求自己拥有土地了。 列宁后来把这种阶级联盟策略推广到全球。他在1916年发表的题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的专著中，把殖民主义战争解释为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争夺世界其他地区市场的冲突。在此过程中，资本主义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它超越了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国界，形成一个统一的全球性的经济体系。资本主义的客观性质要求战争；它的能动性推动着各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阶级为争夺世界落后地区的殖民主义市场而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在列宁看来，由此产生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全球一体化要求对国际范围的阶级斗争做出更广义的解释，这种解释会使人们看到，不只是在欧洲国家中强大的工人阶级具有革命潜力，而且在殖民地国家中的进步阶级也同样具有这种革命潜力。 这样，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就为未来布尔什维克进行“国际阶级斗争”的策略播下了种子。马克思关心的是一个统一的世界范围内的工人阶级接受科学启蒙而意识到在政治革命中它们客观存在的共同利益，列宁则发展了他的思想，谋求其他阶级和集团成为工人阶级的策略同盟军。殖民地国家尚未经历资本主义革命，那里的民族解放运动尽管带有资产阶级性质，但因为是为独立而战，所以客观上可成为那些国家薄弱的工人阶级的同盟军。在殖民主义特定的条件下，那些民族主义者客观上是“进步的”政治力量。另外，由于资本主义已成为全球性帝国主义体系，殖民地的革命很可能打碎帝国主义的殖民链条中“最薄弱的环节”，从而以殖民地战争拖垮整个帝国主义大厦，并把革命延伸到帝国主义的心脏地区——欧洲。 列宁握有这个思想武器，就能号召社会民主党人支持殖民地国家的所谓“民族解放战争”。他也可以以此为根据，证明他关于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可以首先发生在工人阶级力量极其薄弱的落后的俄国这一论断。他可以令人信服地坚持说，他并没有放弃马克思主义，而是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发展不平衡的法则”认为，在同一时期，不同的国家和社会可以处于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因而也处于不同的历史阶段。列宁正是深谙这条定律，从而辨明了不只在欧洲，而且在更广泛区域内的“客观实在的”革命潜力。 在全球范围内运用马克思主义是极其复杂的，特别是如何处理昔日“进步”的盟友在革命后转为“反动”的阶级这一情况。但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深信不疑，他坚信会有答案的，而发现这种答案的途径就是正确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对于本书写作最重要的是：所有这些理论都集中在战争方面——不同类型的战争、世界范围的战争。列宁抓住了马克思主义的要诀——归根结底，马克思主义就是战争的理论。 任何理论都有其认识论基础和哲学基础。显然，马克思的战争观首先是基于末世论。战争的内在特性，就是把人类引向一个终极目标。对马克思和列宁来说，战争是历史进步的发动机，因为它是阶级斗争的反映，在社会主义时代到来之前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人类之所以在资本主义及其以前的历史阶段不能避免战争，是因为生产资料私有制构成的经济关系基础，必然导致人的异化和阶级斗争。实际上，推动社会发展的战争是“进步的”，也就是“正义战争”，而统治阶级发动的阻碍社会进步发展的战争则是非正义战争。马克思明确断言自己的战争观是科学的，同时也含蓄地表明他的战争观又是有道德的。虽然战争由物质来决定，但它同时具备道德和不道德两个方面。换句话说，战争一方面遵循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同时又迫使人们做出道德上的选择，但不是资产阶级意义上的选择（资产阶级认为在选择战争中站在哪一边时，应允许所有人做出道德上的正确选择）。马克思所说的道德上的选择只适用于理解他的科学战争观的那些人，使他们能区分进步的、正义的战争与反动的、非正义的战争。