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感——2

众所周知，托尔斯泰的这些方面的特点在伯林眼光敏锐的研究《刺猬与狐狸》中有生动的描绘。但他在那篇文章中的主要任务，是对比托尔斯泰的艺术洞察力和才能，与其观点和个性的另一个颇为对立的方面，即渴望某种一元论的或统一的真理能够完全超越折磨着我们世俗生活的问题和困惑。而在这里相反，他是想表明这位小说家特别的文学才能对这篇文章主题的相关性，将它们不仅与致力于重建过去的历史学家，而且与参与世界实际事务的政治家以及所谓的“实干家”联系起来。因此，在《现实感》之后并对它的一些观点作了详细阐述的姐妹篇《政治判断力》中，伯林指出，与想像性作家的思想在某些方面类似的特点可以说在历史研究以及施行他所谓“治国术”的过程中都起了作用。就像受过训练的历史学家一样，能干的政治家也需要一种发达的能力以“用并非一概而论的方式评估具体情况”；一种经过精心协调的对社会生活不断变化的轮廓或层次的敏感，而且与此相关，还能本能地“直觉”到什么在实际上是可行的，在复杂的、常常难以把握的具体事实或环境中什么又是互相结合的，这些永远都是杰出的政治领导人超出常人的一些特点。伯林发现，那些“实践智慧”或天赋往往被那些系统化历史的人当作是随意的、“前科学”的方法，认为基xviii于理论原因已经不能再被接受，并且需要彻底改造或替换。但伯林也指出，他们所提出的一些改进方法，很少能让人觉得是对这一需求的令人满意的回答，他们所唤取的那些乌托邦式的实验最后造成的出人意料的结果——非常有讽刺意味——历史本身已经让我们再熟悉不过了。 总而言之，这两篇文章气势宏大，证明了作者非凡的知识范围及让人深受启迪的广阔视野。它们最初写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文中多有暗指的臆想社会理论和蓝图因此可以部分地看作反映了一个对极权主义意识形态极其敏感的时代最为关心的一些问题，而这种意识形态在政治领域中的影响持续至今。尽管如此，如果认为这些暗指在伯林的整个思想中仅有一些有限的或短暂的影响，那就错了。几乎从一开始，他就提防着一种被错置的“科学主义”的内在危险，以及它易于造成的界限的模糊；早期对认识论和语言哲学中的简单化倾向的抗拒，在某些方面预示了他后来对政治和社会理论中有影响的学说的反对。他一直认为，对促进了自然科学成就的那些方法表示敬意并努力加以学习，是正确的乃至可敬的；但将这些方法不加区别地延用到不相关的研究领域或很不相同的经验层次，则完全是另一回事了。我们看到，他认为某些十八世纪启蒙思想家以及和他们采取同样办法对待人类事务的人就是后一种情况。但这并不是他不满于这些思想家的观点的惟一理由，他在作品中时常流露出来的更广的怀疑，不能不让人思考他对整个启蒙运动的态度。在本书所收的其他文章中也可以感觉到他的一些本能的半信半疑态度。实际上，而且不同于有时人们所以为的，伯林并非不愿意表明自己在这个问题上公认的复杂立场。他公开赞扬了启蒙运动的代表们有勇气反对他们当时的许多罪恶，包括无知、压迫、xix残酷和迷信，而且拥护理性、自由和人类幸福等理想；他简洁地对一位访问者说 ① ：这把他推到了他们一边。但与此同时，尽管他对他们所代表的东西甚为仰慕，他还是认为他们倾向于教条地将假想——其来源常常是传统的——当作真的东西来接受，而这些假想并非不证自明。而且，根据他们所声称的对经验原则的尊重，他们本来应该质疑其正确性的。这其中包括关于统一的、基本不变的人性的各种具体观念，还包括各种紧密联系的、对存在某些人类在其生活过程中可以一致实现的普遍价值的信念。这些先入之见所引起的一些问题在《浪漫主义革命》中得到了讨论。伯林指出，十八世纪晚期浪漫主义的出现造成了当时思想气候的一次根本性变化，公认的标准和规范的客观地位受到了主观主义学说的挑战，这种挑战的方式在伦理学、美学和政治学领域有着巨大的反响。在为这一引人入胜的讨论做结论的时候，伯林指出观念之间的冲突的一个长期影响是，我们今天发现自己分别继承了两大传统，并往往“不自在地来回换脚”。但是他同样主张，浪漫主义运动所引入的新颖且具有颠覆性的观念无可争议地深化和丰富了对人和社会的理解，既暴露了启蒙运动遗产中的局限和缺陷，同时也为到那时为止还处于欧洲想像范围外的思想和情感开创了新的可能性。 