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大革命中的政治、文化和阶级——导论：解读法国大革命

导论：解读法国大革命 我认为政治决定一切，而且，不管从什么角度看，有什么样的政府就会有什么样的人民。所以，在我看来，有关什么是可能做到的最好的政府这个大问题可以如此归纳：什么样的政府能够造就出兼有最高的德行、理性、智性---总之在各方面都是最优秀---的人民呢？ 卢梭《忏悔录》（Jean-Jacques Rousseau, Les Confessions ） 当卢梭宣称 “政治决定一切”时，他说出了一句耸人听闻却又含糊不清的话。在他看来，社会生活的根基是政治，而非习俗、道德或宗教。政府的性质决定人民的品格。当卢梭问出“什么是最好的政府这个大问题”时，他实际上表明政府是可以改变的，而且可能变得更好。但是这个更好的政府从何而来呢？凡夫俗子怎么可能知道什么才能塑造出“兼有最高的德行、理性、智性---总之在各方面都是最优秀---的人民”呢？政府又如何能比它要塑造的人民更开化呢?法国革命者必须面对这些问题。1他们奉卢梭为精神向导，但卢梭却在他们面临的最重要问题上显得含糊不清。法国大革命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来重新协商政府与人民之间的社会契约，可是，这个契约应该采取何种形式呢？1790年代法兰西的共同意愿是什么？可能做到的最好的政府（卢梭的“最广义”的政府）又是什么？ 大革命展示了政治是如何决定一切的，但其方式却会让卢梭大吃一惊——如果他再多活15年的话。革命者并没有仅仅就君主制与共和制，或贵族制与民主制等有关政府的经典问题展开辩论，他们更以新的、出乎意料的方式采取了行动。在如火如荼的辩论与政治冲突中，“政治”这一概念被拓展、重塑。政体结构在日益高涨的政治参与和民众大动员的影响下改变：政治语言、政治仪式和政治组织都呈现出新形式、新意义。以卢梭所预言但却难以想象的方式，政府成了塑造人民的工具。议员格雷古瓦（Grégoire）在1794年1月宣告：“法兰西人民已经超越了其他所有民族；然而，我们正努力摆脱的可憎的旧政权仍然阻挡着我们接近自然；在我们差强人意的存在方式与我们可能达到的最好存在形态之间仍旧横亘着巨大的鸿沟。让我们加紧填平这鸿沟；让我们重新构建人性，给人性打上新的印记。” 这种以重建和新生为目标的奋斗经历哺育了我们关于政治的大部分想法和实践。到大革命结束时, 法国人民（和一般西方人）已经熟悉了一套新的政治游戏：意识形态以观念的形式出现，相互竞争的意识形态挑战了欧洲传统中有序而和谐的宇宙论；宣传成了达到政治目的的手段；雅各宾俱乐部让人领略了群众性政党的潜力；拿破仑则建立了第一个世俗警察国家，将自己置于政党之上。 政治不是法国人发明的，政治利益这样的概念也不是。我们至今仍不清楚，2法国人是如何将巨大的情感和象征意义注入到政治中去的。他们有时对正在发生的事情只有朦朦胧胧的意识，但却一步一步地建立起了一个革命的传统，延续至今。吊诡的是，法国人中最革命的那部分人创造出诸多政治形式和含义，把各种政治游戏都玩了个转，却是出于对政治的深切不信任。政治领袖人物从不称自己为政客；他们为“公众利益”（la chose publique），而不是为狭隘的“党派意识”（esprit de parti）服务。政治和政治活动一直被等同于狭隘、刻薄、拉山头、搞派系、机会主义、自我中心与自私自利。在如此痛陈“政治人”（homo politicus）之古代理想所遭受的种种扭曲当中，革命者跨入了现代：他们开辟了全新的国内政治前沿，收获了预料之外的果实：民主与专制、社会主义与恐怖统治、革命独裁与断头台。本书所要研究的正是革命政治的这些出乎意外的发明创造。 我们现在很难体会1790年代的革命政治是如何地出人意料。几乎每本历史教科书都将1789年作为近代史的分水岭，法国大革命也是西方历史中最常被论及的事件之一。既然成了老生常谈，法国大革命也就失去了新奇感。回望历史，大革命显然就是历史的转折点；试想想，如果没有了政党、意识形态、独裁者、群众性运动、政治的和甚至反政治的修辞，我们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子？