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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也可能是一种运气--对律师和他们的客户都一样。众所周知，诉讼人可能撞上有敌意的法官或带着偏见的陪审员，或者因为某些突然的技术因素输掉胜券在握的案子。律师的生涯有时也会被运气所掌管--提升到更资深的级别、受某个政治贵人的提拔升任法官、得到有影响力的朋友或亲戚适时的"关照"，都是一种运气，虽然这种说法不受欣赏，但并非毫无道理。在英国当一名辩护律师，运气时而对你微笑，时而跟你扮鬼脸。运气的使者通常是一堆卷宗，用传统的粉色丝带扎着，被律师们带上法庭，为某一个客户辩护。有些案子会使你一举成名，也有些案子会让你成为公众舆论的矛头所指。人们一般都很自然地从抗辩人被指控的事由来判断孰是孰非，所以为恶贯满盈的客户辩护是很不讨好的。今天，律师的职业原则是：律师是没有选择的，就像一个计程车司机不能拒绝一个不受人欢迎但付钱的旅客。所以当费用合适，他们会接手任何案子，哪怕可能会引起争议。这个原则，现在被称为"计程车规则"（cab-rankrule），是律师从业权利的圭臬，也保证任何当事人，尽管可能招人讨厌、不受欢迎，也有从辩护律师处得到法律上的帮助的权利。对那些忠实于这个原则的律师来说，它还可能意味着某些危险：如果你为恋童癖者辩护，你可能收到邮寄来的大便；如果起诉恐怖分子，你可能收到书信炸弹。一些地方--贝尔法斯特（Belfast）、波哥大（Bogota）和巴格达（Baghdad）提供了最新的例证，对律师的报复可能是暗杀者的子弹。这个伟大又危险的原则，最早是由约翰·库克提出的，他是格雷律师公会的出庭律师，1649年1月10日，星期三，历史上最重大的案件卷宗由议会的信使传递到了他的手中。 那天正是天寒地冻，泰晤士河结了冰，从威斯敏斯特码头开出的客船几乎都被冻住了。威斯敏斯特是各民事法院和议会所在地，客船从这开出后一路行至伦敦塔，便是这个紧凑而拥挤地居住着50万人的城市的最东部，这里押着等候审判的叛国犯。直到暮色低垂，议会的信使骑马来到格雷律师公会，它位于出庭律师公会的最北边。出庭律师公会分布在圣殿的周围，是当时发展迅速的律师们的住处和办公室，他们的事务所则位于小型广场和花园的深处。这位信使下马询问律师公会里一位出庭律师的办公室的方向时，只有蜡烛和壁炉透出的一点微光刺破那阴暗的气氛。这个案件的到来并不在意料之外，这正是律师公会在那个傍晚出奇地安静的原因：尽管审判迫在眉睫，但这里几乎是半荒漠的无人之地。 绝大多数律师已经逃到乡间，像大法官（LordChancellor）巴斯多德·怀特洛克（BulstrodeWhitelocke）所说的"想尽办法避开这一事件"。首席法官（LordChiefJustice）也跟着跑了，尽管他是克伦威尔最亲密的朋友之一，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而留下来的那些人，像约翰·库克，焦思苦虑地在饭桌旁和酒馆里争论，从道理和法律两方面来讨论"这一事件"，这是一场决定生死，甚至是永恒命运的专业交战。库克拒绝了坐马车躲到莱斯特（Leicester）附近的老家的提议。"我必须等候上帝的指引，"他回答说，这是他一生坚持的信念，虔诚地听从造物主的意旨。当议会的信使来到他的门前，递上羊皮书时，他正等在那里，吸着长烟管把事务所弄得烟雾缭绕。那是一个案宗，上面是他的名字，写着"准备起诉国王"。 约翰·库克肯定感到了一阵震撼，是那种每个律师接到有预感的案子时都会有的激动。那是一种自我的愉悦，因为别人认为你是最好（或者唯一）的人选来接手这个特别的工作。而焦虑又使人清醒，因为你的表现可能影响到你的职业生涯，或好或坏。但这个案子是前所未有的。它要建立一套规范程序来对王权统治者--国王进行有罪指控，而在那个轻信的年代，人们还相信皮肤病能够通过君主的触摸而被治愈，因为国王是上帝在英格兰、爱尔兰和苏格兰的代表。