受到其科学启蒙的人从而被赋予一种义务，那就是推动进步战争，并为争取实现建筑在科学思想基础上的和平，即消灭一切战争而奋斗。如何达到这一目标呢？ 列宁在《怎么办？》一文中指出，社会民主党人的觉悟能使工人阶级认识到：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是阶级冲突、剥削和战争的根源。用这种科学思想武装起来的国际工人阶级以及领导他们的先锋队——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政党——能够进行一场政治革命，结束私有制，建立真正的社会主义，最终随着私有制的消灭而实现持久和平。因此，以科学思想为基础的和平要求结束资本主义及其基础——私有制。如果根据意识形态下个定义，所谓“爱好和平的力量”，就是决心通过激烈的革命来摧毁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经济制度的政治力量。后来苏联给它贴的就是这种标签。对术语的这种选用当然是一种策略，以便于欺骗资本主义国家中那些政治上天真幼稚的人们，这些人原以为“爱好和平”完全是另外的意思，是乌托邦之类的东西——马克思曾对乌托邦社会主义极尽嘲讽之能事。 以末世论为基础的这种战争观所固有的决定论（断言“某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使人觉得“能动性”似乎没有必要，然而列宁却宣称能动性对于革命领导者来说是至关重要的。20世纪初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所面临的正是这种思想上的自相矛盾。在处于封建社会的俄罗斯帝国无产阶级政党应该扮演什么角色呢？让历史按既定规律一步步向前发展呢，还是由他们实施“能动”的领导从而更有力地推动历史的发展呢？对此，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两派各持一端，这后来又成为人们大书特书的著名话题。但在本书里，它之所以值得注意，仅仅在于它和后来苏联官方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战争观有关系。列宁的马克思主义强调高度的能动性，而他的对手们却认为太多的能动性与历史唯物主义相悖。尽管该党分裂成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两派并不仅仅是“决定论”与“能动性”之争的结果，但它确实起了相当大的作用。1917年，大部分社会民主党人认为俄罗斯不可能出现社会主义革命，它首先要经过一个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阶段。在他们看来，沙皇政权的垮台乃是相当长的资本主义阶段的开始。列宁的观点与此相反，他认为，由工人阶级主动实施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来夺取政权的社会主义革命在俄国是完全可能实现的。 列宁可以从马克思的著作中找出充分的论据来支持自己的政治能动性。《共产党宣言》就把社会主义革命说成人类的自觉行动，只有当工人阶级对历史发展规律有了科学的理解之后革命才有可能，社会主义革命不是随随便便、单靠物质条件来推动的。不仅如此，马克思在他的著作中把“共产党人”称作领导者，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先进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在《法兰西内战》这部著作中，他再次强调领导的作用，指责巴黎公社的领导人做出错误的抉择。古板的决定论者绝不会这样说，因为它不合逻辑。在这个问题上，列宁对马克思的理解并没有错。实际上正是马克思给人们的能动性在进行革命和阶级斗争中赋予了明确的作用。然而列宁比马克思走得更远，他把这种能动性同德国著名军事理论家卡尔•冯•克劳塞维茨的观点联系起来了。 克劳塞维茨在认识论上把战争看成国家领导人手中的工具。他们有目的地使用它，来实现政治目标，不过往往失败。因此，战争不是什么脱离人而存在的现象（如风暴或疾病那样的灾害，人们只能力图减少它们对自己的危害），它也不是秉承什么神意，把人们引向天堂或乌托邦。战争由人创造，是人的政治工具，战争的目的就是人的政治目的。但是，克劳塞维茨哲学中这一强调能动性的内容并不是可以无限发挥的。领导者可以选择发动战争来达到战略目的，但他们绝对不能完全控制影响战争进程和结局的所有可变因素。战争中难以料定的因素不胜枚举，要想卓有成效地使用这个政治工具实非易事。 列宁公开承认克劳塞维茨对他的影响很深。他是在1915年旅居瑞士期间拜读《战争论》的，他写在该书上的冗长的赞许性的笔记表明，他对克劳塞维茨的观点抱着认真探索的严肃态度。当时列宁正在参加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实质及其与黑格尔关系的辩论。