伯林对以上这些不同观点的探讨，是与渗透他整个思想史研究方法的那种敏锐与移情的结合协调一致的。一方面他显示了一种非凡的能力，对那些常常与他个人最为同情的观点相反的思想和文化观念，可以做到从内部把握并领会其力量。另一方面他一直能迅速认识并准确地指出一些他已经作了非常生动的描述的立场当中潜在的不祥含义：不仅仅是潜伏在属于他所xx说的反启?运动的各种学说当中的非理性主义和侵略性民族主义的幽灵。由于后一种原因，关于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的文章快要结尾时的文字表明，他希望在善良的沙文主义和具有毁灭性的沙文主义之间划定界限，它们都是民族主义可能采取的伪装。他评论道，泰戈尔在这个问题上和在别处一样，努力不过分简单化地说出真理，也许正是如此，听从他的人相应地比较少，因为正如美国哲学家C.I.刘易斯所说的：“没有什么优先的理由认为，当我们发现真理的时候，它会是有趣的。”伯林带着赞赏的态度引用了这句话。尽管如此，在他自己所写的文字中，的确可以说真理最后都被证明总是有趣的。 帕特里克•加迪纳 这种是什么就属于什么地方、不能发生的就不会发生的感觉，据说蕴含了不可逆转的进程的观念，在此进程中，每样东西都属于它该属于的阶段，一旦被错误地置于错误的环境，就会“不合适”或者“不合拍”。 到现在为止，一直都还不错。我们不过承认了一些现实的标准的存在——我们有一些方法来分辨虚实、区分真正的山峰与状如山峰的云、真正的棕榈清泉与沙漠里的海市蜃楼、一个时代或文化真实的特点与想像的重构、可以在特定时期内实现的实际方案与也许能在别的而不是在所讨论的社会或时代里实现的方案。正是根据某条类似的原则，形形色色的历史理论家提出了各自的主张。对于莎翁为何不可能在古罗马时代创作《哈姆雷特》，黑格尔主义者会说莎翁的思想、情感和语言与希腊—罗马精神不符。马克思主义者大概会归之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者在罗马的发展情况“必然”造成某种文化上层建筑，维吉尔可以在其中活动自如，而莎翁就不能。孟德斯鸠会谈到地理、气候、不同社会制度中的“主导精神”；夏多布里昂会说是5基督教造成的不同；戈宾诺讲种族；赫尔德讲民族精神；泰纳讲种族、环境和契机；斯宾格勒讲相互排斥的各个文化与文明自身包含的“形态学”；等等。空想、脱离时代、不现实、当“逃避者”、不懂得历史、生活和世界，就是没有把握每个学派提出的一套特殊的规律和公式，这是理解他们对必须以事实上的方式而不能以别的方式发生的事情的解释的“钥匙”。所有学派的一个共同点就是相信存在一套秩序和一把理解它的钥匙，一种事先的设计——事件的一种几何学或地理学。那些理解它的人就是明智的，那些不理解的人则是在蒙昧中迷失了方向。 然而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这里还是有些让人奇怪的东西。在理论上，因为迄今为止还没有哪一次为历史提供这么一把“钥匙”的努力获得了成功。无疑，通过强调以前一直被忽略的因素，过去的情况得到了很多有价值的说明：在孟德斯鸠和维柯之前，风俗习惯、制度设置、语言、语法、神话、法制系统、环境影响和其他平常无奇、连续不断的偶然因素等等，所有这些在解释人们为何如此行事——而且实际上作为工具，揭示相对遥远的时空中人们的世界观，他们的所感所言，为什么和怎么样，有多长时间，达到什么效果——上的重要性，大多没有被认识。马克思教导我们要更加注意个人经济和社会状况的影响；赫尔德和黑格尔要我们重视表面上多样的文化现象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制度的生命力；涂尔干使我们更注重非有意形成的社会模式；弗洛伊德让我们重视个人经验中非理性的和无意识的因素的重要性；索列尔和荣格教导我们重视社会行为中非理性的神话和集体情感态度的重要性。我们学到了很多；我们的视角变了；我们从新的角度、基于不同的观点看待人和社会。导致这一切变化的各种发现属于真正的发现，它们改写了历史。 但是“钥匙”我们并没有掌握。我们不能像在天文学甚至地6质学中那样，根据给定的初始条件，有信心重建和推算一种文化、一个社会或阶层、一个人或一个群体的过去或将来——除非是在某些极其罕见的、非正常的、存在极大差别的情况下，也就是在借助众多特殊假设和附带条件，直接观察比那些科学推导的尝试更经济、能提供更多知识的时候。