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感——10

很多思想家都看到了这一点，但只有黑格尔试图融合两者。他把普遍的说成是“具体的”，他摒弃了实际的科学，因为它处理的是抽象概念，转而宣扬另一种潜在的、完全是更高级的科学，它在仍然是普遍性的同时，将使得科学家们（即形而上学家们）能够循着万无一失的步骤推理，一直到达具体事物的本质——也就是实际情况的核心，完全掌握具体现实的复杂性、完整性和丰富性，就像他们严密掌握演绎体系那样明确、详尽，在论证上同样确定无疑。这一怪异的悖论产生了一种心态，其中相互矛盾的属性——形式的与材料的；理论与实践；推理与直觉；此时此地的实际情形与彼时彼处的、被时空隔开的事物；思考与观察；实际经验与概括抽象；主体与客体；词与物——所有的一切都被宣布为一体的和不可分割的，是某种先验的智慧、自我觉醒的“精神”的对象，这种智慧或精神将取代所有企图依次处理现实的各种碎片（更糟糕的是仿佛每片都包含着一个整体）的那些蹩脚的零碎努力。然而，黑格尔只不过妄图用感觉上的魔术戏35法快刀斩乱麻地解决问题，就在这一努力中，黑格尔更进一步地暴露了他那个时代实证主义的夸大其辞的主张，它们将所有的知识都等同于自然科学方法，其最高点是由涵盖全宇宙、能够解释其中一切的概括性命题组成的体系。 我们这个时代的大部分乌托邦是这种实证主义的结果。当我们把一位思想家叫做不切实际的社会改革家，或者当我们指责某位历史学家对史实的说明不切实际、过于教条的时候，我们是什么意思？毕竟，没有一个现代的空想社会改革家可以被指控妄图违抗物理学规律。现代的空想社会改革家无视的不是万有引力或电磁学之类的规律。那么，着迷于那类大体系的人违反的又是什么呢？肯定不是社会学规律，因为甚至用最不严格、最印象式的“科学”步骤确立的这类规律都还寥寥无几。甚至过分相信社会学规律的存在，常常就是缺少现实态度的标志之一——实干家们每一次成功地向它们发起挑战，推翻又一个错误的社会学模型的时候，都说明了这点。这么说似乎更正确：成为空想的社会改革家，就是主张实际上走不通的路是可以走的，而且是从理论的前提出发坚持这点，悍然不顾实实在在的“现实”证据。拿破仑或俾斯麦在抱怨耽于理论的空谈家的时候，他们想说的肯定就是这个意思。 违背我们的意愿，使本来可取的计划在明智之士看来行不通，使仍然坚持实现它们的人容易被人称作可笑的空谈家、盲目的空想社会改革家的，都是些什么现实呢？毫无疑问，在争论什么可行什么不可行的过程中，我们常说这个或那个计划“必然失败”——也就是说，计划的根据是认为人的意志和人的组织会强大得足够实现这个或那个目标，而实际上这是做不到的，因为更强的力量将压垮和击败人的意志和组织。这些力量是什么？为什么像俾斯麦、索尔兹伯里勋爵、亚伯拉罕•林肯这样的人对它36们了如指掌，而完全着迷于理论的狂热分子却不了解它们？ 对于这个问题，至少下面这种答案肯定错了：因为俾斯麦掌握了这些狂热分子没有认识的规律，他和他们之间是牛顿或达尔文与前科学时代星相学家或炼金士之间的关系。并非如此。如果我们掌握了规律，支配社会或个人生活的各种规律，我们就可以像利用其他规律征服自然那样来利用它们，通过发明充分考虑到上面所说的那类力量——充分考虑到它们之间的关系和代价高昂的后果——的方法，在社会规律允许的范围内行事。但我们所缺的，恰恰是这样一门可靠的社会技术。没有人真的会以为俾斯麦比孔德这样的人对社会动力学规律懂得更多或掌握得更好。相反，正因为孔德相信这些规律而威廉•詹姆士不信，所以前者被指责为空想家。