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危机——《政治学评论》的意义

回顾《政治学评论》诞生的最初20年马里坦、古里安、内夫、阿伦特和弗里德里希的文章，使人印象深刻的是《评论》实现了很多期刊梦想实现并保持下去的东西。尽管有分歧，很多作者在核心价值上还是有共同点。核心价值就包括从传统文明当中吸取精华，寻找一种绝对的标准来指导人类的行为，普遍希望西方的民主能够抵御敌人的意识形态挑战。然而到了20世纪50年代后期，这种核心价值开始慢慢消失。 毫无疑问，《评论》创始人的去世是核心价值消失的原因之一。由于多年来对健康的忽视，沃特马•古里安于1954年5月26日去世。他的积极参与，他与欧美各国学者的密切的个人关系网都随着他的去世而烟消云散。同样，《评论》诞生背后的两个重要因素也发生了重大改变，首先是世界政治的一系列变化，在30年代后期，《评论》的创立者们有充分的理由指责西方国家在面对纳粹德国及其法西斯同盟的时候缺乏军事手段和道义力量，在西方与苏联结盟之后这种情绪又有所抬头。但是到了50年代，显而易见的是民主力量，特别是美国又要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和理想而应对苏联的威胁。在1962年10月的古巴导弹危机当中，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本人是实践派基督教徒）重申，他的国家不惜发动核战争来证明这一点。 其次，就在同一个月，第二次梵蒂冈教廷大会在罗马召开，历史性地取消了教廷对宗教出版物的审查制度，在会议结束后发表的宣言中，教廷许诺在信仰问题上将更加开放和灵活。这些正是《评论》的作者们认为对恢复教廷的宗教和道德权威所必须的改革。看似矛盾的是，正当他们的梦想结出果实的时候，他们本人都已经不在了（个人的努力是《评论》诞生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幸运的是，《评论》收录的文章质量并没有因为这些变化而下降，仍然有一些很有影响的文章，反映了继任者们的学术水平。《评论》的早期的作者们都承认他们四五十年代的学术观点很难被后来人的复制，然而他们也不认为他们持这样观点的原因是受到了外界环境影响，毕竟大部分的作者认为他们研究的这些宏观的问题在任何时代任何文明当中都存在。 考虑到此，是否今天还有这样的作者呢？我们可以认为那个时代的错误判断一直持续到了现在，其中之一便是政策制定者和公共知识分子认为个人可以判断事物的好坏、生死，而不用涉及更高的人类准则。另一个问题在西方民主衰弱时期就存在，即普遍认为判断力不能影响到人的行为。 《评论》的作者们可以找到证据来证明第一个错误，整个社会越来越确信人类的生存环境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不断在改进和提高。在一个层面上，我们认为民主国家的基本作用是满足公民的愿望实现社会和谐和人民幸福。在这样的环境下，政治学研究不能把目光局限于寻找一种终极的制度，而是应该分析社会问题，诸如应当怎样公平合理地分配资源。这样就是很合理的了。 在一个更加重要的层面上，即使从整体来看，我们认为个人的身份是可以改变的。谁也不能否认上个世纪人类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治愈了传染病，提高了生活水平（至少在西方），有些评论家也许会说这些并不完全都是好事。整容手术、药物学和生物工程提高了普通人的生活质量。把这些成就更进一步，有人可能会设想一种新型的人类，没有痛苦、焦虑和缺陷的人类。 《评论》的作者们在四十年代就开始关注这样有关人类的可变性和完整性的观点，举例来说，在文章《当代虚无主义》（本书第八章）当中，瑞士现象学家阿隆•古尔维奇（Aron Gurwitsch）指出人类已经变得过分迷信工业和个人消费能够给人带来幸福，甚至当成自我价值的实现。他认为现代性对人类影响最深远的特征是哲学家剥夺了普通人的思考能力，把人从一个“理性的动物”变成了一个孤立的、“只有性欲和食欲的动物”。