如果我们自问，哪怕是根据有关其最近的过去和后来的知识，我们对某种文化的某个时代或者某种人类行为模式——比如一场战争、一场革命、一场艺术或科学上的复兴——到底能说出多少，我们肯定只能回答：几乎什么也说不上来。没有一位史学家，无论他多么精通社会学、心理学或某些形而上学理论，会尝试用这样一种推理的方式写历史。黑格尔以他反经验主义成见的勇气企图这么做，其结果甚至连他的追随者都觉得有错；斯宾格勒也是这样：他坚持认为，希腊城市的街道都造得笔直，彼此以直角相交，是因为希腊人具有几何学精神；结果他很容易就被证明是在胡扯。历史理论家肯定觉得自己是在给历史学家装上翅膀，使得他们能很快跨越广阔的领域，令靠经验行事、一步一个脚印搜集事实的人望尘莫及；然而，虽然这些翅膀已经提供给我们一百多年了，到现在都还没有人飞起来过；正如彭加勒在类似情形下所说的，那些想这么干的人，没有好下场。企图用机械化和大规模生产的方法替代文物专家及历史研究者缓慢的手工劳动的努力统统都已经破产；我们仍然靠这些人耗费毕生精力从实际的证据碎片中不辞辛劳地拼凑知识，无论证据把他们领向何方，无论他们觉得其模式多么曲折陌生——或者他们根本就没有模式的意识——他们都服从证据。与此同时，那些翅膀和机械却在博物馆的架子上蒙尘，成了过分野心和无用幻想而不是智力成就的范例。那些伟大的体系建构者们在他们的作品中既表达又影响了7人类对世界的态度——看待各种事件的方式。形而上的、宗教的、科学的体系和态度改变了着重点的分布，也改变了对于什么是重要的、有意义的或可钦佩的，什么又是遥远的、野蛮的、无关紧要的等等的感觉——深刻地影响了人类的概念和范畴，人们看待或感受和理解世界的眼光、对世界的见解——但并没有如它们宣称的那样完成一门科学的工作、揭示新的事实、增加我们的信息量、揭露无可怀疑的事件真相。我们一如既往地坚信人、事、物出现于何时何地都是必然的、不可改变的，而另一方面我们对乌托邦和时代错误的感觉仍是那么强烈；但我们对具体历史规律（我们可以用它们构思出一门科学）的信心，并不是那么足，甚至在钻研这类课题的一小部分人中间也是这样——如果他们作为史学家或实际行动者的行为可以为证的话。因此，在先的不可能起源于在后的；我们不相信能够“回到过去”，不可能是因为害怕违背某条或某些具体的历史规律。因为，对这些规律的存在持相当怀疑的态度的同时，我们对企图重现昔日荣光的罗曼蒂克式的努力的荒谬性却深信不疑。所以，后面这种态度不可能取决于前者。那么，必然的“历史进程”、抗拒所谓不可抗拒者的愚蠢行为——我们这些观念的内容又是什么呢？ 对人类自由行动的局限性——由自然或人类身心官能当中不可变或几乎不可变的规律性造成的阻碍——的切实考虑影响了（一定程度上也迫使）大多数十八世纪思想家，和后来十九世纪的、一定程度上还有本世纪的受过启蒙的观念，使人们认为建立一门真正的历史经验科学还是可能的，即便永远不能精确到能使我们在具体条件下预言未来或推想过去，至少能通过处理大量数据，依靠丰富的统计信息的比较，指出譬如社会和技术发展的大方向，让我们能够取消一些革命和改革计划，证明它们是脱离时代的，因此也是空想的——不符合社会发展的“客观”方8向。假如十九世纪有人认真考虑要回归前拉斐尔时代的生活方式，无需讨论那是否值得，只消这么说就够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工业革命实实在在已经发生过了，不可能再夷平工厂、把规模巨大的工业变回小作坊，就好像这些历史造成的发现、发明和生活方式的变化从来就不曾发生；知识和文明已经进步了，生产和分配方式已经发展了；不管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人的智慧和力量皆不足以使像自然的伟大统一性那样难以控制的进程转向。关于这个进程真实规律的内容，或许观点各异，但大家都同意确实存在这样的规律；无论试图改变它们还是行事时无视它们的决定性作用，都是荒唐的白日梦，是幼稚地希望以异想天开、无所不能的童话规则代替科学规律。 我们知道，十八世纪中叶毁灭里斯本的大地震，动摇了伏尔泰对人类必然进步的信仰。