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感——1

编者前言 1………………………………………………………… 导言（帕特里克•加迪纳） 1……………………………………… 现实感 1…………………………………………………………… 政治判断力 45…………………………………………………… 哲学与政府压制 61……………………………………………… 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 86…………………………………… 马克思主义和十九世纪的国际工人协会 128…………………… 浪漫主义革命：现代思想史的一场危机 189…………………… 艺术的责任：一份俄国遗产 221………………………………… 康德：一个鲜为人知的民族主义源头 269……………………… 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与民族意识 289………………………… 索 引 310……………………………………………………… 译后记 338……………………………………………………… 在过去六年中，我有幸收集和编辑了以赛亚•伯林过去六十多年里大量未发表的作品：论文、致辞、演讲、广播稿和讨论（这些种类当然彼此也有重叠）。我掌握的原始资料包括有时很难懂的手稿、打字稿、录音（常常没有稿子） ① ，以及后来没有保存下来的那些录音的准确性各异的转写稿。我收集起来准备有选择地发表的打字稿在文字量上（大概有一百万字）几乎和伯林迄今已发表的作品相当。 从汇集的这些材料中抽出来的、分别关于约瑟夫•德•迈斯特和J.G.哈曼 ② 的两篇专题长文已经出版，本书所选的九篇文章也出自这些材料。它们与之前的文章有三个相同的特点：第一，它们是以差不多已完成了的手稿的形式存在的，如果不是全部的话，大部分手稿在写作的时候伯林还是认为能够发表的，但出于某种原因最后并未出版。第二，在我看来，并且在其他读过的人看来，恰当地说，这些文章完全应该加入伯林已发表的作品当中去。最后，它们在主题上都是相互关联的，都以实例说明了他对观念及其历史的核心关注，正如我给这本书所加的副标题ix所表明的。我的希望是，更多未发表的材料在不久都会顺利面世，而且伯林更多的已发表但迄今未成集的作品能够结集出版。还有，除了少数例外——主要是他关于苏联和犹太复国主义的文章——现在这本书，加上以前的八本 ③ ，能够完整地收集他写得比较成形的、相对较长的文章。 我现在谈谈这些文章的来源。《现实感》是首次伊丽莎白•卡特尔•摩罗讲座的基础，1953年10月9日在马萨诸塞州北安普顿的史密斯学院以《史学中的现实主义》为题发表；其中讨论的一些问题伯林已经在别的文章，比如《刺猬与狐狸》、《科学历史学的概念》等作品当中有所涉及，但这是他对这个问题的最明确讨论，显然在这本集子中值得占一席之地。《政治判断力》一文和《现实感》有某些关联点，不过完全是从政治学的角度出发；这是1957年6月19日在英国广播公司（BBC）的第三套节目首播的一次谈话（以《思考政治》为题的七次系列谈话中的第六次）：文章内容是基于事先准备的讲稿和广播录音之上的。《哲学与政府压制》是一次演讲，是为一个主题为“人类思考和表达的自由”的系列讲座准备的，这个讲座是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建校两百周年纪念活动的一部分；演讲时间安排在1954年3月24日，但最后伯林并未能参加。《社会主义与社会主义理论》与其他各篇都不一样，它一写出来就发表了：首次发表在《钱伯斯百科全书》（伦敦，1950：纽恩斯出版社；纽约，1950：牛津大学出版x社），经过修改后又发表在同一部书的下一版里（牛津、纽约等，1966：帕格蒙出版公司）；现在的版本加入了为新一版百科全书所作的修改，但这个新版本并没有问世，它被收入本书部分是因为它以前从未被收入文集，部分也是因为它的主题合适。《马克思主义和十九世纪的国际工人协会》是1964年在斯坦福大学第一国际工人协会一百周年纪念会议上发表的演讲的基础。《浪漫主义革命》是为1960年在罗马的一次会议而写的，在那儿是经过意大利语翻译后发表的：在本书长久的酝酿过程中，此文的意大利文版发表在斯蒂芬•鲁克斯所编的伯林文集《在哲学与观念史之间：传论式访谈》（Tra la filosofia e la storia delle idee：intervista autobiografica）一书中（佛罗伦萨，1994：庞特•阿尔•格拉齐出版社），英语原文的荷兰语和德语译稿分别发表在《关系》和《国际文学》上。《艺术的责任》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早期最初在美国所做的一次谈话的修订版。《康德：一个鲜为人知的民族主义源头》是首次胡马云•卡比尔纪念演讲，1972年在新德里发表。《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与民族意识》也是1961年11月13日在新德里一次纪念泰戈尔百年诞辰的大会上发表的。和以前几本书的情况一样，我得到了一些学者慷慨的、不可或缺的帮助，我非常感谢他们。帕特里克•加迪纳（他还为本书写了精彩的导言）和罗杰•豪泽尔阅读了我选出来的所有文章，包括一些我没有读的他们也都读了，而且帮我作了遴选，解决了一些具体的文本问题。