要是保皇党人重新掌权，审判国王的人都会被处以死刑。甚至没等到那时，库克就已成为他们刺杀的目标，城市里到处埋伏着被共和国剥夺了荣誉但仍拥有武器的保皇党。 除了这些人身危险之外，还隐现出一个专业上的难题：那时的法律思维根本找不到根据来起诉国王，国王就是法律，根据这个定义，国王不会做错事。英国的国王和王后及其政府对此深信不疑，律师们也将此奉为神旨。"国王即法律"（Rexislex），一个"国王审判国王"（RexvRex）的案件在定义上是自相矛盾的。另外，《大宪章》（MagnaCarta）保证每个辩护人都有一个由同侪组成的陪审团来审查，但国王怎么能有同侪呢？谁来审判国王呢？这个问题解决不了--所有的法官和大多数的律师都这么说。他们用行动表达了自己的意见--逃离律师公会，逃离这个致命的矛盾。 当库克将被任命为检察长的传言传到律师公会时，他在那几天里也能选择任何时候离开伦敦，他有一种被推上悬崖的感觉，因为他实在相当卑微：无论从级别还是家世还是从业经验来说，他都不是"大律师"中的一员。使他苦恼的不是害怕，而是一种自我怀疑，一个低级别的出庭律师被选中处理一件如此棘手的任务，可以胜任吗？但这个任命，像发生在他身上的每件事一样，是神的意志--他认为，他的卑微可能在某个层面上符合了上帝的意图。 约翰·库克40岁。他因其法律知识和智慧，以及远离趋炎附势的权力圈子的独立品格而备受年轻律师们的尊崇。他没有社会地位和家世背景，只是莱斯特一个穷苦农民的儿子，父亲顶着破产的压力支持他在牛津读书，他才能进入律师公会学习法律。这个年轻的律师，一开始负担不起在伦敦开事务所的费用，不得不跑到爱尔兰任职于托马斯·温特沃斯（ThomasWentworth）治下，赚足盘缠做了一次欧洲大陆旅行，在日内瓦和加尔文教徒（Calvinist）一起进行了一段时间的精神修行，然后才在格雷律师公会执业。他很快展示了当时少有的素质--正直。他的行事准则道德上正确，政治上却不正确，因而损害了他的职业生涯。 是什么使库克独一无二呢？他超越了他的时代，那时他就开始表达社会和法律改革的想法，出版成小册子在圣保罗大教堂（StPaul'sChurch）以及威斯敏斯特大厅各法庭附近的书店里售卖。这些小册子传递的观念在他的时代几乎就是一种空想：他呼吁除了谋杀和叛国之外，废除死刑；废除因欠债而关押的制度，废除在法庭上使用拉丁文……等等数百年来没人提过的改革。他第一个提出贫穷是犯罪的主要根源（所以因饥饿或绝望而犯罪的嫌疑人可以被判缓刑），而且也是第一个提出国家必须向穷人提供健康服务以及法律援助系统的人。他促请律师们免费处理百分之十经手的案子。这些想法并没有使库克成为行业领袖，因为它们触犯到大律师们的利益，遭到了他们的抵制。当时一些流行的小册子把这些律师称为"共和国的毒药和毛虫"，库克力促议会发布法令为律师的收费设置限制，但大部分议员本身也是律师，从自己的利益出发，他们是断然不会投票赞成通过这样的法令的。这些唯利是图的同行们被库克激怒了，库克使他们如芒在背。 简而言之，库克虽然受人尊敬却不受人信任。他去做自己相信是正确的事，而不是以流行的、政治上的考虑或者逢迎的需要为行事准则。他不会去取悦任何权势，不管是国王、议会还是法官们。起诉国王，这是件前无古人的重大事件，是一个冒险的选择。他之前从未说过赞同审判，之前一个星期他还在餐桌旁大声而简短地表达了自己对"普莱德清洗"（Pride'sPurge）和那些正在争夺权力的政治军事集团的观点："我认为他们都疯了。"现在他接下这个案子，被任命为"共和国副总检察长"（Solicitor-GeneraloftheCommonwealth）--因为议会已经无计可施，那些看起来更可靠的资深律师已经连人影都找不到了。 不过，作为"副总检察长"，库克只是负责搜集证据和撰写诉状，他甚至都没有资格在审判时发言。在所有对国王的重要指控书上签名的是总检察长（Attorney-General）威廉·斯迪尔（WilliamSteele），他才是公众眼里的检察官，起诉查理·斯图亚特（CharlesStuart）国王有罪，导致可能处国王以死刑的判决。