同样，我们所处时代的大规模毁灭性的政治动乱，使人极大地怀疑能否建立切实可行的人类行为科学来指导实干家们——无论是工业家、社会福利官员还是政治家。显然必须重新考虑这个问题：建立一门精确的社会行为科学只是个时间和才智的问题——看来这种设想不再是不证自明的了。这一科学应该寻求什么方法？显然不是演绎式的：没有现成的公理，从中可通过公认的逻辑规则推导出所有人类行为。甚至最教条的神学理论家也不会夸这样的海口。那么是归纳式的吗？以调查收集的大量经验数据为基础得出的规律？或者以不太容易适用人类社会事件复杂性的“假说—演绎”方法为基础？理论上，这些规律无疑应该是可以发现的，但在实践中看起来就不是那么有希望。如果我是一个在紧急关头面临痛苦抉择的政治家，我大概不会觉得做下面这些事情有什么用——即使44我花得起那么长时间等待答案：雇用一批政治科学家，为我从过去的历史里搜集各种和我的情况类似的事例，我或他们要概括这些事例的共同点，由此得出人类行为的有关规律。可用来进行这种归纳的——或者为了建立用以系统化历史知识的假说的——事例的数量有限，因为人类经验无比多样；进一步从这些事例中剔除所有那些各自独有的东西，只保留共同的东西，就只会剩下一点非常单薄的、经过概括的残渣，因为实在太不具体，根本无助于解决实际困境。 显然，重要的是全面了解一种具体情况的特殊之处，特定的人物、事件和危险，在特定时间特定地点起着积极作用的特定的希望和恐惧：1791年在巴黎、1917年在彼得格勒、1956年在布达佩斯、1968年在布拉格或1991年在莫斯科。我们不必系统地考察这些事件同其他事件、其他情形有什么共同之处，它们或许在一些方面相像，但也可能恰恰缺少在特定时间、特定地点造成差别的那点东西。如果我正拼命开车赶路，突然碰到一座摇摇欲坠的桥，必须马上判断它是否能承受我的重量，一些工程原理的知识这时无疑是有用的。但我还是等不及停下来勘察计算。对处于危机中的我有用的知识一定已经激发起了一种半本能的本领——就像在阅读的同时我能够不必知道语言的规则一样。当然，在工程学中，一些定律毕竟还是可以系统化地表述出来的，即便我们不必一直把它们记在脑子里。而在政治活动的领域，定律实在是少之又少：手段就是一切。政治家——就像汽车驾驶员——之所以能获得成功，是因为他们不从总体上考虑问题，也就是说，他们根本不问一种特定情况在什么方面与人类历史长河中的其他情况相似或相异（而这是历史社会科学家或穿着历史学外衣的神学家，如维柯、汤因比等所热衷的）。他们45的长处是能抓住构成这一具体情况的各种特性的独特组合——只是这一情况，而不是别的。他们所谓的能力就是能理解一次特定运动、一个特定人物、一种独特事态、一种独特气氛，以及经济、政治、个人因素的具体结合等等的性质。而且，我们并不太相信这种能力真的可以教会。 比如，当我们说到对某些事情的异乎寻常的敏锐，我们就诉诸比喻。我们说一些人好像长了触角，用来向他们传递某种具体的政治或社会情况的轮廓和结构。我们说有的人具有不错的政治眼光、嗅觉或听觉，有的人具有可以由爱心、野心或仇恨激发的一种政治直觉，有的人有因为危机和险情而变得敏锐（或相反变得迟钝）的感觉，经验对这些来说是关键的，这是一种特别的才能，可能和艺术家或创造性作家的天赋不无相似。我们不是指任何玄妙的或超自然的东西；我们不是指能够洞察平常头脑无法把握的东西的神眼；我们说的是其作用方式再平常不过、完全是经验的和准美学性的一些东西。 我们所说的才干首先需要一种整合大量混淆在一起的、不断变化的、多姿多彩的、转瞬即逝的、始终互有重合的信息的能力，它们数量太大、变化太快、相互混合得太厉害，所以不可能像对付大量蝴蝶那样一只只地捉住、用钉子固定然后加上标签。在这个意义上，整合就是将信息资料（通过科学知识，同样也通过直观感知）视为某种统一模式中的基本要素，彼此牵连，各有涵义；将它们视为过去未来各种可能性的征象；就是实用地看待它们——按照你或别人如何能够处理、将怎么处理这些信息资料，反过来它们又如何能够影响、将怎么来影响你或别人来看待它们。在这个意义上，把握一种情况就需要用眼去看，获得一种和相关信息直接的、几乎是感官的接触，而不只是认识它们的总体特征、对它们进行逻辑推演、作分析、得结论、构建有关它们的46理论等等。 能做到这点在我看来是一种天赋能力，类似于一些小说家的禀赋，它使诸如托尔斯泰、普鲁斯特等大作家传达出一种对生活本质直观的敏感；不只是记录混乱经验流的感觉力，而是?