G.A.柯亨教授阅读了有关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那些篇章，并作了评论，而且帮我说服伯林，让这位对自己的作品有着无可就药的怀疑的作者相信，应该把它们收进去；特里尔•加伏尔教授以其丰富的学识给予了许多慷慨帮助，使我能够给后一篇文章加注。加纳•贝克尔博士关于费希特、安德鲁•罗宾逊关于泰戈尔、弗兰克•西黎教授关于屠格涅xi xii夫、拉尔夫•沃克尔博士关于康德、海伦•迈科蒂关于几个俄国问题，都给予了非常宝贵的帮助。德瑞克•奥弗德随时向我提供关于别林斯基和其他俄国作者的专门知识，显示了真正的慷慨、耐心和效率，?我受益良多。我还受益于列奥弗兰克•霍尔弗德.斯特里文思博士的渊博学识。伯林本人以相当大的忍耐阅读并同意了我编辑的所有文章的文本，并在此过程中作了几处修改。如果没有他的秘书帕特•乌特金，我不可能取得这些成果；同样，没有无比慷慨的赞助者1990年以来对我在沃尔夫森学院的研究的资助，以及布洛克勋爵促成我的这个研究员职位，这些成果也是不可能的。最后，我要感谢我在查托和文多斯出版社的编辑威尔•萨尔金和詹妮•乌格罗的帮助和支持；以及伊丽莎白•西弗顿、斯特劳斯和吉鲁克斯对打字稿的仔细阅读，使得书稿有了很大的改进。 亨利•哈代 牛津沃尔夫森学院1996年4月 以赛亚•伯林的写作涉足了如此众多截然不同的思想和研究领域，有着如此不同的、有时出人意料的方向，大概有人不禁要问：是什么指导性观念最终指引或统一着他对这些彼此迥异的思想领地的涉猎？这个问题并不像看起来的那么容易回答；甚至在他的某些崇拜者眼里，这一问题似乎很不恰当，没有抓住要点。因为他们或许会说，伯林的成就的独特价值很大程度上正在于它显然缺乏任何一元化的野心或体系化的主张；他写作的范围和题材的无限多样性，以及随时准备用取决于问题本身的方式来对待相互尖锐冲突的信念以及它们的持有者等等，在开拓视野、使人摆脱有碍的偏见或教条方面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伯林自己就把“在碰到自己可能怀疑为真的东西的时候，倾向于压制它的”人形容为“教条主义”，而且他自己的观点毫无疑问是完全与之对立的。即便如此，而且尽管他始终显示了他的方法的开放性和客观性，似乎还是有可能在他的作品中分辨出他特别关注的东西和主题的轮廓，这使他的作品有了一种虽然相对不怎么突出或显著但同样令人难忘的内在一致性。第一眼看来好像离题或无关的思路，细察起来最后往往是一个更大的图案中的线条，一个包容更广的整体的组成部分。换句话说，它们可被看作一个由微妙地相互联系着的思想组成的错综复合体，而不属于某种死板的理论体系框架。不仅如此，我们所指的这一xiii xiv复合体本身可以说反映了一些中心问题的存在，它们的决定性影响以各种方式体现出来，贯穿着伯林的思想事业。 这些反复出现的问题之一，就是对历史的本质和意义的关注，这是这本文集的主题。伯林常说自己现在不是也从来不是历史学家。如果这是事实，那么或许他是在某种公认的但有限制的意义上使用“历史学家”这一名词的。无论如何，事实是，他对思想史研究作出了独特的、杰出的贡献，在对人类过去所进行的这方面研究所引起的那些问题上，他也拥有独到而足资使用的知识。不仅如此，在他对十八和十九世纪思想的研究中，他不可避免地碰到了各种差别极大的关于历史进程的特点以及人们对其认识的理论。这样，在写作他的第一部著作《卡尔•马克思》的时候，他被迫不仅要抓住马克思本人对控制历史变化和发展的力量的非常有影响的描述，而且要阅读一些重要前人，如爱尔维修、孔多塞、圣西门和孔德的作品。这些作者都以不同方式抱有法国启蒙运动思想家当中流行的信念，即在我们增进对自然界了解的过程中已经证明如此成功的那类科学方法和范畴应该延伸到对人类及其历史的研究当中去。伯林在别处已经描述过，在研究这些以及类似主张的来源的过程中，他企图从内部理解那些困惑着提出这些主张的人的难题；过去的思想（他觉得）只能通过“进入”拥有那种思想的人的头脑以及他们所属的社会或文化背景来使之复活。然而，在遵循这一程序的过程中，他发现自己的思路与他正在研究的思想家们所倡导的相去甚远，我们所说的那种想像的和移情的理解在自然科学当中并没有明显的类似物或对应物。另一方面，他是在两位思维特点非常不同的十八世纪思想家的作品里得到了共鸣。维柯和赫尔德在很多方面与他们时代的主导趋势明显相左，尤其是他们对待他们所认为的历史学家的题材的特性的态度。在他们看来，这企图将xv历史研究的方法同化到在原则上已经被误解了的科学方法中去。因为，就后者而言，我们只能获得它所研究的现象的纯粹“外部”知识，而我们与历史的具体现象之间的认识关系则属于完全不同的类型。此外，我们有可能直接地或内在地把握历史人物的行为和在创造中表现出来的心理过程；历史学家与他们想去理解的人之间的共同的基本人性使他们能够从内部确定是什么使他们研究的对象前进和行动，甚至当问题在于——像经常发生的那样——通过想像的努力重温普遍观念和最关心的事情都与他们自己的时代完全不同的别的时代或文化的内部生活的时候。维柯与赫尔德，虽然方式不同，都暗示这样一种方法对一切有意义的人类研究来说都是基本的，而这一历史实践观念极为重要，也是伯林——还有他们在二十世纪的仰慕者和追随者柯林伍德——一直强调的。 