一个纯粹的动物，最主要的追求就是自我满足。在这样的环境下，人类几乎没有什么唯一的、独特的东西。古尔维奇说：“最后，人类与其他动物之间变得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了”。 可以肯定的是古尔维奇并不否认战后工业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在1945年文章当中，他所担心的是人类眼前的愿望与最终的需要无法调和。在他看来已经有迹象表明大多数民主国家的政府在战后重建时期选择的道路并不是恢复人类的普遍精神和道德基础，而是致力于建立有效的市场经济来满足人们高消费需求。西方政治家们相信越是将每个社会成员的幸福最大化，就越容易缩小他们之间的矛盾。但是对古尔维奇来说，这正是他们误入歧途的地方。他在文章中写到，如果人类放弃了自己的使命，使人脱离动物性的道德行为就会减退，社会就会被剥夺组织原则，而这些原则正是使人过上好日子的基础。 18年之后，在西方国家政治经济完全恢复的国际背景下，一位年轻的政治理论家格伦•廷德（Glenn Tinder）在《评论》中又提出了相似的观点。在他的文章《政治空想的失败和人类的疏远》（本书第二十章）当中，格伦•廷德哀叹道：“当代政治空想在于对政治生活的终极问题并不关心。”他说研究政治不能仅仅关心诸如“谁、什么时候、怎样得到了什么东西”或者“分配的方式”这类问题，而是应该多关心“美好生活，发现和追逐有价值的目标”这样的问题。缺少这样的视野，人们或许会过上好日子，但是会失去与过去的联系，人际关系会变得越来越淡漠，彼此之间会变得疏远。“仅仅通过塑造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的平等改变不了人际关系疏远的现实。人们需要重新发现生活的意义，使破碎的世界重新恢复完整”。 这样看来古尔维奇和格伦•廷德关心的问题已经存在了很久，这是由于人类的堕落行为造成的，他们同时代人发现这些问题根植于那个时代的精神和道德混乱。在1941年的文章《人类的永生》（本书第五章）中，马里坦严厉地指出“当代人类的流离失所、集中营、奴役战争”都是信仰缺失造成的，而正是因为有信仰，人才有别于动物，才能够永生。马里坦认为正是因为信仰才是人类社会脱离了现代性所具有的“冷酷的兽性”和“怯懦的圆滑”。但是古尔维奇和格伦•廷德也都承认在人类本性缺失和欧洲文明崩溃之间有必然的联系。对古尔维奇来说这是由于极权主义意识形态造成的，在他看来，是“虚无主义的高峰”。而格伦•廷德看来，同样严重的危险是（日益疏远的人类）在美苏之间疯狂的军备竞赛当中有可能被完全毁灭。 从这一点来看，三位作家都同意很多观察家对20世纪90年代人类取得的道德进步和世界和平的肯定。这个时期给人们一种前所未有的乐观情绪。但就在这个世纪即将结束的时候，一系列的事件证明人类并没有那么容易使自己的激情被理性所控制。苏联帝国的倒塌并没有像我们希望的那样在新独立的国家之间创造一种和谐的关系，而是引发了一系列严重的种族和政治冲突。俄罗斯人与车臣人，阿塞拜疆人与亚美尼亚人，格鲁吉亚人、奥赛梯人和阿布哈兹人，还有数不清的其他国家的人民。在前共产党国家南斯拉夫爆发的军事冲突导致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和波黑大量的人权被践踏，种族被清洗。引人注目的是这些国家的西欧邻居们尽管很快就对这些暴行做出了谴责，但他们的行动却比语言来的迟缓。就像《评论》初创的30年代，西欧也是经过很长时间才一致同意对暴力的干涉是必要的。 同样，这个世界尽管与以前不同，但是并没有变得更加安全。核武器扩散和像生物武器、化学武器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研制的逐步升温，像伊拉克、伊朗和北朝鲜这样的国家都在寻求在军事力量上赶上他们的对手。在大多数情况下，就像《评论》的作者们所预料的那样，像联合国这样的国际组织并不能调解国际矛盾，更别说阻止冲突的发生，重要的是，像美国2001年的911事件、西班牙2004年3月的马德里事件和2005年7月的伦敦地铁爆炸案标志着一种新型的暴力冲突已经出现。 