种高度发达的辨别力，无论从作家本人还是从所描写的人物的观点出发，都能一针见血，分辨出真正重要的东西。首先，这是一种敏锐的感觉，能把握哪些东西彼此适合、哪些东西是有渊源关系的、哪些东西是有因果关系的等等；懂得相同的事情在不同观察者看来如何不同，这又会对他们造成什么影响；知道人类和地理、生物、心理等等非个人力量打交道的各种具体情况的大致结果。这是一种对质量上的而非数量上的东西的感觉，是对具体的而非总体的东西的感觉；这是一类直观，不同于描述、计算或推理的能力；人们对它有各种叫法：天生的睿智、想像性理解、洞见、有眼光，甚至是容易让人误会的“直觉”（危险地暗示了某种几近魔法的能力），与它们相对的是一些迥然不同但也很了不起的优点，如理论知识和学养、广闻博学、推理和归纳的能力、智力上的天赋，等等。 我力图描述的才能是成功的政治家——不管他们是邪恶的还是高尚的——对社会生活（或就此而言的个人生活）所具有的特殊理解力。具备这种才能的有俾斯麦（上世纪赋有可观政治判断力的政治家的突出典型）、塔列朗、富兰克林•罗斯福，此外还有加富尔、狄斯累利、格莱斯顿、土耳其之父基马尔等人，伟大的心理小说家们同样具有这种天赋，而它在更具备纯理论天才的人，如牛顿、爱因斯坦、罗素甚至弗洛伊德身上就明显欠缺。甚至列宁的情况也是这样，尽管他给自己压上了沉重的理论负担。我们把这类能力叫做什么呢？也许叫实践智慧，或者实用47理性，反正是一种知道什么“行”、什么“不行”的感觉。首先，这是一种综合的而不是分析的能力，是获得某类理解的能力，就好像训兽员对动物、父母对孩子、乐队指挥对乐队的那种理解，与化学家对试管里药品的了解，或数学家对数学符号所遵循的规律的了解相反。缺少这种能力的人，无论他们拥有别的什么品质，无论他们多聪明、博学、富于想像、善良、高尚、迷人，无论在别的方面多有才干，要说他们政治上愚蠢，那是不错的——就此而言，奥地利的约瑟夫二世是愚蠢的（比起很多人，比如和他同时代的腓特烈大帝及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他在道德上当然更胜一筹，而那两位在达到自己的目的方面要成功得多，对人类也要亲近得多）；同样地，至少在实现积极目标方面，清教徒、詹姆士二世、罗伯斯庇尔（就此而言，希特勒等人最终也同样）被证明是愚蠢的。 那么，奥古斯都皇帝和俾斯麦明白，而克劳狄皇帝、约瑟夫二世不明白的，是什么东西呢？ 连怎么才算是一个满意的答案都拿不准，更谈不上考虑什么是正确的答案了。只有当我们陷入这种内心困惑，当问题显然不管在多复杂的层次上都无法完全依靠经验解决，当问题也不能通过仅仅运用演绎的技术手段（理论上可以由一台电子装置执行）解决时——只有在这个时候，我们遇到的才是一个真正的哲学问题。 或许，对一个问题的缜密思考和认真阐述会将其归到中间堤道两边两条大路中的一条上去——会指出它或者是一个经验的问题，应该由现有科学中的一个部门或尚待建立的一门新科学来适当解决；它或者是一个逻辑的、数学的或其他种类的演绎问题。哲学就是这样逐渐地抛弃了曾在不同时期困扰它的大量问题。心理学和社会学问题是其中最新近的，而且很快逻辑本身无疑也将像数学一样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分离出来，远走高飞，58只把它的“基本”问题——这些问题本身无法以纯逻辑方式来分析——留给一切问题的伟大源泉：被哲学问题困扰的头脑。 只要真正哲学问题的首要标志是它本身之中没有解答自身的技术手段——因此首要的困难就是确定我们问的是什么、困扰我们的是什么、究竟哪种答案我们才会认为是对问题的正确解决而不是与解决问题毫不相干的（且不考虑它们的真伪）——这些问题就不可能通过组建一支专家队伍来回答，即使他们相当聪明、勤奋、投入，有能力着手进行必需的半机械性的工作，正如按部就班的科学家或史学家无需最高等的灵感、天才或独创性就能干工作，甚至也能教别人在不需要这些非凡品质的情况下从事有用的劳动。 哲学的主要成功之处不在于发现新技术，为以前提出而没有得到充分回答的问题提供答案——就像牛顿回答了他以前时代提出的、但前人回答得不够巧妙或根本就没有回答的问题。哲学的主要胜利，是由做到了下列两件事之一的思想家们取得的：或者是（1）重新阐述了问题。