这些强调历史思考和理解的基本独立性的主张的影响，可以说是《现实感》中所提出的一些论点的由来，这篇文章中所作的历史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对比使人想起伯林在一些著名文章中对这一复杂的问题所给予的多角度关注。但这次他的思考路径在一些重要方面不同于其他一些讨论。在这里，他的视角有着更广的含义，涵盖了实践的和学术的众多问题。甚至这篇文章的题目都反映了这点，而且也部分地反映了对企图将构成人类生活的“大量未知因素”简单化处理或简化成随意的抽象术语的尝试的典型的伯林式怀疑，无论进行这些尝试是为了纯粹的理论目的，还是为了实施综合的政治性或社会性?划。他一直在表明自己非常清楚，发现某种能够解决人类实际境况中产生的种种难题的绝对可靠的公式或万应药方，不留下任何未解决的枝节问题或悬而未定的事情，这样的前景有着多么永久的魅力！而且就此而论，他也强调了在现代——即大约从十七世纪末xvi起——这一雄心在多大程度上体现在试图证明历史进程遵循不可避免的规律或统一性——它们被理解为对未来和过去都同样有效，所以既能预言未来又能解释过去——的努力当中。但是他依然认为这种魅力代表着一种我们应该拒绝的诱惑，而且它所引出的一些方案的根本困难来自于超出历史解释和方法论界限之外的误解，最终深深地扎根于一切人类生活和经验的深层肌理。如伯林指出的，他所考虑的那类对历史的理论化并不遵循单一的模式。从建立在机械地设想出来的规律性上的历史记述，到那些援引“有机的”或进化的发展观的历史叙事，应有尽有。但是在这本书里，他所关心的不是对这一类型中的不同具体例子的区分和评论，而是要质疑这样一种观念：建立一个能够将组成历史进程的各种各样因素纳入一个统一图式的、有规律可循的或自成体系的理论。在后一点上，他以赞成的态度提到了托尔斯泰，值得一提的是，他在这个问题上所说的很多话与这位俄国作家在《战争与和平》的结尾所表达的历史观在语气上遥相呼应。托尔斯泰不仅对迄今为止人们炮制出来的各种历史和社会哲学当中他所认为的粗略的简单化和乏味的一般性表现出了相当的怀疑，他还进一步暗示，所有涉及使用纯粹的理论家们所喜爱的那类抽象概念和图式的方案最后注定要失败，它们的本质天生就不适合理解“极微量因素”的连续体——一系列无可计数的、微小的和相互联系的行为和事件，它们组成了人类的生活和经历。在伯林自己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当中，人们发现他对以前的“伪科学性的关于人类行为的历史和理论”持一种类似的批判态度，而且类似地（但不完全相同）强调以什么方式复杂的历史材料才有望拒绝被强加上原本应用于根本不同的问题和研究领域的方法步骤。 xvii托氏和伯林之间的这种密切联系并不令人惊讶。托尔斯泰作为一名创造性作家的特殊才华，使他在伯林眼里显得特别能够领悟人们实际经历和了解到的人类现实生活的丰富和多样：事物和人的无限多样和独特，社会交往和个人关系中所涉及的微妙的情感逆流，社会生活表层下盘桓极深的对自己利益的关注和目标的混乱——托尔斯泰非凡的观察力和想像力抓住了千百万这类现象，这使他的眼光能够穿透自称历史阐释家的那些人所描绘的平滑、规则的历史轮廓，看到它们所掩盖的不均匀的、常常是混乱的真实经验的细节。 一 人们有时候会逐渐讨厌起他们生活的时代，不加分辨地热爱和仰慕一段往昔的岁月。如果他们能够选择，简直可以肯定他们会希望自己活在那时而不是现在——而且，下一步他们就会想办法往自己生活里引入来自那已被理想化了的过去的某些习惯和做法，并批评今不如昔，和过去相比退步了——这时，我们往往指责这些人是怀古的“逃避主义”，患了浪漫的好古癖，缺乏现实态度；我们把他们的那些努力斥为妄图“倒转时钟”、“无视历史的力量”，或“悍然不顾事实”，最多不过是令人同情、幼稚和可怜，往坏里说则是“倒退”、“碍事”、无头脑地“狂热”，而且，虽然最后注定会失败，还是会对当前和将来的进步造成无谓的阻碍。这类指责来得容易，显然也容易理解。它们伴随着“现实逻辑”、“历史进程”等观念。这些观念就像“自然规律”（人们在一定程度上把它们看成一回事），在某种意义上被认为是“不可违背”的，不管人类希望或祈求什么，它们都会照常进行，其过程是不可避免的，人们必须调整自身以适应它，因为如果违抗就会灭亡，就像塞涅卡所写的命运女神“ducunt volentem...nolentem1trahunt”（“拉着那些愿意的，拖着那些不愿意的”） ① 。然而这种思路似乎在宇宙中预设了某种即使那些用这些术语思考的人也未必接受的机制，如果他们不是研究形而上学，而是研究历史的，他们甚至可能会设法用自己和别人经验中的反面例子来反驳这种预设的机制。尽管如此，甚至那些试图反驳这种思路的人也发现他们无法完全抛弃所讨论的这些观念，因为它们似乎多少符合他们所看到的实际情况，虽然他们也许并不相信通常被认为是这些观念之基础的决定论。 让我尽量把这点说得再明白一些。每个人无疑都相信存在一些因素，它们多半或完全在人类意识控制之外。当我们形容这个或那个计划不切实际或是空想时，我们的意思常常是，面对这些无法控制的事实或进程，计划不可能实现。这些因素各色各样：我们无法干预的自然领域，譬如太阳系或天文学研究的一般领域；我们既无法改变我们讨论的实体的状态，也无法改变它们所遵循的规律。至于各门自然科学研究的物理世界的其余部分，我们认识到支配它们的规律是我们无法改变的，虽然我们宣称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参与改变遵循这些规律的人和事物的状态。