最近在学术界，对于法国大革命的争论似乎也将大革命的发生视为当然。论争所关心的不是大革命的经验，而是大革命的因与果。大革命成了一长串历史因果关系的载体，而革命政治也只是预料之中的结局而已。法国大革命史的三种主要学派都有这个问题。 马克思主义关于大革命的阐释最近几年受到了猛烈的攻击，部分是因为它的理论化程度最高。 3马克思本人对法国大革命非常感兴趣。在1840年代中期，他收集资料，广泛阅读，为撰写国民公会的历史做准备。 但直接的政治兴趣和此后对资本主义更广泛的研究使他未能实现之前打算撰写国民公会历史的计划。然而在马克思的所有历史著作中，法国大革命是一块试金石；它通过打破封建主义对生产的绝对控制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且使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掌握了权力。这两个不可分割的因素——适合资本主义发展的法律框架的建立和资产阶级成功的阶级斗争——一直以来都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叙述的重要特征。“经典法国大革命史”的晚近捍卫者阿尔伯特•索布尔（Albert Soboul）就坚持认为，法国大革命标志着“资产阶级的出现、成长和最后的胜利。”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法国大革命本质上是资产阶级革命,因为其原因与结果都是资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认为法国大革命的起因是，资产阶级在1780年代面对贵族反对时进攻性地提出并坚持了自己的主张，结果就是资产阶级式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胜利。 而如何解读连接这个故事的各种不同的革命经验呢，则要视其对剧情发展的贡献而定。资产阶级为了摧毁封建贵族制度而与民众联合，又为了防止恐怖制度失控而与民众决裂，还为了确保自己在财产和司法改革中所取得的利益而与拿破仑结盟。这一切似乎都不容置疑，有因，才有果，也就是说，资产阶级与贵族阶级之间的阶级冲突最终导致了资产阶级的经济与社会霸权。 “修正主义”学派在几乎所有方面都向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发出了挑战，但暗中却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基本理论假设，4即社会因果关系构成了对大革命的解释。在对马克思主义正统学派最早而牵涉面很广的一波攻击中,阿尔弗莱德•寇班（Alfred Cobban）坚持认为，大革命不是由资产阶级为了发展资本主义而发动的，而是由那些渐渐命运不济的腐败官吏和职员发起的，结果却便宜了地主阶级。也就是说，革命经历事实上延缓了法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叙述，即他所谓的“社会解释”，把革命年代的因与果全都搞错了。 同样，有些评论家指出，资产阶级与贵族阶级之间在大革命之前并没有有意识的阶级冲突。贵族阶级并没有妨碍资产阶级；其实，这两个阶级有着诸多共同的经济、社会与政治利益。 是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贵族发起了反对君主专制的革命，而不是失意的资产阶级。 虽然这些修正主义学者提供了不同的解释，但他们的分析却与寇班的一样，仍然跳不出社会渊源与后果这种窠臼。弗朗斯瓦•傅勒和柯林•卢卡斯（Colin Lucas）的文章非常中肯地概述了修正主义学派的观点。 两人都认为，由贵族与资产阶级组成的精英群体内部存在着一种因社会流动与地位焦虑所引起的危机，而法国大革命的起因就在这种危机当中。18世纪，人口与财富得到了增长，但是社会地位提升的渠道却没有得到相应的扩展；5结果，在精英群体内部的各种社会“压力区”中，摩擦开始增多。