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字典图书网
查字典图书网
社会运动的经典研究议程 20世纪60和70年代，在北美和欧洲研究这些问题的最出色的作品中，相当一部分集中于对社会运动的研究，并且，它们由此而将其他形式的斗争同样纳入到一度盛行的解释社会运动的框架中。当时，研究者们关注的焦点是以下四个关键概念：政治机遇，它有时被明确说成是静态的机遇结构，有时又被当作处于变动之中的政治环境；动员结构，它既包括正式的运动组织，也包括日常生活中形成的社会关系网络；集体行动框架，既指给行动参与者定向的文化常量，也指他们自身建构的文化常量；既定的斗争手法（repertoires of contention），以及这些手段和方法 如何因资本主义、国家机器和其他次要过程的变化而演进。 这一思路产生于对早先研究传统所作的四个方面的批判。首先，社会历史学家发动了一场他们称之为“（关注）来自于下层的历史”的知识反叛行动，以反对早期历史著作中占主导的重视精英人物与上层政治的倾向。与他们在社会科学界的同道一起，许多社会历史学家寻求重建普通人的政治经历，将这些政治经历置于日常社会生活的基础上，以此挑战那种将民众政治贬为对非常时期或暂时困难之非理性反应的观点。第二，同样地，许多社会科学家拒斥那种将大众运动及类似现象视为集体行为，视为因一时狂热、幻念、煽动和群体影响而出现的常识混乱的流行观念。第三，这些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强烈反对官方将20世纪60年代的民权运动、学生运动、工人动员以及其他民众政治说成是冲动和不负责任的自我放纵的发作。第四（同时也是部分地作为对以上三种思路的反应），曼科•奥尔森（Olson1965）以及其他理性行动论者反对简单化地断言抗议者的行动具有合理性。他们针对分析民众抗议的人士的见解做了两个方面的有力评述，他们指出，那些分析家们（a）忽略了这样的一个事实，即许多也许是绝大多数的结为群体的人们，尽管他们有着同样的冤情或利益，但他们并未据此而行动，以及（b）缺乏一种有关共同持有某种利益的人们依据这一利益而组织起来并据此而行动的条件或过程的合理理论。 这些批评的一种主要形式很快以“资源动员”而得名，该术语经由约翰•麦卡锡（John McCarthy）和迈耶•扎尔德（Mayer Zald）二人有关美国社会运动及其组织的著作而具体化并引起广泛注意。资源动员模式强调组织基础、资源积累和集体协调对于政治行动者们的重要性，突出社会运动与利益集团政治之间的相似性汇合倾向。二三十年后的今天再来读早期资源动员15模式方面的著作，就会发现它们夸大了审慎的策略性的决策对于社会运动所具有的中心地位，而贬低了运动政治中存在着的偶然性、情感性、可塑性和互动性诸方面。不过，它们至少引发了人们对于民众政治中组织过程重要性的关注。 正是从资源动员思想中重视组织过程的角度出发，很快便在这一思想路线内部产生出另一潮流。“政治过程”分析家们以重视动力、策略性的互动以及对政治环境的反应而与他们的同仁们分道扬镳。（本书的三位作者在不同的阶段，对于政治过程这一思想的发展以及对较为简单化的资源动员模式的批评，均发挥过他们各自的作用。）有关政治过程的历史著作提供了现实生活环境中人们提出其要求的诸多形式——所谓“斗争常用手法”。对政治过程论者而言，斗争常用手法代表着斗争政治中人们相互影响时所采用的经过文化编码的方式，无疑，比起假定人们所能运用的所有形式抑或其他人在不同历史环境或不同历史时期所运用的诸多形式来，它们相对要狭窄些。最近，一些学者在对早期研究中的结构主义方法做出反动时，利用了社会心理的和文化的研究视角，更是为研究社会运动增添了第四个要素：社会行动者是如何形成他们的要求、如何构造他们的对手以及他们的认同的。他们有力地争辩说：这种构造（framing）不仅仅是先期存在的一大批要求的表达，更是一种积极的、创造性的和建构的过程。 从本书随后的若干章节中对学术界有关认同政治的见解所做的大量分析中可以看出，一些分析人士有时在他们彼此之间划出界限，而一些观察者有时看到的则是思想派别之间的不同，还有另一些人则仅仅留意于使这些相关的思想有别于理性行动和集体行为的界限。不过，那种将热中于资源动员、政治过程、斗争常用手法和构造的研究者们相互间的区别加以夸大的做16法，将会于事无补。事实上，迄至20世纪80年代，绝大多数研究社会运动的北美学者都已采取了一种共同的社会运动研究议程，其相互间的不同主要表现在他们对构成这一议程的不同要素所给予的强调在程度上的相对差别。 图1.2给出了这一经典议程的概貌。尽管各自对不同因素与联系的强调程度不同，但研究者们——包括我们自己在内——却常常以同样的方式发问，他们会问：图1.2解释斗争政治的经典社会运动议程 1.社会变化（无论如何定义）是如何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影响到：（a）对潜在行动者产生影响的机遇，（b）促进潜在行动者内部沟通、协调和做出承诺的动员结构，（c）产生对于当前正在发生的事态之共同界定的构造过程?举17 例来说，资本主义财产关系在某个农业人口地区的扩张在何种条件下、如何以及为什么使得这些农业人口中的不同部分面对新机遇的考验，使得这些受机遇变化影响的人们政治上潜在的相互联系发生改变，以及使他们对正在发生的事态的界定得以改变? 2.结构在何种程度上以及如何形成机遇、形塑构造过程和斗争中的互动?例如：商品和劳动力新市场的创造改变了参与其中的人们的机遇吗?它同时也会改变人们对于可能会出现怎样的情形的共同界定方式吗? 3.机遇、动员结构和构造过程在何种程度上以及如何决定了斗争常用手法——斗争政治的参与者提出集体要求的一系列方式?比方说：资本家对公有财产的攻击、大范围市场的形成以及有关剥削的共同观念的产生，在何种程度上以及如何促成了诸如捣毁机器一类民众政治新形式的创立? 4.现存的斗争方式在何种程度上以及如何一方面调节机遇与斗争性互动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又对构造过程与斗争性互动关系加以调整的?例如：某一人群素有举行公开仪式羞辱堕落者的传统，这一做法的存在影响其成员会对之做出集体反应的各种机遇以及对机遇的可能解释吗? 我们会在下一章中利用这一研究议程去对动员过程做出解释，眼下，这样说就够了：通过激励做更多的经验研究工作，以及提供一种合理的，或许也是过于结构性的和静态的社会运动基本模式，这一研究议程在社会运动研究领域中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当它被用于描述民主政体中的单个统一的行动者时，效果18甚佳；而当它被用于说明非西方民主政体尤其是非民主国家中发生的复杂的斗争事件时，其作用就远不是很好了。而且，由于将更多的因果关系一股脑地放在不够明晰的箭头上，而不是放在贴有明确标签的方块中，它所提供的只能是斗争政治的静态图案，而非其动态与互动性的发生序列。鉴于它既是静态的、缺少原因说明的单一行动者模式，又包含了与相对民主的社会运动政治的内在亲和性，因此，当它作为研究广泛存在于西方民主政体之外的其他各种形式的斗争政治之指南时，这一程序就显得很蹩脚了。甚至当它被用于美国时，该研究议程也被证明是有失偏颇的，它过分关注范围有限的行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