有人认为这种干预本身也遵循规律：我们自己完全由我们的过去决定；从原则上讲，我们的行为完全可以通过计算来预测；我们干预自然进程的“自由”因此是虚假的。有的人则完全或部分地否定这点，但这与我们在这里的讨论无关，因为双方都愿意承认我们宇宙的很大部分，尤其是它无生命的部分，无论我们愿意与否，事实上就是这么存在并自有其因果的。 当研究有知觉的存在者的世界时，我们当然地认为其中的一部分是由“必需”支配的。首先是人与自然，即人的身体与体2外世界之间的相互影响。人们假设人有一定的基本需要：对食物、安全场所等维持生命最起码手段的需要，也许还有对某些形式的娱乐或自我表达、相互交流的需要，等等；这些基本需要受到相对固定的现象的影响，比如气候、地理构造，以及通过经济、社会、宗教制度等形式体现的自然环境的产物，其中每一种都是物理、生物、心理、地理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且能在其中发现一定的一致性，其根据是个人和社会生活中的可见模式——如柏拉图和波利比乌斯论述的那类循环模式，或者非循环模式，就像犹太人、基督徒，也许还有毕达哥拉斯学派和奥菲斯教派的宗教经典里的那些模式。这些存在的模式和链条在各种东方的宗教和哲学里，在近代思想家维柯、黑格尔、孔德、巴克尔、马克思、帕累托以及许多当代社会心理学家、人类学家、历史哲学家的宇宙论里，都可以发现。这些模式倾向于认为人类社会的制度习俗不仅来自人类有意识的目的或欲望；在适当承认这些有意识目的——无论是属于制度习俗的奠基者、运用者还是参与者——的作用之后，他们强调的是个人及群体方面不自觉或不完全自觉的原因，尤其强调不同的人未经协调的目的相互碰撞产生的出人意料的结果，每个人的行为都部分地出于清楚连贯的动机、部分地出于他自己与别人都不甚了解的动机或原因，导致事态发展成了可能谁都不想要的样子，然而它却制约着人们的生活、性格和行动。 根据这一观点，如果我们考虑究竟有多少东西是独立于人类的有意策划之外的——整个无知觉的自然王国，以它作为对象的科学根本不关心人类问题；还有像心理学、社会学这样的研究人的科学，它们假定，不管在社会还是个人的层面上，人都有一些基本的反应和行为规则不大可能被个人意志彻底改变——如果这些都考虑进去，就可以对宇宙作一番描述，它的变化过程3从原则上说在很大程度上能够预测。我们自然容易受这一描述的影响，认为?史是朝着一个不可逆的方向，沿着各个不可避免的阶段发展的；理想化一点，历史至少可以被描述为体现全部规律的许多实例，这些规律描述和总结那些真实存在的一致性，我们就是根据这些一致性来认识事物和人的。十四世纪的生活之所以是当时那个样子，是因为它是人的因素和非人的因素之间相互作用所达到的一个“阶段”——当时的社会制度和习俗是一半有意、一半相当无意地因为人的需要而产生或者存留下来的。而且，因为十四世纪的个人和社会生活是当时那个样子，所以十五和十六世纪的生活也只能是它们各自当时的状况，而不可能和别的时候，比如三世纪、九世纪或者十三世纪一样，因为十四世纪的存在已经使得那很“不可能”了。我们或许不知道社会进化遵循的是什么规律，也不知道在个人生活及其所属的社会“蚁丘”的群体生活之间起作用的确切因素是什么，但是我们能肯定确实存在那样的规律和因素。要证实这种认识，只要问问自己，是否认为历史能够解释一些东西——就是说，发生在十四世纪的事对理解十五世纪是否有影响，亦即是否承认如果我们把握了历史联系，就会理解是什么使得十五世纪成为当时那个样子。理解了这一点也就理解了为什么“十五世纪里的一切大概都是十三世纪的完全翻版”——似乎十四世纪根本就没有存在过——这样一种说法显得可笑。我们一开始讨论的那组概念似乎就是从这儿推出来的。存在一个模式，它是有方向的；未必是“进步”的方向，即我们不一定要相信我们正逐渐接近某个“理想的”的目标，且不论我们怎么定义“理想的”；但我们确实正朝着一个确定的、不可逆转的方向前进；留恋以前的某个阶段本身就是不切实际的，因为这好像在要求颠倒因果。我们可以羡慕过去，试图重现过去却是无视因果律。橡树不能变回橡子；一个老4人大概也不能回到过去，拥有年轻人的体魄、心灵和头脑，实在地再年轻一次，就好像这么多年都没有活过一样。对过去岁月的浪漫渴望，实质上是一种取消事件“无情的”逻辑性的欲望。一旦可能重现过去的情形，历史的因果关系就会被打破；而我们又不可能不用因果律来思考，所以这不仅在心理上令人难以接受，而且是非理性的和可笑的。 也许有人会告诉我们，像“不合时宜”这样的说法本身即足以体现这一事实了：将某人或某事形容成不合时宜就是说他或者它并不具备当时的一般特征。如果某个史学家认为黎塞留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还能取得当年的成就，或者认为莎士比亚即使生活在古罗马或者外蒙古，也能写出他的那些剧作，毋需多论，我们相信这个史学家肯定大有问题。 在政治活动中，怎么算是有好的判断力？怎么才算有政治智慧，或者说有天赋、是个政治天才，哪怕只是具备足够的政治能力、会办事？或许找到答案的一个方法，就是想一想我们在谴责或怜悯政治家们缺乏这些才能时都说了什么。我们不时抱怨偏见或激情使政治家盲目，但对于什么盲目呢？