他愤怒地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欧洲的社会民主党人站在他们各自政府一边，而不是领导工人反对他们的政府，从而把这场战争转变为阶级之战。在他看来，这已经是阶级之间的战争了。于是，《战争论》中不少内容对他很有吸引力，他也注意到，克劳塞维茨受黑格尔的影响，在思维方式上也像黑格尔那样装腔作势。不过，对列宁来说，最重要的是对第一次世界大战要有一个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他坚信，这场战争从客观上讲就是国际工人阶级同国际资本主义的较量，尽管他在社会民主党内的同志大都接受了资产阶级的观点，即这是一场国家间的冲突。 列宁无条件地同意克劳塞维茨的观点，认为战争就是政治，是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敌人的政治工具。虽然他自己表达得没有这样明确，但他实际上采用了克劳塞维茨在论述国家使用战争的主要因素时所概括的“奇怪的三位一体”的观点。克劳塞维茨是这样说的：“透过战争的全部现象就其本身的主要倾向来看，战争还是一个奇怪的三位一体。它包括三个方面：一、战争要素原有的暴烈性、仇恨感和敌忾心，这些都可看作是盲目的自然冲动；二、盖然性和偶然性的活动，它们使战争成为一种自由的精神活动；三、作为政治工具的从属性，战争因此属于纯粹的理性行为。这三个方面中的第一个方面主要同人民有关；第二个方面主要同统帅和他的军队有关；第三个方面主要同政府有关。”换句话说，克劳塞维茨的“三位一体”包括：①“民族”（19世纪的欧洲人通常这样称呼自己）的民众情绪；②笼罩战场上军队的“战争迷雾”（即偶然性和盖然性，不过克劳塞维茨的这一概念更为人所知）；③政府（即他在其他地方所提到的“内阁和总参谋部”）为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而强行把战争合理化的努力。民族为战斗提供了心理能量；战争是武装冲突的物质环境，它表明战争的能动性，并不为克劳塞维茨在当代的弟子亨利•德•约米尼试图设计的那些简单的机械性的规律所左右。内阁和总参谋部通过对“以战争达到政治目的”进行战略指导，并强行赋予民众情绪以目的性与合理性。谈到模糊性，克劳塞维茨用“雾”来比喻。从现代气象学的角度来看，它意味着盖然性理论——而非牛顿的力学定律——是理解指挥员在战场上面临什么情况的一个恰当的概念。克劳塞维茨求助于数学上的盖然性这一概念（“偶然性和盖然性的活动”），才使他与其同时代的其他军事理论家区别开来。像土木工程师那样运用几何学与固体力学定律是不能打胜仗的。打仗需要如预计天气一样预测其对自己所做之事将会有什么有利的或不利的影响，然后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这种情况靠推理可以得到部分解释，也多少受人的判断的影响，但仍充满偶然性和突发性。 根据列宁的观点，一切政治都是阶级斗争和革命的大战场。这种战争十分混乱，往往难以预料，还会出现挫折，但它是在可为人们理解的科学程序指导下运转的。这种程序不像欧几里得的几何定律或是牛顿的力学定律那样简单，它更类似于一大堆看上去杂乱无章，但依靠统计学基本可为人所理解的事件，人们依靠科学理论与分析，通过合理的行为去左右它们。 列宁从克劳塞维茨的著作中发现一种把领导的作用同政治斗争的众多难以驾驭的力量相结合的理论。这些力量有其内在的逻辑，马克思对历史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解释揭示了这种逻辑，但它不是工程原理那样简单的力学定律，它还包含着杂乱的可变因素以及人的抉择。然而，人们如果掌握了这些力量的一般规律，就可以采取合理的行动，取得预想的效果。列宁认识到，克劳塞维茨尽管没有马克思的科学洞察力，但他有丰富的经验，有冷静的观察，再加上黑格尔的哲学思想，因此他的理论仍然颇有建树。 对克劳塞维茨的“三位一体”论稍加改动就能适用于列宁关于战争和政治的理论。列宁关于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作用的思想同克劳塞维茨关于合理使用军事手段达到政治目的的提法不谋而合。革命政党对工人阶级运动实施明智的领导，这种领导的基础是它对马克思科学历史观的理解，是对政治上自由意志的机敏运用。马克思预见到，要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即打赢一场消灭一切战争的战争），就必须拥有这种意志。当然，列宁对政治的看法与克劳塞维茨关于“战争迷雾”（“偶然性和盖然性的活动”）的认识相吻合。克劳塞维茨曾含蓄地批评了约米尼和其他一些同时代军事理论家思想中强烈的机械论色彩，而列宁在发表于1920年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文中，对纯粹以机械论解释马克思主义的欧洲社会民主党人提出尖锐批评。