当巴黎高等法院固执地要求新召集的三级会议必须遵循1614年制订的章程时，紧张局势终于引爆了革命，因为这个致命性的决定加速了精英内部贵族与平民之间的分裂，这种分裂虽然可以被理解但却不必要。 这种关于大革命起因的解释还隐含着这么一种观点：法国大革命的主要后果不是资本主义，而是一个更加团结的显贵精英的诞生，这个精英的基本自我界定就在于拥有土地。 一旦贵族与平民之辈认识到因为自己错误的想法和做法而导致的后果，他们就能重新团结起来，为建立一个以财产和提供的服务来界定身份的社会这一共同的目标而奋斗。在这种修正主义的解释中，大革命变成了一个错误，所以才失去了其预定的品质。但大革命的意义却仍然取决于其对长期的社会和政治变化的影响，革命经验成了一段实验性的、纠错的经历。例如，资产阶级就认识到，对民众的依赖可能会危及他们特别看重的法制改革，甚至会削弱他们维持法律与秩序的能力。 根据这种观点，大革命是法国朝着自由、精英统治的发展大趋势中一次戏剧性的短暂偏离。 在关于社会解释的争论边缘，是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和现代化学派。托克维尔并不否定社会问题的重要性，但却将社会冲突置于政治框架之内。在他看来，大革命所代表的是国家力量的强化和集中，而不是资本主义的胜利。没有任何阶级在这次竞争中获胜。法国人民还是不自觉地屈从于一个权威政府，只不过他们之间比以前更加平等了而已。6托克维尔将大革命以及18世纪社会问题的渊源追溯到绝对君主制的实施。君主为了加强自己的权力而摧毁了贵族的政治权利，因而使贵族在社会上的优越地位无法被其他社会群体所接受。 革命者以为他们挑战了君主制政府，结果却弄出了一个比绝对君权更绝对君权的国家。因此，对于托克维尔来说，大革命也不过是因果链中的一环而已，革命经历不可避免地促成了从路易十六到拿破仑的过渡。 在最近的一次比较研究中，斯达•斯科克波尔（Theda Skocpol）重新提出了托克维尔关于国家力量增长的主要思想。 她虽然赞同托克维尔的观点，认为法国大革命最重要的结果是产生了一个更加中央集权和官僚主义的国家，但对于法国大革命的原因却有着不同的分析。她认为，法国与后来的俄国与中国一样，瓦解的原因是国家无法应对现代国际竞争中出现的军事紧急事件。由于法国这种“农业君主制度”的结构弱点，农民叛乱发生了。农民叛乱在革命形势下摧毁了农业社会的阶级关系。后来发生的战争（即国际竞争）就催生了一批中央集权化和官僚主义化的革命精英，正是这些人缔造了“现代国家组织”。尽管斯科克波尔强调社会结构的先决条件和农民起义的作用，但她与托克维尔还是很相似，因为她也把革命经验置于长期的因果之间，使法国大革命这一实实在在的事件只出现于整个计划的夹缝之中。同托克维尔的经典分析一样，在这里，法国大革命看起来只是实现国家现代化的工具。 因为时下关于法国大革命的阐释都着重因果分析，7所以很自然，研究的努力方向就越来越集中到法国大革命之前和之后的时间段。 而且，现在大部分研究都是为了要检验马克思主义关于法国大革命的阐释。为了证明在法国大革命之前确实出现了阶级分裂，研究者考察了旧制度下的军官、行政官员和精英文化机构。 拿破仑时期与后拿破仑时期的精英也被研究过，因为他们的社会特征会影响有关法国大革命的结果分析。 尽管这些研究确实详尽了修正主义学派，但却没能迫使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放弃他们的立场。马克思主义者只回应说，应该在其他地方，以其他方式来寻求阶级与资本主义的实际情况。 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史学家都研究过革命者及其活动，但是这些研究并没有改变他们的因果解释体系。在修正主义学者看来，革命冲突没有什么社会重要性可言，要有的话也是关于富人与穷人，城镇与乡村，巴黎与外省等等一些宽泛而模糊的概念。 