《评论》的作者们也不会为此而感到惊奇。就像瑞士哲学家丹尼斯•德•鲁日蒙（Denis De Rougement）在1941年的文章《情绪与希特勒主义的起源》中指出的，就在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前，西方国家对法西斯军国主义的兴起和二战的爆发并没有准备，这是因为西方民主国家的领导人对他们的敌对势力犯有一种幼稚病，他们错误地低估了敌人对西方民主价值观的严重敌意。鲁日蒙指出“西欧的领导人们坚持认为他们可以与那些梦想着永远独裁的人们讨论并达成妥协。”结果可想而知，西欧的领导人们将陷入“失败、贻误和长期的沮丧当中”。 我们一直在问，为什么有这么多教训民主国家还是对这些威胁反应迟钝？当代政治学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解释，包括政党内部的反对力量的掣肘，人们习惯于安逸舒适的生活不愿意承担风险等等。然而《评论》的作者们认为民主制度的缺点恰恰为政治学理论提出了要求，民主国家的领导人是否能有效保卫民主制度赖以存在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基础？或者在不确定的时候，他们的民主信仰能否抵御住隐藏在深处的极权专断的诱惑？ 考虑到这一点，我们的头脑需要时刻保持清醒。哲学家不会为一个国家的失败负责，然而，正如《评论》的作者们所说的，人们可以用哲学方法来了解时代精神和社会特点。进入新世纪这个问题又重新兴起，从纽约、伦敦到柏林和巴黎，西方国家的政策制定者们都在绞尽脑汁对付恐怖主义的威胁，有人认为尽管这是一种新形式的威胁，然而应对的方法还是和过去一样，西方世界需要以暴制暴。与此相反，还有些人发现这些矛盾实际上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包括对公平、正义的不同理解。这些人认为用传统的国家机器组织的暴力手段应对新式危机是不够的，正确的方法需要取代错误的手段。 这第二种观点与《评论》的作者们比较相似，我们回顾《评论》诞生的前二十年，作者们在一直不断地要求自己的国家领导人，他们说如果不能从当代人类的生存环境中寻找答案，就不能很好理解当代的政治军事挑战。然而同样重要的是其他的方法也在不断发展，这种发展继续下去将会丧失民主国家的特性。 由此说来，古里安关于“基督教宣传者”的设想具有启蒙的意义。当他从一种纯粹哲学的角度来提出这种本质上理想的人时，就体现出了《评论》创办的目的。古里安把政治家在近距离仔细观察，试图使这些人符合这样的标准。但是在一个相对严格的环境当中，例如在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召开之前，古里安也坚持他的所谓宣传者的思想实际上体现的是他个人的意愿。联想古里安在本章前面部分所说的那些话，他不愿意重复别人的道路，重复那些官僚、奴仆和没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的道路。为了反对这种倾向，他“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在寻找那个时代的真正意义，不向相对主义、绝望、麻木所屈服，不像那种死板的毫无变化的客观主义所屈服”。 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古里安致力于向很多学者解释他的使命。在一个对西方价值观和制度的怀疑不断加深的时代，他一直在捍卫这样的观念，即哲学体系的基本组成部分包括一些用以指导人类行为的基本原则。但同时他也认为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可以有不同的途径。在这个意义上，促使一群学者聚集在一本政治学期刊的周围，而这本期刊是由美国中心地带的（“一个生命之地，在我们所说的黑色漩涡的中心”）一所基督教大学所创。《评论》是一项让人鼓舞的事业，《评论》的编辑们没有说过他们必须在寻求真理和维持形象之间做出选择，但是《评论》给同时追求这两个目标提供了可能性，这个有关知识分子良心的模式在今天和在半个多世纪之前是同样独一无二的。 