我们说他们不了解所处的时代，与“事实的逻辑”背道而驰，或者“企图回到过去”、“违背历史潮流”；说他们不是无知，就是愚不可教，或者就是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者、空想家和乌托邦主义者，沉醉在神话般的过去或者某些无法实现的未来的迷梦之中。所有这些说法和比方都似乎预设存在某种知识（批评者自己多少了解一些），这些不幸的人们不知何故就是没有掌握，而人要避免挫折，就必须首先懂得它们：无论是人力无法改变的某个宇宙大钟的不变运动，还是时空——或某些更神秘的媒介，譬如“精神王国”或“终极现实”——当中事物的某种模式。 但这是什么知识呢？是一门科学知识吗？确实存在有待发现的规律、有待学习的规则吗？能不能教给政治家一些称作“政治科学”的东西，即有关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所处环境之间关系的科学，像别的科学一样，包含根据法则组织的成体系的已证明的假设，让人利用进一步实验和观察，去发现别的事实和证明新的假设？ 40 毫无疑问，霍布斯、斯宾诺莎以及他们的追随者或公开或隐蔽，以各自的方式，都持有以上观念——一种在十八、十九世纪蓬勃兴起的思想，当时正值自然科学声望日盛、不能归入某一自然科学门类便不配称为“知识”的主张甚嚣尘上之际。较有野心和更走极端的科学决定论者——霍尔巴赫、爱尔维修、拉美特利——当时认为，只要具备关于普遍人性和社会行为规律的足够知识，再加上关于特定时间里人的状态的足够知识，就能科学地推算出这些人，或者不管多大一群人——整个社会、整个阶层——在另一组特定条件下的行为。有人持这样的论点，在当时听来相当合理：正如力学知识对于工程师、建筑师或发明家不可或缺，社会力学的知识对于任何想要驱动大群人干这干那的人——譬如政治家——也是必需的。不然，除了偶然的印象、模糊不定的记忆、靠臆测判断、凭经验行事和不科学的假设之外，他们还有什么可依靠呢？手头没有适当的科学方法可用，那也只好将就用这些了；但我们应该明白，这比原始民族或者中世纪黑暗时代的欧洲居民对自然的胡思乱想——这样荒诞落后的认识工具早就被真正的科学最初的进步淘汰了——强不到哪儿去。直到今天（在高等学府中）还有持以上观点的人，并仍然坚持这样的想法。 野心较小的思想家们，受十八、十九世纪之交生命科学开山者的影响，将社会科学看作更像是一种社会解剖学。做个好医生，懂得解剖学理论是必须的，但又是不够的。因为还要懂得如何将其应用于具体病例——罹患具体种类具体疾病的具体病人。这不能全都从教授那里或书本上学到，它要求有相当的个人经验和天资。然而，无论经验或天资从来都不能完全替代一门发达的科学知识——比如病理学或解剖学。只知理论或许不足以救死扶伤，但不懂理论却是致命的。相比之下，没有政治眼41光、缺乏现实性、乌托邦主义、妄图阻碍进步等毛病会被认为是由于不懂或蔑视社会发展规律，即社会生物学（它将社会看作一个有机体，而不是一部机械装置）规律，或相应的政治科学的规律。十八世纪倾向于科学的那些哲学家们热情信仰的就是这些规律；他们还试图完全以可以确认的教育和自然环境对人的作用、可以计算的情欲对人的影响等等，来解释人类行为。然而，这一方法在似乎最需要它提供解释的时候——雅各宾恐怖时期当中和之后——却最终只能解释人类实际行为中极小的一部分，很显然没有能预见或分析诸如民族主义的膨胀和暴虐、各个文化的独特性及文化之间的冲突、导致战争与革命的事件等等重大现象。它对广义上的精神或情感生活（无论是个人的还是各民族的）以及非理性因素难以捉摸的作用的了解显得那样贫乏，于是新的假说合情合理地乘虚而入，占领阵地，每一种都声称推翻了所有别的假说，是这一问题上最终的、决定性的说法。以救世主自居的布道者（先知）们，如圣西门、傅立叶、孔德，教条主义的思想家如黑格尔、马克思、斯宾格勒，有历史头脑的神学思想家从波舒哀到汤因比，达尔文学说的推广者，社会学或心理学这个或那个权威学派的信奉者——所有这些人都试图补救十八世纪哲学家的那些失败，建立一种名副其实的、成功的社会科学。这些十九世纪新的布道者们每个人差不多都宣称独占了真理。他们的共同之处是，相信存在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规律，并且有一种独到方法可以把握它，关于这一方法的知识会让政治家少犯很多错误，使人类避免许多可怕的悲剧。 人们并未否认，像柯尔贝、黎塞留、华盛顿、皮特或俾斯麦这样的政治家似乎没有这种知识也干得相当不错，就像发现机械原理之前显然已经有人造桥，看起来不懂解剖学的人也曾治愈42疾病。人们承认，天才个人灵感乍现的推测和他们的天生技能可以做——而且已经做了——很多事情。但是，特别是在临近十九世纪末，有人认为知识的来源不能再如此不稳定。一些乐观的社会学家认为，这些伟大人物行动时所依据的原理，即使他们自己不知道，也是可以抽象并简化为一门精确科学的，很像当初确立生物学或力学原理时的情况。 根据这一观点，政治判断力不必再是直觉、天赋、灵感乍现和无法分析的天才的神来之举。相反，它从此应该建立在确实的知识基础之上。至于这一新知识是经验的还是先验的，其根据是来自自然科学还是来自形而上学，意见大概会有分歧。但它的这两种形式分别相当于赫伯特•斯宾塞所说的社会静力学和社会动力学。运用它的人即是“社会工程师”。神秘的统治艺术将不再神秘，它可以传授、学习和应用。这只是职业能力和专业化的问题。 这一论点本来可以让人觉得更可信，假如新发现的规律不是无一例外地最后或者成了老生常谈——比如“革命之后大多是倒退”（实际上等于重复“物极必反”、“否极泰来”这些老话）——或者被事实不断地、毫不留情地推翻，剩下的只有理论体系的废墟。