斯迪尔的事务所也在格雷律师公会里，信使在那里把案宗的主导部分给他。在议会委员会看来，这个安排很明智--库克是一个有学识的热心的初级律师，他搭配庭上老手--能言善辩的斯迪尔再恰当不过了。只是议会没料到斯迪尔会临阵脱逃，他捎信给法庭，声称自己得了重病。 这是天意，于是约翰·库克开始担当起主导起诉的重任。离审判只有一个星期了。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就要看库克的了，他的任务是说服法庭，说服整个世界--无论是"君权神授"还是"君主的豁免权"，都不能允许压迫人民的一国之君逍遥法外。"逍遥法外"（impunity）这个词从库克的案宗里开始进入了历史，它表示暴君在施行暴政后不该再享有快乐和自由。议会信使手上的羊皮纸案宗，希望库克在这个新成立的高等法庭（HighCourtofJustice）建立这样的制度： 从此以后，不能再有首席长官或者地方官员背叛或者敌视人民，图谋奴役和摧毁英国人民，并且还妄想能逍遥法外。 在已经厌倦了战争的士兵们、议员们和老百姓们看来，这段话讲的原则证明了审判查理一世是正确的。这是一个防止未来的暴君虐待人民的办法，用它来宣布马基雅弗利（NiccoloMachiavelli）在《君主论》（ThePrince）一书中所主张的"统治者的罪责可以被赦免"的结束。当皮诺切特将军在350年后被宣布有罪时，更能显出这个在当时尚属崭新的理论的激进。在1649年，它显得如此超前，历史学家都无法理解库克的意图，他们把这当作克伦威尔权力政治的一种精心演练--一种"必要的残酷"。本来可以用更加方便、平静的方法来处理国王，比如用毒药或把他交付军事法庭，甚至在他想逃跑时开枪，直接要了他的命。发生在这场审判国王中的第一个奇迹是：它居然发生了，审判如期举行。第二个奇迹则是约翰·库克能在纷乱的两星期中，为君主的豁免权设下了一个阿喀琉斯之踵。 第一次内战起于1642年，查理一世在诺丁汉（Nottingham）挥起他的军旗，攻击议会的军队。战争持续了约四年，以查理一世被他的苏格兰同盟军卖给议会而结束。那之后，国王被软禁在王宫，紧接着发动了第二次内战。系列的起义、暴乱持续了1648年的整个春夏，终于战火被费尔法克斯（ThomasFairfax）将军和副手奥利弗·克伦威尔扑灭。杀戮还没有结束，查理一世又企图发动第三次内战，他计划通过苏格兰人（他与他们签定了秘密合约）以及爱尔兰的忠诚拥护者，加上死忠的保皇党和欧洲大陆天主教同盟军的新鲜力量，来镇压议会的新模范军（NewModelArmy）。君主政体在当时的观念中仍有着很强的基础。下议院中的多数派--长老会派（Presbyterian）议员还天真地相信，他们可以与国王分权来管理国家。但国王是根本不值得信任的。在军队及其下议院中的支持者看来，要阻止国王再次发起内战，只有一个办法。12月初，在费尔法克斯将军的同意下，普莱德（ThomasPride）上校率军开进威斯敏斯特，清洗了下议院：拒绝那些试图与国王和解的议员进入。此后到圣诞节（清教徒不庆祝这个节日）期间，军队和"残缺议会"（RumpParliament）在威斯敏斯特一起开始计划一个在英国和其他任何地方前所未有的设想--把国王推上审判席。 这个尝试在当时当地绝对是破天荒的一个冒险。按照1351年《叛国法案》（TreasonAct）（今天仍然具有效力），把国王推上审判席实际上是叛国行为。这种冒犯有广泛的含义："希望或者想象"一位君主的死亡，按照法令应被公开处死。如果叛国者是贵族，行刑会进行得很利索，刽子手一斧头就把他的颈椎砍断，像外科手术那般精确。他的四肢和腹部还在反射性地抽搐，行刑助手就提着贵族的头，冲着人群大喊："看，这是叛国者的头颅。"如果叛国者是个平民，就用尽所有想得出来的残忍招数折磨他们，比如悬吊、拖曳、分尸等。那些罪人会被一路倒拖着去往刑场，被强迫爬上梯子，吊上一段时间接受人群的嘲弄，然后在犯人还清醒的时候开始行刑。