当我们说某种进程是不可避免的，当我们警告人们不要拿自己的意愿去和大势所趋的力量鸡蛋碰石头，因为人不能或不能以他们希望的方式改变后者时，我们的意思不是我们已经懂得事实及规律并遵循了它们，而是我们不懂；就是说我们知道在潜在的改革家可能指向的事实之外还有许多未知因素，我们察觉到它们的总体趋势，其确切的相互关系我们却无法阐明；如果行动的时候只把清晰可见的“上层”因素当做是重要或关键的，无视那未开拓的偏僻领域，就会使计划好的改革遭到挫折，甚至导致意想不到的灾难。当我们想到理想化的社会改革家在毫无成功希望地进行推翻制度或改变人性或国家性质的努力时，让我们觉得悲哀的不是这些人对于人们已经掌握了的规律视而不见、公然违抗，而是他们用关于部分事实的知识去解释一切；他们没有意识到也不承认我们的知识是多么有限，甚至连清晰可见和并非清晰可见的事物的关系这样我们还能指望拥有的知识，都无法用规律或概括的形式阐明；相反，他们伪称一切需要知道的都已经知道了，自己正睁大眼睛37在一种透明的介质中工作，面?的事实与规律摆得一清二楚，而不是在昏暗的光线下摸索前进——但实际上他们就是在摸索前进，人不可能不这么摸索着前进，在昏暗的光线下一些人或许比别人看得远一点，但每个人的眼光都是有限的，而且，他们就像雾中的领航员，必须依赖一种大体感觉，并有可能借助于前人用不同手法绘制的各种地图，以及对他们所碰到的情况只能提供最一般信息的工具，决定自己身在何处，如何在这样的气候、这样的水域中航行。 十九世纪的伟大体系建构者、黑格尔主义者、实证主义者，最重要的是许多马克思主义派别的最大和最不幸的错误之一，是以为如果我们说某事不可避免，我们就是要指出一条规律的存在。自然科学当中几乎不使用必然性的概念，在那儿把“必然”等同于“符合规律”大概是站得住脚的，也肯定是无害的；但在人类社会关系领域，情况似乎刚好相反。当我们谈及那些大到难以抗拒的力量时，我们的意思不是已经碰上了一条“铁的规律”。我们想说的是，关于某种情况有太多东西我们不知道，而只能大概地揣测，而且我们的意愿和掌握的手段也许并不足以有效地克服那些未知的因素，它们之所以危险，常常正是因为它们太难以分析。我们理所当然地钦佩那些政治家，他们没有妄称发现了规律，却能比别人更好地实现自己的计划，因为他们对这些未知和半未知的因素的特征，及其对各种实际形势的影响，有着卓越的感觉。他们是这样一些人：推测某种故意的人类行为对他们所面临的形势的具体结构会产生什么影响，然后估量这种结构，看自己或别人通过决心和行动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变它——由相互作用中的人的因素和非人的因素形成的结构——而不借助于法则或理论；因为涉及的因素处于清晰的科学图景水平以下，正是极其复杂、极其繁多、极其细微的一类，无法提炼38为一个优美的、可由数学处理的、演绎的自然规律体系；这类因素之所以“令人敬畏”、“不可违抗”、“不可避免”，正是因为其结构是不透明的。我们无法准确地判断这结构到底会有多大弹性，因为任何企图影响它的努力都是一次冒险，后果无法确切预料——而如果真的存在所谓的社会规律，并为我们所掌握，而且我们也掌握了那些我们所谓的“必然的”因素，情况就会和现实完全相反了。 将我们生活在其中的复杂难懂的介质等同于遵循客观规律的事物——而规律本身是明确的——与我们通常的习惯不符。对马克思主义者，甚至所有相信社会或个人生活完全由至少在理论上可以发现的规律决定的人们来说，人类比在前科学式的自豪里设想的更加软弱；人的行为是可以预测的，人原则上可以做到无所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