大概没有人能像我们这个时代的大独裁者们那样彻底地动摇了对一门可靠的关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科学的信心。如果说对历史规律和“科学社会主义”的信仰的确帮了列宁或斯大林，与其说它是作为一种知识帮了他们，不如说它像被狂热信仰的其他任何教条一样，几乎只能为这些铁石心肠的人助纣为虐，即为无情的行为辩护并压制怀疑和良心上的不安。 斯大林和希特勒可以说都彻底摧垮了一度辉煌的历史无情规律的大厦。希特勒几乎成功地达到了他宣称的消灭法国革命成果的目标。俄国革命猛烈地改变了整个西方社会的前进方43向，使其偏离了到那时为止对大多数观察者还是相当有序的轨道——将它推入了一场无章可循的运动，接着便是戏剧性的崩溃，这是无论马克思主义的还是其他“科学的”预言家都丝毫没有料到的。把过去安排得整整齐齐，这相当容易的——伏尔泰有一句讽世名言，大意是历史就是在死人身上玩弄的许多鬼把戏，这话看来肤浅，却自有深意。 ① 但是，一门真正的科学不仅要能够重构过去，还要能够预测将来。对事实进行分类，把它们码放整齐，还远不是一门科学。 除了“权利本质上是什么”或“人们如何获得、拥有或失去权利”等问题之外，或许还可以问：为什么哲学家就该有表达自己的特权？为什么是他们而不是艺术家、史学家、科学家或普通人？言论自由——或通过言辞以外的方式表达的自由——可以是一个独立目的，无需以任何其他目的来为之正名，它本身就值得为之斗争，有人还会说值得为之献出生命，而这并不取决于它在让人们变得幸福、智慧或强大等方面有多大价值。这只是我的一家之言。这种观点在人类现实事务中却很少站得住脚。更为常见的是，人们倾向于信仰惟一的理想——社会的、政治的或宗教的——一切都要为之牺牲，首先就要牺牲个人表达自己的自由，因为它相当准确地被视为对达到一种社会一致性构成了严重威胁，这种一致性是不加批判地为实现惟一的最终理想服务所必需的。但即使是那样——无论个人自由是不是一个值得捍卫的目标，以反对哪怕是最高尚的人类惟一最终目标的不容异己和惟我独尊的要求——问题仍然存在：为什么哲学家需要受到特别保护以免遭社会压制？难道在政治自由与哲学才能之间存在某种特殊的关联？如果苏格拉底所在的社会并不那么害怕雅典生活方式受到威胁，他能否取得更大的成就？亚里士多德在共和政体下是否会做得更好？或者笛卡尔在宗教自由的条件下，斯宾诺莎在一个无人会因信仰而被开除出教的社会里，又54是否会做得更好？毕竟，一些有史以来最大胆、最具独创性和颠覆性的话，是在十九世纪的巴黎说出来的，而当时那里有国家及教会在实行着肆无忌惮的言论管制。伊曼纽尔•康德引起了我们时代最大的哲学革命，而他却是一个丝毫不鼓励表达自由的国家的公民，这点他自己知道得再清楚不过；反之，自由表达的现实条件——十九世纪许多欧洲国家普遍都具有——在英国、法兰西共和国、瑞士或意大利王国并没有像那些把自由的扩大与哲学的进步直接联系起来的乐观理性主义者想必会盼望的那样，引起哲学精神的百花齐放。 我肯定，除了那最基本的一种，自由和哲学之间并无其他真实的关联可以建立，似乎也没有必要举出统计上的证据来说明这一点。这种最基本的关联就是：毫无疑问，过分的强制会使太多的人不能畅所欲言，使他们理解与表达的能力日渐萎缩；其结果无非是路人皆知的事实：如果你不让人们思考，愚钝他们的想像力，他们就会永远诚惶诚恐，处于愚蠢或幼稚的状态，在任何领域都做不出什么有价值的事情。但反过来说并不见得就对，我们从历史里得出的结论好像只能是：一般说来，艺术、科学和人类思想在自由的年代与在断断续续或低效的强制年代一样繁荣；特别是当一个专制政权已经失去自信，明显走向没落的时候——比如十七世纪在英国、十八世纪在法国和十九世纪在俄国。但甚至也不都是这样：罗马帝国衰落时期并非如此；而且据我所知，中华帝国、土耳其帝国和西班牙君主制的末年也并非如此。试图从这些经验数据——估计它们是为了说明自由和哲学之间不知何故就是有着难分难解的联系——概括出历史结论，不见得有什么用处。人类生活以及社会类型是无限多样的，每种情况都必须根据其本身特点来考察，那些寻求建立这类规模庞大的统一社会学的人，迄今为止犯下的错误要多于他们为人55类发现的真理和提供的快乐。 不过，哲学家的活动与社会自由和国家控制之间确实有联系，而且联系非常深刻。在我看来，这种联系来自哲学的本质，而不是关于社会是什么，历史模式是什么，以及哲学是怎样或应该怎样配合它们等等的人为模式。因此，我想暂且不讨论什么是自由，哲学是否需要自由、是否有助于自由，自由是否是好东西、对社会稳定是否有威胁等问题；我想先谈谈哲学的本质，并打算由此得出在我看来重要的、关于哲学活动和任何形式的国家控制之间联系的一些结论。 人们已经作了很多尝试，企图定义和描述哲学活动，再多一次尝试大概没什么害处，也不会让读者的耐心经受太大的考验。在我看来，哲学的特别之处在于它没有确定的技术——没有各门实证的、形式的科学所拥有的那类方法和操作规则；这些方法和规则能够传授给学生，如果学生足够聪明、记忆力足够强，就可以开始独立地运用它们。而且这里的原因也不难找：一旦一门学科获得了这类规则，它就为哲学所抛弃，落入哲学两边的两个容器中的一个里去，一边是经验科学的领域，一边是形式的先验科学的领域。 