首先切除他的阴茎和睾丸，当着他的面摇晃。然后一把刀捅进肛门，熟练地勾出一些肠子，再用火把在他眼前点燃，恶臭熏天，受刑人的这种极端痛苦将被尽可能地延长，最后才是用大锤分尸，那些切断的头、手臂、腿和身体残片将被煮沸，用长矛挑着在城市的各种公众场合展览。法律书中记载这一令人作呕的仪式，用来威慑那些想要废除国王的平民。这也是为什么1月10日的那个下午，律师公会如此空空荡荡的主要原因。 接到起诉国王的案宗时，约翰·库克有没有预知到他将受到这番折磨？他的父亲艾萨克（IsaacCooke），在他事务所的一角，能够想象得到自己引以为豪的儿子死亡的恐怖景象吗？他的妻子弗朗西丝跪下祈求他的平安。格雷律师公会院子的另一边，总检察长威廉·斯迪尔躲在被子下面。在同一个律师公会的另一个事务所，将坐上审判席的法官约翰·布拉德肖的妻子，哀求丈夫别去送死。为了抚慰妻子，布拉德肖在帽子上绑了一圈铅丝来防范刺客的子弹。 约翰·库克不顾这些危险和朋友们的恳求，没有丝毫犹豫就接受了任命，他也没做任何预防措施。接下来的日子里，他开始准备起诉国王的证据，这也让他成为公众瞩目的人物--手写的死亡威胁信从事务所的门缝下滑进来，石头半夜从窗户外扔进来，保皇党的报纸（信使报[Mercuries]）纷纷对他挖根究底，这位新任的"副总检察长"马上成为刺杀的对象。信使报虽然在首都被禁了，但就像所有审查制度的后果一样，那只会增长它们的发行量。何况伦敦潜伏着很多刺客，一月份的长夜经常有雾，是谋杀行动的绝妙掩护。年轻律师们（库克的朋辈与曾经的学生们）把他团团围住，恳求他不要参与这件事情。其中的一个，詹姆斯·纳特利（JamesNutley），在公开场合哭求他的导师不要拿自己的生命和职业生涯冒险。库克回答道："他们把它交给我，我不能推脱，这你也是知道的。他们把它交给我了。"这话后来被归纳为行业"计程车规则"。 对查理一世的审判是一个历史性事件，影响不仅限于英国。在三十年欧洲大陆战争之后，欧洲众国家依照1648年10月签订的《威斯特伐利亚条约》（TreatyofWestphalia），在它们的统治范围内给了少数宗教和种族一些权利保证，但条约不适用于欧洲以外的君主专制的国家。这个国际法条约的基本原则是：一个侵犯自己的国民的自由的国王不能因此被推翻。但是，英国并不是这个条约的成员国。几个月之后，约翰·库克设计出一个去除君主豁免权的办法，他从普通法（commonlaw）、万国法（lawsofnations），以及圣经中引申出一个理论来终止世袭专政。这种思想，从洛克和孟德斯鸠的哲学演化而来，激励了法国大革命和美国独立战争。今天，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先驱思想的最新发展，在纽伦堡，我们用刑法来惩罚国家元首以及政治和军事领袖的战争罪和反人类罪。 库克的指控从一个基本的命题开始：英国的国王并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根据国家法律"受到委托的有一定权力限制的官员。这就表明，拥有无上权力的暴君查理一世可以是犯罪主体，因为他发动了对议会的战争，想要摧毁他本应保护的人民的自由和生活。查理一世应对其在1642年发动的战争给英国人民带来的重大伤亡负责，库克调用了现代战争法庭上所称的"指挥官责任"（commandresponsibility）的条款来证明这一点： 查理·斯图亚特一手制造并推动了上述血腥残酷、天理难容的战争，在过去是这样，现在亦然。他必须对这些战争中发生的所有叛国行为、烧杀抢掠以及其他一切对本国造成的破坏和损失承担责任。 海牙法庭对米洛舍维奇的指控传递了同样的信息--指挥官要对其命令引发的所有自然及可能的结果负责任。库克控告查理的罪名不仅仅是严重叛国，还包括其他的"严重犯罪"，他在最后的段落中写道：查理·斯图亚特被控告为一个"暴君、叛国贼、杀人犯和英国人民的公敌"。