8因为马克思主义叙述中的一些特定内容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攻击，所以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退回到更加结构化的观点：只要能在大革命之前或之后的时间段里找到因与果，并以此证明阶级斗争的重要性和资本主义的发展，那么谁发动大革命，或者谁在特定时期掌权又会有什么不同呢？ 形成对比的是，托克维尔学派几乎没有激发任何实证研究。虽然它在强调因果方面与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学派相似，但由于这些因果跨越的时间太长，范围太广，很难以实证研究去做检验。例如，托克维尔本人并没有将国家权力的发展与任何特定的社会群体联系在一起；“民主”和“平等”是具有渗透性的结构趋势，尽管它们可能如“巨大扫帚”般扫过一切，但却似乎是一把没有人掌控的扫帚。结果是, 在托克维尔的阐述中,革命行动者的身份和意图与大革命的进程几乎毫不相干，“他们对此一无所知”，“[革命的实际进程]与他们的意图相去何止十万八千里”；法国大革命“注定的过程”与革命者自以为正在取得的成果完全是两码事。 这三种阐述立场都程序化地漠视革命的意图。托克维尔与受其影响的评论家们都认为，革命者是谁，革命者有什么想法，这些都没有意义，因为革命者是在不自觉的状态下被卷入到绝对权力的梦想之中的，是绝对权力的梦想最终形塑了法国大革命的整个过程。虽然马克思主义者与修正主义者似乎也承认社会身份的重要性，但结果还是与托克维尔一样，都怀疑革命的意图与目的——尽管他们的分析有所不同。革命者的社会身份既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叙述，也不符合修正主义的叙述（革命者既不是资本家，也不是1791年之后的自由贵族或精英平民），所以这两种叙述最后都认为，谁是革命者和革命者如何思考他们正在进行的行动，这些都不重要。9根据马克思主义学派的阐释，革命者虽然曾经敌视过资本，但到底还是促进了资本主义的胜利。而修正主义学派却分析说，革命者错将革命进程拽出了他们自己制定的自由主义的不同轨道。由此可见，革命最终的结果并不是革命者所期盼的，因此革命者的意图并不重要。这样，对因果关系的关注使革命经历本身显得毫不相干了。 结果，政治形式与政治意义上的革命创新往往看起来不是注定的就是偶发的。根据马克思主义叙述，自由立宪制、民主制、恐怖统治和专制统治都是陪衬，重点还是要加强资产阶级霸权。托克维尔则分析说，它们都是为加强中央集权服务。修正主义叙述在这方面却不那么一致，因为修正主义者参考的不是共同的原始文本，比如马克思或托克维尔的著作。例如在理查德•寇伯（Richard Cobb）的著作中，革命政治表达的是少数好战派的愤恨与失望，背后并没有令人信服的历史逻辑。比如，人民之所以成为“恐怖分子”，只是因为他们对邻居怀有敌意。 马克思主义和托克维尔的阐释认为，革命政治是由从因到果的必然过程所决定的；修正主义叙述则认为政治无法形成因果关系，所以是偶然发生的。但是所有叙述的结论却一致，就是政治失去了作为研究对象的意义。 本书意在恢复革命的政治，但绝对不是一部政治史。我没有重述革命事件的叙事，而是尽力挖掘政治行为的规则。历史学家并不是简单地将法国大革命中个体行动者所自称的意愿相加，就能理解他们对自己所作所为的看法。如果革命经历中存在任何统一性或一致性的话，那么它应该来自相同的价值观与共有的行为期待。这些价值观与期待正是我的研究所聚焦的主要问题。这些表述并塑造了集体意图与行动的价值观、期待和隐性规则，正是我所说的法国大革命的政治文化；10这种政治文化提供了革命政治行为的逻辑。 现在也有学者强调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政治”，其中大部分都是从一种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出发的。乔治•泰勒（George V. Taylor）在其颇具影响的文章《非资本主义财富与法国大革命的起因》（ “Non-Dapitalist Wealth and the Origin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中得出的结论是：“实质上这是有着社会结果的政治革命，而不是有着政治结果的社会革命。” 