“三位一体”中最令人质疑的看来是“人民”，因为克劳塞维茨没有把人民分成阶级。但这没有难倒列宁。在克劳塞维茨生活的时代，现代概念上的国家形式正在欧洲成熟，他理所当然地认为交战双方是国家，不能指望他认识到阶级间进行的“超国家”的战争很快将超越国家之间进行的“国际”战争。列宁只是把“人民”换成“阶级”，把“政府”换成“政党”，就把“三位一体”论套入了马克思主义的框架。依此不难解释列宁在取得俄国政权后采取的行动——他也提出了“三位一体”：①宣传鼓动国际工人阶级（相当于克劳塞维茨的“原有的暴烈性、仇恨感和敌忾心”）；②承认阶级冲突的风云变幻（相当于“偶然性和盖然性的活动”）；在全世界建立在莫斯科领导下的共产党，以便领导国际工人阶级进行革命（相当于“作为政治工具的从属性”）。 鉴于战争的理论与革命的理论如此绝妙的重合，苏联军事理论界神化克劳塞维茨就不足为奇了。但这种神化是有条件的，作为苏联军官思想教育的一本基本教材对此说得很清楚：关于战争，列宁写道，辩证法的主要论点是……“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暴力手段）的继续”。这是论述战争史的最伟大的作家之一克劳塞维茨给战争所下的定义……也一直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他们认为任何战争都是有关国家以及这些国家的各个阶级的政治的继续…… 我们看到，在阐述战争的本质时，列宁引用了克劳塞维茨的话……这完全符合逻辑，因为克劳塞维茨对于战争与政治关系的研究及其关于战争是政治通过暴力手段的继续的论断，是对那个时代军事思想发展的重大贡献，这是不容置疑的。 但是，如果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战争本质的认识与克劳塞维茨的观点完全一致，那也是莫大的误解。两者之间在对政治、对战争的阶级性质等方面的理解是根本不同的。随着苏军进入它生存的最后六年，其领导层仍沉湎于这种战争观，满脑子的战争末世论和战争工具论。当然，他们也偷偷接受了一些与此相矛盾的思想观点。正如迈克尔•霍华德令人信服地指出的那样，自由主义总是在互不相容的战争观中间左右为难，与其更不相容的是苏联领导集团的战争观。从伊拉斯谟伊拉斯谟（约1466~1536），荷兰哲学家，16世纪初欧洲人文主义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译者注直到如今，自由主义的思想家都把战争看成罪恶，是应该通过和平主义运动、军控或靠人的良知消灭的东西。但有时自由主义者也像克劳塞维茨所说的那样为达到政治目的而诉诸战争，此时他们就会给这种战争披上为崇高道德而进行圣战的外衣。西方对苏联军事政策的分析大都不承认苏联战争观中有末世论的成分，认为苏联的将军们并不真正相信自己的意识形态那套看法。可以说西方军界领导也如此，西方自由主义者对战争是政治工具的说法恨之入骨，他们的将军们就相信吗？或许很多人不相信，但这种思想已占统治地位，西方民主国家在制定军事政策时也依其为指导。从实际需要出发，从西方将军们的所作所为看来，他们确实信奉自由主义者的战争观，尽管他们并未有意识地对此进行过哲学思考。应该说苏军领导人也是这样。在笔者采访的若干人士中，大部分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战争观的理论说不太清楚，但少数人能够说清楚，尤其是在总部工作的军官。在这种问题上，政治干部当然最清楚。由此自然可以得出结论：官方的思想观点在苏联军官的头脑中占统治地位，尽管不一定每个人都能意识到这一点。 要解释为什么苏联建立起这样一支庞大的军队，为什么苏联制订了那样的战争计划，就不能回避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重要的因素，可惜西方学者常常否认或者忽略这一点。从阶级分析的观点出发，苏军总参谋部很容易识别何处存在“威胁”，并依此制订战争计划。“可能的敌人”包括所有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国家。此类国家为数众多，形成对苏联、华沙条约组织盟国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庞大的包围圈。 共产党始终强调对军事进行战略指导时要运用这种阶级分析的方法，其实际运用也清楚地贯穿苏联历史始终。内战结束不久，列宁首先提出了与帝国主义国家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思想。1919年，他建立了共产国际，这是一个控制所有外国共产党的组织。共产国际是列宁和与其志同道合的共产党建立起的跨国网络，是对国际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进行协调的机构。与此同时，他通过正式的外交途径与帝国主义国家谋求和平。