他们自己拥有同时也使别人确立了对整个世界或其中某一部分的新眼光，它本身就能将心智从类乎思维钳制的状态——这是最初问题之所在——中解放出来，并容许一种我们称为新综合的方法，以及对相关实体之间关系的一种新洞见，它自动地、自然而然地解决或消解了最初的问题；或者是（2）做得刚好相反，即当发现某种情形下对问题的某些武断回答被人们信以为真时，他们就以某种强烈震撼的手段颠覆了以前存在的“综合”，迫使别人注意一种新的、令人不安的观念，它在人们原先感到满足的地方引起了使人痛苦的问题，在人们原先盲目和无动于衷的地方使他们困惑不安。 这两种过程既完全不同于依赖经验的科学家的程序，他们增加了我们对外部世界的知识；也完全不同于逻辑学家或数学59家的程序，他们增加了如何安排我们实际知识的知识或技能——但人类当然没有哪一种活动是完全不同于其他活动的，哲学家们已掌握的那些综合的或分析的、联结的或分解的非凡能力在别的每一人类思想甚至情感领域都起着作用。然而，在哲学与别的研究之间的确有一点根本的不同。我并不想暗示，在科学或史学中，认真的观察、耐心地积累事实、巧妙熟练地运用过去已证明是成功的技术，再加上经验或想像所启发的改进，依靠这些进行研究就已经足够；简而言之，我并不是说，技艺、专心、诚实、精力和目标的固定等等已经足够，不需要出自灵感的猜想和天才的突然洞见。但在这些领域中取得进步，仍然可能不需要灵感、不需要天才想像力不可预知的飞跃。一旦一门科学被置于理性的、不变的基础之上，一种观察、研究、提出假说和进行试验的技术成功地得到精心完善，伟大的先驱者们便能够向天赋较低的、进取心较弱的其他人传授正确的程序。稍低于最高等级的道德和智力上的天赋的结合常常能产生有益的结果，在许多重要的方面推动知识的进步、传播理性的光明。一个并不富有想像力的史学家，编写了一部用力极勤的，比如说关于某一特定地区某种工业的发展史，或中世纪晚期地中海某一地区战争艺术的发展史，他或许并没有做什么独创的或可观的事情，但他为知识的积累做了贡献，他的东西别人可以用来组织更雄心勃勃的模式，因为他所做的事不仅不是浪费，而且以它特有的卑微方式体现了正面价值。但在哲学里却不是这样。在严格意义上的哲学中，不存在被人认可的技术，如果没有灵感就不可能取得进展；与他人携手，作为一个团队一起工作，把已证明是可行的方法机械地或类乎机械地应用到新的课题上去（比如一些自然科学的情况），或仅仅是为某个更强有力、更富于想像的头脑准备材料，就像史学的情况——所有这些对哲学来说，都是60毫无价值的。 哲学并不像科学那样涉及发现事实、整理事实、从事实中推断另一些事实，也不像形式学科那样涉及符号模式的组织。哲学从事的是系统阐释真正的问题——之所以是真正的问题，仅仅是因为觉得它们?真正的问题，而且是通过由问题本身的性质、由它提出的那类要求、由它造成的那类困惑所决定的专门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最杰出的哲学家们对问题的阐述和解决，是通过改变看待问题的角度；是通过转移重点、通过置换、通过转换被迷惑者的视角，使他们看到以前看不到的差别，或者认识到他们曾十分强调的差别实际上并不存在，或是出自混乱或缺乏洞见。 现代哲学最伟大的革命者——笛卡尔——对哲学史的改变，不是通过耐心地积累事实，或试验、观察，或不断的尝试、犯错，而是通过一次翻天覆地的反抗行动。他的新方法——且不论他是怎么发现它的——使那些把它作为知识之源接受下来的人发现，经院哲学那些恼人的问题与其说是被解决了，不如说是被变为不相关或毫无意义的了，或者被证明是一派胡言，它们依据的所谓事物的不同属性本身就源自对词语或概念的机械运用，并没有分析它们应用的对象，以及它们在其中有用或有意义的具体环境。牛顿引起近代物理学革命，是通过将以前互不连贯的结论整合成一组极其重要的基本定律，后人由此作了极为丰富的推演，使其成为我们时代推动人类知识增长的一个最有力的工具。而笛卡尔并没有进行什么整合，没有简单地把一定数目的相互隔离的真理换成了一个或一些基本的、一体化的定理，别的东西都由此推演而来；相反，笛卡尔改变了一直以来看待哲学、形而上学和神学问题的角度，并由此产生了一批新问题，其中一些注定会以他本人所使用过的方法被替代和消除。61哲学难题之所以产生，是因为概念、词语、思想以及系统阐述和论证世界与自身的方式之间发生了某种特殊的冲突。