傅勒也区分了社会与政治，并将其发展成为对恐怖统治的一种解释，他认为恐怖统治取决于“与政治相关的社会自由。” 恐怖统治是对社会与政治正常关系的革命性曲解所造成的逻辑结果；政治不再是表现社会利益争斗的竞技场，而成了重塑社会的恐怖工具。这两位评论者都质疑了马克思主义有关政治与社会之关系的假设，认为革命政治并不取决于社会结构的前提条件；相反，政治塑造社会，至少在某些时刻如此。 傅勒的近作《思考法国大革命》成功地使我们注意到了“政治”的重要性。他极力削弱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坚持认为有必要广义地看待政治，政治不仅仅是政策、决策和组织，还是世上新的行动模式的源泉。但是，他自己关于革命政治的讨论却太抽象。虽然他看到大革命的政治创新被用于重塑社会，是革命性的，但却没能更多关注这是如何发生的，以及哪些人参与了这些努力。结果，虽然他令人钦佩地成功反驳了政治源于社会结构这一机械推论，但却让革命政治看似脱离了所有情境。新政治文化只凭借自身内部的民主逻辑运作。 我们在分析政治与社会的关系时碰到了困难，多是由于现今在社会分析方面充斥着一些陈词滥调。一说到“政治”，11脑子里就出现了结构的隐喻，尤其是关于空间等级关系的隐喻，如层面、层次、基石和基础。不管赞不赞成马克思主义理论，政治似乎很自然地就建立在社会基础或社会次结构之上。大家都认为，社会网络、社会群体、社会阶级或社会结构赋予了政治可持续性模式，以及衍变的可能性。结果，不管是普遍的还是有关法国大革命这一特定专题的争论，大部分关注的都是业已存在的社会基础与在此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具体政治布局之间的关系。政治特征要通过参考社会来阐释，政治布局上的变化要追溯到之前的社会关系变化。几乎所有讨论都得自这一假设，即政治的基本特征只能通过其与社会基础的关系才能被解释。尽管有些研究者极力回避这种思维方式，但最终还是无可奈何地进一步证实了它。所以，傅勒认为革命政府在一定程度上是病态的，就是因为其政治没有以一种正常的或预料中的方式来表现社会利益。由此可见，当政治优先时，整个形势在界定上就是不正常的。 在本书的分析中，我竭力避免层面的隐喻。法国大革命的政治文化不能从社会结构、社会冲突或革命者的社会身份中得出。政治实践也不仅仅是“深层次的”（underlying）经济与社会利益的表达。革命者通过语言、意象与日常的政治活动，致力于重新构建社会和社会关系。他们有意识地寻求与法兰西的过去决裂，为新型的民族共同体奠定基石。在此过程中，他们创造了新的社会关系与政治关系，和新的社会与政治群体。政治与社会斗争的经历迫使他们以新的方式去看待世界。 革命者试图与过去决裂，最重要的结果之一就是意识形态的创造发明。革命者及其敌人犹犹豫豫、极不情愿地逐渐意识到，政治与社会的关系问题重重。传统已失去了既成性, 法国人民开始实践卢梭所坚信的理念，认为社会与政治的关系（社会契约）是可以被修改的。12但是，关于修订的性质，人们的分歧却日益明显，不同的意识形态也就被发明出来以解释这种发展状况。社会主义、保守主义、权力主义和民主共和主义等等，都是回答卢梭提出的理论问题的实践答案。所以说，革命政治激活了——而不是表达了——意识形态。在革命进程中，法国人民重新铸造了社会思想与政治行为的范畴。 然而，这不是说法国大革命仅仅是思想上的革命，或者政治一定先于社会而不可能相反。政治上的革命应该是想法与现实，意图与环境，集体实践与社会情境之间的激烈互动。即使革命者的社会身份不能解释革命政治，但也不能将其置之不理，毕竟法国大革命是由人缔造的，而且有些人相对于另一些人来说对革命政治更感兴趣。关于社会与政治的关系，有一个更好的隐喻，那就是“结”或“莫比乌斯带”，因为正如莫比乌斯带的两个面，社会与政治之间也是错综交织，根本没有永久不变的“上”“下”之分。革命政治吸引了一些个人与群体，而他们反过来也塑造了革命政治的运用。与革命政治的关系塑造了新的政治阶级（广义的阶级），而新的政治阶级也塑造了革命政治。 