显然，无论哲学讨论什么，它并不关心那类可以通过经验观察解答的问题；它并不寻求确证事实，一旦清楚某个具体问题的答案只能通过某种观察找到——无论是那种常规的、常识的观察，我借以判断是否在下雨、是否能记住《利西达斯》 ① 或已经把它忘了的；或者是更精密一点的技术，我借以发现某个国家是穷是富、一个特定的分子是否由这些或那些更小的粒子组成，或者发现地球或宇宙的年龄、两种音乐风格之间的关联、一起重大历56史事件的起因或某人头脑里某种未被注意的心理特性的作用，等等。在所有这些情形当中，为了确证事实，我必须怎么一步步地进行是非常清楚的——即通过一类经验研究——而且一旦如此，显然这些问题就不是哲学问题（不管它们到底有什么哲学涵义），而是利用适当技术确证事实的问题；于是，懂得问题是什么，这本身就是确定答案的相关技术知识的一部分。 同样地，有一类形式学科——演绎的而非归纳的或类比的，也并非建立在直接观察基础之上的——也不是哲学研究的对象。只要是在以形式上的技术确定答案的地方，比如在算术、逻辑、纹章学以及任何其他演绎的领域（例如国际象棋或任何其他遵守规则的游戏）当中——就是说，在这些地方，解决问题是通过在已经确定了公理和理性思维方法的领域当中应用具体的变化规则来进行的——也没有哲学的位置。 各门科学的历史，无论是演绎的还是归纳的，即便不是全部也主要是在于这样一个过程：原来答案不甚明了的各组相关的问题，突然发现可以很清楚地通过经验的或者形式的方法得到解答；一旦认识了这点，这些学科便离开由哲学统治的、未分化的人类知识探究的综合领域，各自建立起独立的科学，各自拥有特殊的技术、特殊的规则和可以传授的程序方法。剩下的仍旧是丰富的但使人困惑的严格意义上的哲学领域，它处理所有那一类问题，它们的解决方法不清楚，表述问题时也没有给出解决方法。如果有人要我回答一个行星的物理组成如何，地球上将来的生活如何，或火星上否有生命，我可能不知道答案，但我知道——或者有人知道——怎么去找答案，要回答这些问题有什么具体的障碍，目前还缺什么数据资料，如果这些数据资料具备了我们又会怎么着手，等等；困难只在于获得答案的手段的实际57可行性、缺少资料或没有所需工具，而不在于问题本身模糊不清，也不在于无法确定采取什么方法或该去哪里找答案。类似地，如果有人问如何解决某些逻辑或数学问题，我准确地知道该去什么地方找答案、该采用什么技术手段，如果有什么困难的话，那也是在于我不够足智多谋。我知道怎么解决这些问题，解决它们需要什么样的心智能力。但如果有人问我是否存在绝对的善、物质世界是否实在、什么是无限、我为什么不能回到过去、为什么不能同时身处两地；你不是我，那你是否能够像我了解这些事物那样充分了解我的所感所想；自由是否比幸福或正义要好，正义又是什么；等等——问这类问题的时候，困难不在于缺少解答它们的物质手段，不管是缺少物理上的能力（例如，飞往别的行星做相关的观察后返回的能力）、记忆力、理性分析能力，还是金钱（可以用来制造足够的工具，等等）：最主要的困难在于怎么知道究竟去哪里找答案；怎么知道究竟如何着手找寻答案。 （条目后的页码为原文页码，见本书边码） absolutism绝对主义246 Adler，Friedrich阿德勒，弗里德里希151 Adler，Victor阿德勒，维克多150 Aeschylus埃斯库罗斯71 Aikhenveld，Iruri I.艾亨瓦尔德，伊鲁利•I.210 Akhmatova，Anna阿赫玛托娃，安娜209 Albertus Magnus阿尔伯图斯64 Alexander II，Tsar沙皇亚历山大二世110 Alexander the Great亚历山大大帝169，241 Allemanists阿勒曼派107，149 anachronism不合时宜4—5，7—8，12—13 anarchism无政府主义78，94，97，103—104，110，114，143，149，153 Angell，Norman安杰尔，诺曼251 Anselm安塞姆74 Antonovich，Maxim A.安东诺维奇，马克希姆220 Apollinaire，Guillaume阿波利奈尔，纪尧姆262 Aquinas，St Thomas阿奎那，圣托马斯64，74，120，182 Arestophanes阿里斯托芬34n Aristotle亚里士多德120，130，168—169，172，187，191，224，265 Arndt，Ernst Mortitz阿尔恩特244 art：and creativity艺术：与创造性178—179，188；目的196—201，213，217 Atat rk，Kemal土耳其之父，基马尔47 Athens：concept of man in雅典：人的概念168 Auer，Ignaz奥尔，伊格纳斯162 Augustine，St圣奥古斯丁18 Babeuf，Fran⒚ois No l（‘Gracchus’）巴贝夫，弗朗索瓦•诺埃尔（“格拉古”）28，80—81，83，92，141 Bach，Johann Sebastian巴赫，约翰•塞巴思蒂安70 Bakunin，Mikhail A.