1922年苏俄与德国签订了《拉帕洛条约》，这标志着列宁在外交上取得了第一个胜利。他通过与西方建立国与国之间的和平关系，为苏维埃政权寻求经济援助；他又通过与其他国家的共产党建立党与党之间的联系，谋求世界革命，首先是在德国。他还指示殖民地国家中的共产党谋求与本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政党结成政治联盟，策动暴动，反对欧洲的殖民主义帝国。所有这些政策与他在十月革命前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一脉相承。只有在当时那种特定的条件下，他的思想作为一种策略才具有重要意义，在另外一种条件下，这些思想不仅不可理解，而且看起来自相矛盾，甚至有些荒谬。 当然，这种策略旨在赢得所谓的“喘息时间”，使苏联得以准备与全世界帝国主义国家做不可避免的军事较量，并赢得社会主义的全面胜利。当时列宁称这种策略为“和平共存”，不久之后改成“和平共处”，并继续得到积极贯彻，直到1928年斯大林制造了战争恐怖。斯大林没有谴责列宁的策略，而是让它渐无声息一直到希特勒在德国当政。1939年苏德签订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一直被普遍视为苏联放弃列宁策略的又一例证，但人们有充分理由认为与德结盟是斯大林重新采用这一著名的意识形态公式的产物。第二次世界大战刚一结束，斯大林就提出了社会主义阵营与帝国主义阵营之间“两个阵营的斗争”的公式。但到1950年代中期，赫鲁晓夫发起非斯大林化运动，其中一个内容就是在苏联外交政策中恢复“列宁主义准则”，再次确立和平共处为外交政策的“总路线”。实质上，它包含的内容与苏联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的政策基本相同，但共产国际已在1943年被斯大林解散，控制别国共产党的工具不复存在，而“多中心主义”（西方对争当正统共产主义中心的描述）已开始崭露头角，南斯拉夫和中国都对莫斯科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领导地位提出挑战。 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颁布的被第三次修改后的党章把和平共处称作“国际阶级斗争的一种特殊形式”。这一提法向每一个接受过正规教育的共产党员表明：“和平”（不是资产阶级的和平，而是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意义上的和平）意味着社会主义阵营的最终胜利。换句话说，将来与帝国主义军事较量的可能性不容低估。赫鲁晓夫根据核武器出现的现实，对列宁关于同帝国主义的战争不可避免之说做出修正，但这种修正并未完全排除这种战争的可能性。但是，随着苏联改变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军事力量的对比，在苏军变得锐不可当时，帝国主义国家领导人便不敢使用核武器。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战争才可以避免。在后面的章节中，我们还要探讨核武器的作用，但在这里就必须注意到赫鲁晓夫的修正。“作为国际阶级斗争的一种特殊形式的和平共处”再次成为苏联军事计划的政治框架，一直到1987年戈尔巴乔夫对和平共处的概念做出重大修正。 苏联战争观的要义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年月里，尤其是勃列日涅夫上台以后，苏联的军事计划一直基于如下设想：世界大战可能爆发；而一旦爆发，苏联及其共产党盟国——特别是华沙条约组织盟国——将面对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巨大的敌对联盟。此计划的另一出发点是，坚决在冲突一开始就打进攻战。以进攻为主的这种信念可追溯到1920年代中期根据时任陆海军人民委员米哈伊尔•伏龙芝的提议制定的典型的马克思主义军事原则。斯大林在1938~1945年期间曾背离这一正统思想。这当然是很尴尬的事情，苏联官方极尽歪曲之能事将这段历史解释过去。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苏军元帅瓦•丹•索科洛夫斯基在《军事战略》一书中考虑到核武器、火箭和控制论的出现及其对战争性质的革命性影响，再次确立了进攻的主导地位。苏军总参谋部依此为指导，在制订计划时把作战任务明确为迅速攻入欧洲和东北亚，甚至攻入西南亚和中东（不过这种可能性较小）。计划还要求考虑到能够经受得起美国对苏联本土的核打击，以及用核武器打击美国的问题，最后还要求考虑到如何对付并最终击败美国在大西洋和太平洋的海军的问题。 这些任务都很艰巨，比“力量均势”的传统战略的要求艰巨得多，比基于对苏联国土的实际军事威胁的现实主义估计所提出的任务要艰巨好多倍。