在为本书选择文章的时候，我重点挑选那些最能反映《政治学评论》编者的哲学观的文章，同时也挑选那些最能说明当今及以后问题的文章。读者可能会察觉到，想要说清楚这两个方向比实际做到要难得多。因为首先，就像我在本文开头所列出的作者名单一样，在《评论》初创的20年里有太多影响深远的文章，要想把这些文章都收在一本书里是不可能的。作者们不断地寻求实践我所制定的标准使这个问题更加复杂化了。《评论》的作者们自觉地表达《评论》的主旨也成为了《评论》文化的一部分，《评论》的主旨用雅各布.布克哈特( Jacob Burckhardt)的话说就是“想一直持续下去”。 另外一个不那么明显的原因是文章的数量。当你面对太多好文章的时候，仅一个古里安就有太多有价值的文章（至少有12篇，这还不算那些以“编者”名义发表的文章），西蒙4篇，阿伦特7篇，马里坦6篇，内夫8篇，你该怎么办？每个作者的文章都可以单独出一本书。 我应对这种困境（指选择文章））的方法是不完美的，首先我按照我前面所列出的四大类作者群来选择文章。例如，我选择约瑟夫•皮珀（Josef Pieper）、路易•德•罗梅克（Louis de Raeymaeker）和弗兰克•奥马里（Frank OMalley）的文章，是因为他们的思想与马里坦的批判性基督教思想有很多相似性。同样，象罗素•科克（Russell Kirk）、列奥•施特劳斯（ Leo Strauss） 和格伦•廷德的思想与内夫的传统主义观点比较接近。不过这种选择方法的缺陷也是很明显的， 因为这四大类作者的界限并不明显，他们之间有很多是重合的，可能有人认为某一位作者更适合放在另一类当中。内夫主要是一个传统主义者还是更倾向被看做一个社会科学家呢？更大的困境在于很多作者根本反对这样的分类方式。举例来说，如果沃格林活在今天，他毫无疑问反对这样的区分。 第二，由于没有一种很好的方法能够从一大批高质量的文章当中选择合适的文章，所以我的选择是独有的。我选择马里坦的文章最多，达到4篇，尽管以他文章的开创性而言应该选择全部的6篇。我选择了2篇阿伦特的文章，因为我觉得这两篇文章最能代表她对极权主义的看法。关于她的那本名著的所有这个主题的重要文章都可以在《评论》中找到。在很多情况下，我选择那些在一个学者的学术生涯当中被证明是很重要的文章。尽管这篇文章可能仅仅在《评论》上发表过一次，例如施特劳斯的《自然权利和历史方法》， 正如我在本书前言中提到的，解决选择文章的问题最好的办法是再出版一本续集，这本续集将收录很多对国际关系学做出重要贡献的学者的文章，这些学者包括摩根索（Morgenthau）贝特菲尔德（Butterfield）、凯南（Kennan）和尼彻（Nitze）。 还有一个我解决不了但不得不提到的问题，《评论》有一个悠久的传统，就是发表一些出类拔萃的，展现出更广阔历史观、哲学观、道德观的文章。在初创的20年里，这些文章引人注目的原因很多，部分是因为编辑们具有中立的立场，你既可以在这里对康德的《永久和平论》发表观点又可以评述希特勒的《我的奋斗》。还有原因是作者们常常不写书评（例如沃格林、阿伦特、甚至是政治家斯图尔佐神父）。有一点可以证明《评论》的创立者古里安对学术的不懈追求，直到他去世的1954年，古里安总共为《评论》写了140篇左右的文章。这还仅包括以他的名字署名的文章。尽管篇幅所限我不可能把这些文章全部收入本书，但我还是向所有对那个时代和那些学者有兴趣的人推荐这些文章。 总的来说，我的目的是通过选择编辑这些文章使本书尽可能易懂且有价值。为了阅读方便，在每一章开始我都加上一小段作者的简介，这一段简介的目的并不是详尽介绍作者生平而是要在作者辉煌的学术生涯中给这篇文章一个准确的定位。我修改了一些作者列出的参考文献。在很多情况下为了不浪费时间，我加了一些简短的注解（括号内），为读者提供一些历史人物和学术流派的背景知识。最后，在有限的范围内，我删去了一些我认为无关的材料修改了一些有损主旨的陈旧文风。当然，如果有的读者想思考这些删除部分的问题，可以从《评论》的原版文章中寻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