因此，为了重新构建革命行动与创新的逻辑，我们不仅要探究革命政治，还要考察革命政治的实践者。我的观点是，两者之间关系密切，但并不是谁决定谁的关系。革命的政治文化由诸如语言、比喻和体态（gesture）等象征实践组成，相比于别的地方、别的群体，这些象征实践可能在某些地方会受到某些群体的更热烈欢迎。但无论如何，这些象征实践——修辞的使用、象征物与仪式的传播——在很多方面还是促使了新政治阶级的产生。例如，关于国家新生的议论和联盟的节庆活动都促使新兴的政治精英更统一、更具备目的性。另一方面，对新的象征实践的不同接纳态度，也影响了革命政治的运转方式，尤其会影响革命政治的成与败。13虽然普遍的修辞不能吸引每个人，但还是吸引了足够多的人，使得其影响深远而持久。 为了便于分析,我在书中将政治与政治的实践者分开讨论。第一部分的三章分析了通过象征手法来表现政治行为的逻辑，比如人们如何交谈，如何将法国大革命和作为革命者的本人置于意象与体态当中。第二部分探讨了革命经历的社会情境，尤其是革命经历的差异性，思考了大革命时期法国的地理与社会分界线，以及革命政治文化在何处受到了最好的接纳等问题。两个部分的重点都是新政治文化的创造，也就是“大革命”成为一种连贯性经验的方式。虽然不乏学术著作论述过法国大革命对不同的人具有不同的意义， 但我尽力展现的却是大革命如何形成了一定的统一性，甚至在其多样化中仍旧存在的统一性。这种统一性和连贯性的渊源有几种，本书将其置于象征性与社会性这两大类别下进行讨论。象征性类别下包括关键词与原则的不断重复、将政治作为一种活动的共同态度，以及对自由树与共和国的女性再现等相同象征物的使用。社会性类别下则包括在不同地方出现了相同类型的领袖人物，以及革命行动的前沿分布在相同类型的地方。 虽然本书的主题是政治，但很少论及具体的政策、政客、党派纷争、正规机构或组织。本书强调的是政治文化中的隐蔽模式，正是这些模式才使不同的政策、新政客、新冲突与新组织的出现成为可能。本书的焦点不是诸如谷物限价、罗伯斯庇尔或雅各宾派俱乐部之类，而是革命语言的普遍原则、革命象征物的运作，14和对仪式与体态的普遍关注。采取富有政治意义的象征性行动会使具体的政策、个人和组织产生比在非革命时期更强大的冲击力。 本书采用的这种研究方法主要仰赖三位法国历史学家的著作，他们是研究革命政治文化（虽然他们自己并不一定使用此术语）的先驱。首先是傅勒，他在恢复历史地理学讨论方面做的工作最多，并为该研究指明了新的方向。在更具体的方面，阿格宏则指出了塑像与印章上的共和国意象如何影响法国人的政治观念。 同样，鄂哲芙也展现了革命节庆如何被用来塑造新的民族共识。 阿格宏与鄂哲芙的研究都表示，文化展现是革命政治的一部分，鄂哲芙尤其指出，革命仪式存在逻辑。历史学家再也不能以为政治领域与文化截然两分了。 法国大革命的主要成就在于构建了一种全新的政治文化。法国大革命让时人感到震惊，并不是因为它为资本主义发展或政治现代化打下了什么基础。英国人找到了更多鼓励资本主义发展的有效途径，普鲁士人则证实了一个国家可以没有民主，没有革命，但同样可以实现政治现代化。法国大革命对经济增长或政治稳定几乎没什么贡献。然而，它确实开发了民主共和主义在民众动员方面的潜力，并营造了革命变迁中催人奋进的紧张气氛。民族复兴的语言、平等博爱的姿态、共和主义的仪式都不会被很快遗忘。民主、恐怖、雅各宾主义和警察国家在政治生活中也一再出现。 新政治文化的起源在1789年前的几年或数十年都不十分明显，其结局乍一看也并不激动人心，因为拿破仑及之后的波旁王朝都费尽心机地清除这种文化的残余，15并在许多方面确实颇有成效。然而，革命的新传统，连同其价值观和期待，却并未消失。甚至在法国之外，革命传统仍旧暗暗地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其精灵在拥护保守主义这种新意识形态之人的恐惧与著作中依然生生不息。即使在为了遏制它而新建立的警察权力机构中，革命的记忆也仍在继续。一旦革命者将卢梭的信仰——政府能够塑造新的民族——付诸实践，西方世界就再也不一样了。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