之所以产生这类冲突，是因为在这些或那些思想或符号的某些早期的不完全有意识的阐述或使用中本来就存在某种矛盾；或因为关键词已经陈旧过时——当与它们密不可分的具体环境不再存在时，还继续被使用；或因为它们已经成了形而上学或神学这类行当的研究对象，这类学问容易发展出那种概念或词语，却并不注意它们产生、应用同时也参与作用的具体情况，因此容易造出自成一派的、包括了那种概念的神话，因为这类神话与那个它们只有置身其中才算真正有意义的世界不再相关，所以它们迟早要变成困惑的来源——常常是莫名其妙的噩梦，为什么会有这东西谁都记不清也道不明。这是中世纪许多时候经院哲学的情况，但将近十六世纪末，这种情况尤甚，当时一些经院哲学家已经在某种意义上对他们所做的事情失去了兴趣，主要是因为不再理解为什么要殚精竭虑地摆弄那些空洞的神圣符号，他们的活动这时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了费劲而无意义的行为。 Cabet，tienne卡贝，埃蒂安91，149 Calder n de la Barca，Pedro卡尔德隆•德•拉•巴尔卡，佩德罗249 Campanella，Thommaso：The City of the Sun康帕内拉，托马索：《太阳城》78 capitalism资本主义85—87，90—91，99—100，103，149，156 Carlyle，Thomas卡莱尔，托马斯148，188，200 categorical imperatives绝对律令178—179，244—246 Catherine II（the Great），Empress of Russia叶卡捷琳娜二世（大帝），俄国女皇47，49 causality：in history历史中的因果性4—5 Cavour，il conte Camillo Bensodi加富尔32，47，51 Chartism宪章运动95，148 Chasles，Philar te沙斯勒，斐拉雷特231 Chateaubriand，vicomte Fran⒚ois Ren de夏多布里昂5，189 Chatterton，Thomas查特顿，托马斯198 Chekhov，Anton P.契诃夫，安东•P.212，223 Chernyshevsky，Nikolai G.车尔尼雪夫斯基，尼古拉•G.110，214，218，220—221，226，229 Chizhevsky，Dmitri，奇热夫斯基，德来特里210 choice（human）（人类的）选择176—177，191，235—238，243，247 class conflict阶级斗争：in Fourierist doctrine傅立叶学说中的88；P cqueur on佩克尔论91—92； Blanqui on布朗基论96；in Marx s doctrine马克思学说中的98，100—101，125—126，141—144，147，149，154—155，165；and liberal reform与自由主义改良，105—106，108—110，131—138；and moral values与道德价值126；in Russia阶级斗争在俄国160；and political control与政治控制252—255；see also‘bourgeoisie’另见“资产阶级” Claudel，Paul克洛岱尔，保罗250 Claudius，Roman Emperor克劳狄，罗马皇帝47 Colbert，Jean Baptiste，marquis de Seignelay柯尔贝，让•巴蒂斯塔42 Coleridge，Samuel Taylor柯勒律治，塞缪尔•泰勒200，257 Collingwood，Robin George柯林伍德，罗宾•乔治xv commitment责任：as phenomenon作为现象196—197，230；and Belinsky s aesthetics与别林斯基的美学204—212，220—221，224，226—229；and SaintˉSiˉmonism与圣西门学说216—217，221；Turgenev and屠格涅夫与217—219 common sense常识25，32 communal ownership公共所有权78—79 ‘Communist League’（German）“共产主义联盟”（德国）154 Communists共产主义者：suppress intellectuals对知识分子的镇压76；after First War一战之后113；authoritarianism权威主义114—115；在俄国195；and naˉtionalism与民族主义251 competition（economic）（经济）竞争85—87，90—91，100 Comte，Auguste孔德，奥古斯特：and Marx与马克思xiv；cosmoloˉgy宇宙论3；and scientific method与科学方法34，37，42，49，52；follows SaintˉSimon追随圣西门84；doctrines学说119，134，140，216 Comtists孔德主义者9，37 Condillac，tienne Bonnot de孔迪亚克172 Condorcet，M.J.A.N.Caritat，marˉquis de孔多塞xiv，136—137，174 conformity服从74—76 Conrad，Joseph康拉德，约瑟夫262Consid rant，Victo Prosper孔西德 朗，维克多•普洛斯普88 Constant，Benjamin贡斯当，本杰明95，191，198 Corneille，Pierre高乃依，皮埃尔249 Cortez，Hernan科特斯，埃尔南172CounterˉEnlightenment，the反启蒙运动xx Cousin，Victor库辛，维克多198creation（artistic）（艺术）创作178Creighton，Mandell，Bishop of London克雷顿，曼德尔，伦敦主教26 Cremer，William克雷默，威廉140Cripps，Sir Stafford克里普斯爵士，斯塔福德255 Crosland，Anthony科洛斯兰德，安东尼254 Cynics犬儒主义者169 Dante，Alighieri但丁，阿利基耶里196 Darwin，Charles达尔文，查尔斯36，42，49 Darwinians达尔文主义者8—9 David，Eduard大卫，爱德华143，154 Decembrists十二月党人202 deductive thinking演绎思维57—58 Descartes，Ren 笛卡尔，热内61，64，120，180，239 Despotism（enlightened）（开明）专制主义237 determinism决定论2，23，236Deutsch，Leo多伊奇，列奥110 dialectical materialism辩证唯物主义9，140 Dickens，Charles狄更斯，查尔斯213 dictatorship of the proletariat无产阶级专政103—104，159 Diderot，Denis狄德罗，德尼79Diggers（sect）掘地派79 Disraeli，Benjamin狄斯累利，本杰明47 Dobrolyubov，Nicolas A.杜勃罗留波夫，尼古拉•A.214，217，220—221doctrine：suspicion of对教条的怀疑31—32 Dostoevsky，Fedor陀思妥耶夫斯基，费多尔18，20，88，144，188，205，211，216，226 Dreyfus，Alfred德雷福斯，阿尔弗雷德127 Druzhinin，Alexander V.德鲁日宁，亚历山大•V.205 Dumas，Alexander大仲马198Duns Scotus邓斯•司各脱64，74 Dupleix，Charles Fran⒚ois杜布莱，夏尔斯•弗朗索瓦116 Durkheim，mile涂尔干，埃米尔6Eccarius，George埃卡留斯，乔治116，140 Einstein，Albert爱因斯坦，阿尔伯特47 Eisner，Kurt埃斯纳，库特113 Eliot，T.S.艾略特，T.S.34，35n，212，250 lites（social and political）（社会和政治的）精英253—2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