巴枯宁，米哈伊尔：influence and followers影响及追随者97，148—149；conflict with Marx与马克思的冲突103—104，145；opposition to State and authority反对政府和权威103，107，110，114，134，136；in London and Switzerland在伦敦和瑞士107；and class conflict与阶级斗争126，136；on values论价值126；on easing of tension论缓解紧张局势156；on revoluˉtion论革命158；effect on Belinsky对别林斯基的影响203；and Turˉgenev与屠格涅夫218 Balzac，Honore de巴尔扎克，奥诺雷•德85，187，198 Barbusse，Henri巴比塞，亨利230 Bartenev，Victor V.巴尔捷涅夫，维克多•V.145 Barteneva，E.G.巴尔捷涅娃，145 Baudelaire，Charles波德莱尔，夏尔212，229 Bavaria巴伐利亚113 Bax，Belfort巴克斯，贝尔弗德105 Bazard，Amand巴萨德，阿曼德84 Bebel，August倍倍尔，奥古斯特108，143，154，163 Becker，Johann贝克，约翰148 Beesly，Edward Spenser比斯利，爱德华•斯宾塞139 Beethoven，Ludwig van贝多芬，路德维希•凡70，186，188，198 Belgium：socialism in比利时：社会主义在比利时161 Belinsky，Vissarion G.别林斯基，维萨里昂•G.202—221，224—227，229—230 Bengali language孟加拉语261 Bennett，Arnold本涅特，阿诺德230 Bentham，Jeremy边沁，杰里米193 Bergson，Henri柏格森，亨利49，184 Berkeley，George，Bishop of Cloyne贝克莱，乔治，科洛恩主教64 Bernstein，Eduard伯恩斯坦，爱德华108—109，127，140，143，152，154，162 Bismarck，Otto，F rst von俾斯麦，奥托，弗尔斯特•冯36—37，42，47，49，104，134，152 Blanc，Louis布朗，路易90—91，96，102，105，147，165，216—217 Blanqui，Auguste布朗基，奥古斯特91—92，104，146—148，153Blanquists布朗基主义者107 Blok，Alexander A.勃洛克，亚历山大224 Bobczynski，Konstantin博布琴斯基，康斯坦丁116 Boborykin，Petr D.博博雷金，彼得•D.223 Boccaccio，Giovanni薄伽丘，乔万尼196 Bolshevik Revolution（1917）布尔什维克革命（1917）29，43，50，112—113，164 Bolsheviks布尔什维克111—112，117，147 Bossuet，Jacques Benigne，Bishop of Condom，then of Meaux波舒哀，雅克•贝尼尼，先后为孔敦和莫斯的主教42 Botkin，Vasily鲍特金，瓦西里204，215，219，222 Bourgeoisie：in Marxist theory资产阶级：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131，133，137—138，144，154，158—160，165；see also‘class conflict’亦见“阶级斗争” Bray，J.F.：Labour s Wrongs and Labour s Remedy布雷，J.F.：《劳动的不公与劳动的补救》94Brousse，Paul布鲁斯，保罗107 Broussists（possibilists）布鲁斯主义者（机会主义者）107Brussels，Congress of（1868）布鲁塞 尔会议（1868年）144 Buchan，John巴肯，约翰20 Buchez，Philippe Benjamin Joseph布歇，菲利普•本杰明•约瑟夫199Buckle，Henry Thomas巴克尔，亨利•托马斯3，140 Bukharin，Nikolai I.布哈林，尼古拉131n Buonarroti，Philippe Michel邦纳罗蒂，菲利普•米歇尔81 Burckhardt，Jakob，布克哈特，雅各布157 Burke，Edmund柏克，埃德蒙34，51，184，240，257 Burns，John伯恩斯，约翰154 Byron，George Gordon，6th Baron拜伦，乔治•戈登188，198，225 伯林《现实感——观念及其历史研究》一书的中译是林茂和我两人共同劳动的成果。林茂完成了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和第八章正文及部分注释的翻译；我除了完成前三章以及第七章、第九章的全部正文和原注的翻译，并在认为必要的地方加了译注之外，还译了“编者前言”、“导言”以及最后的“索引”，并给林茂翻译的部分作了少量修改，补译了未译出的人名和部分原注，加了译注。全书的人名和部分地名及专有名词的译法最后由我统一，达到与书后的“索引”一致。我们已经尽了最大努力，但水平所限，译文中难免有错漏不妥之处，请读者指教。 潘荣荣 2003年9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