在结语部分，库克使"暴政"成为一项罪名，他发明的这项新罪名可以用来谴责当时欧洲大部分的君王，以及之后几个世纪里世界上那些当权的独裁者和专制统治者。 1月20日，星期六--在接手案子10天之后--库克在指控书上签字，这份起诉书使国王送了命，后来也让库克自己身首异处。那个下午，68名黑袍法官进入威斯敏斯特大厅，在公众面前开始了对国王的审判。120名士兵手持长矛，市民们挤满了公众走廊，这出震天动地的戏剧上演了。一位手持镇国宝剑（theswordofstate）的法庭书记员走在前面开道，布拉德肖法官走上主席台，他的座椅上铺着深红色的天鹅绒，椅子前的桌上铺上了庄严的深红色的垫子，上面印着议会的权杖。法官们坐在主席身后的几排长凳上，长凳上也铺着深红色的布。查理一世坐的椅子就在他们的正前方。检察官--约翰·库克立即站到国王座椅的右边。法庭开始响起低沉的"肃静"（Oyez）声宣告开庭，这声音在今天英国的各个刑事法庭还能听到： 肃静肃静肃静。凡与本庭相关之人，速来集合，各就各位。 人们等着观看一幅前所未有的景象：国王被带上法庭接受公义的审判。虽然有一些人--特别是士兵--想要国王补偿他们死去的战友的鲜血，但是大多数人的脑子里仍是那些"神圣陛下"的传统信念。当查理一世进场的时候，他还带着某种威严，士兵簇拥在他的两侧，权杖高举，护送着他走到台上他的座位。他没有戴锁链，没有明显的被拘捕的迹象--那些跟着他的卫兵可能原本就是他的随从。他的举止表现出他可不是一个普通的犯人，你看他，拄在王室家族的银尖拐杖上休息，眼睛眨也不眨地盯着法官，以拒绝脱帽来表示他对法庭的藐视。在那片刻间，他仍是一个大权在握的国王。 "查理·斯图亚特，英国国王……"布拉德肖法官的语气充满尊敬，声调平稳而礼貌，"英国下议院决定组成高等法庭对你进行审判，法庭将秉公听取对你的控告。" 接下来轮到约翰·库克出场了。他站起身，展开录有公诉词的羊皮卷--他以共和国副总检察长的名义在这份公诉词上签了字。他开口道："尊敬的主席……"，就在这时他感到肩膀被重重地敲了一下。国王用他带有华丽银尖装饰的手杖，打了库克一下。他命令道："等等！"想站起来说点什么，趁势又一次用手杖刺向这位"低等律师"来强调他的命令。 如果库克屈服了，审判国王这个事业可能就要半途而废了。但他没理会国王，继续在法庭上的陈述："尊敬的主席，本人受本高等法庭之命为完成……"在这个时候，他挨了国王的第三次杖击，由于用力过猛，杖上的银尖头都脱落了，滚到了库克的袍下，在他和国王中间的地板上嗒嗒作响。他们的眼神撞到了一起，国王点头示意库克弯腰拾它起来。但库克眼也不眨，更别说弯腰。他没理会身后这位被告席上的被告，面无表情又掷地有声地继续陈词： 我代表英国人民并且以他们的名义，向法庭控诉我身旁所坐的英国国王查理·斯图亚特构成严重叛国罪及其他严重罪行。 在库克极具杀伤力的话语下，国王好似退缩了，一下子从高高在上的国王变成一个暴躁的头发肮脏的犯人。在人民惊讶的注视下，国王慢慢地、费力地弯下腰捡起掉在库克脚下的地板上那银尖头。人群声中有叹息，库克在这个具有象征意义的时刻停顿了一下，然后才把控告书交给法庭书记员安德鲁·布鲁顿（AndrewBroughton）来正式宣读。 这个插曲的象征意义再明显不过了。国王--神圣的陛下，弯腰了，他在人权法律的权威下显得如此无力。在一个人人都留心迹象或征兆的敏感年代，这是个重要的信号。国王告诉他的朋友们那真是一个坏兆头，而报纸也纷纷报道查理一世不得不弯腰找回那银尖："这被认为是个不祥的预兆。"没有人想到这一前所未有的现象当真会发生，库克在那一刻的镇定和坚决在审判国王的开场便大大提升了人们的期望。现在这是一场对国王的真正审判了，国王没有任何的特权。这个历史时刻真正诠释了"不管你有多高高在上，法律在你之上"（Beyeeversohigh,thelawisaboveyou）的格言。也正是从这个时刻开始，约翰·库克永远不会被他的敌人饶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