首先需要一支庞大的军队，其结构与美国和北约的军队截然不同，后者旨在战争开始时进行防御，仗打起来再动员大批地面部队。很明显，苏联的初期目标是在某些类型的武器和部队方面，如炸弹、弹道导弹和潜水艇等，同美国和北约打个平手。但在其他武器和部队的数量上，他们认为仅仅是平手显然是不够的，苏联的新型坦克、火炮、防空导弹、战术导弹、战术战斗机等武器的数量应当大大超过美国和北约。不过这里仍存在以下问题：第三次世界大战会打多久？战争的哪个阶段和那一次战役将具有决定性意义？何种部队将起关键作用？对这些问题的不同答案将对苏军提出不同的要求。根据意识形态做出的答案要求建立一支极其庞大的现代化军队。 意识形态划分出社会主义阵营和帝国主义阵营，也就明确了将来敌友的数量与地理位置，同时也明确了要以进攻为主，因为1920年代伏龙芝就是主要依靠意识形态取得了当时那场是否要以进攻为主的大辩论的胜利的。另一方面，新技术也影响到对军队数量和质量的要求。美国在新技术领域领先，使军备竞赛带上了“作用与反作用”的色彩，不过它只能说明苏军的部分特点。美国只有18个现役师和10个后备役师，很难解释是它促使苏联建立能迅速部署200多个师的地面部队规模。同样，美国和北约防空部队的规模很有限，也不是苏联装备几千枚地空导弹系统的理由。苏联之所以建立如此巨大规模的武装力量，虽有地域差别和进攻及防守的方案等原因，但只有官方的意识形态才能对此提供充分的理由。 有些西方分析家把苏军异乎寻常的巨大规模解释为军种间互相争斗的结果。诚然，采访原苏联军官和党的官员后会发现苏军复杂而强大的官僚体制，但还不是美国国防机构那种官僚政治的翻版。1950年代在美国，看上去似乎是国防部驱使军工系统满足其对新设计的武器的需求；但到了1970年代后期，却变成军工系统将其产品强加于国防部，而对方往往不太愿意接受。苏联建军的某些重要方面可以用官僚体制的结果来解释，但造成这种官僚体制的原因首先要从意识形态上去找。 把众多传统的假设综合起来才能解释苏军的规模为何这么大。但如果解释说这是因为俄国在历史上曾长期而且频繁地遭受外敌入侵因而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那就风马牛不相及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希特勒的突然袭击无疑始终铭刻在俄国人心中，但此前的史实并没有给这种相当流行的说法提供什么证据。俄罗斯侵略邻国的次数远比别国侵略它要多得多。 总而言之，早在苏维埃政权成立之初，一种独特的战争观就在那里深深扎下了根。马克思自己承认从黑格尔那里拿来不少东西，但坚持说他的理论建筑于“唯物主义”而不是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之上，从而把后者的学说翻了过来。列宁突出了马克思本人的假说，即社会主义革命取决于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和对历史规律的认识，从而确定了自己的“能动性”理论。最重要的是，列宁发展了关于革命政党在无产阶级中启发这种阶级觉悟并进而有意识地使用暴力把革命引向胜利的理论。列宁借用了克劳塞维茨的观点，又断言实际上战争（革命）是政治的基础，而非政治是战争的基础，从而颠倒了克劳塞维茨的理论，如同马克思声称自己对黑格尔所做一般。在列宁看来，战争不仅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而且也是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的本质，因为战争是阶级斗争的产物。在社会主义取得最后胜利之前，战争只能是激烈程度或大或小的阶级斗争之战。社会主义取得最后胜利之时，即是战争从人类关系中消失之日。 对列宁主义的这种理解没有追溯他对克劳塞维茨的情有独钟，也没有从马克思主义那里寻根求源。这种理解在列宁的同代人与革命战友、社会革命党（1917年布尔什维克党的强大对手）的理论家维克多•切尔诺夫身上体现得很明显。在1924年列宁逝世之际，他当时在美国新创刊的杂志《外交事务》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写道：“有人曾说，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列宁无疑会把这个论断颠倒过来。他会说，政治是战争通过另一种方式的继续。”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发现这种战争观已经深植于苏联军政领导人的心中，而他们自己并不一定认识到其程度之深。于是，他的新“防御性学说”与上述战争观长期形成的自然统治地位、与军队和党的教育中对此的刻意阐述都发生了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