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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年轻人难以想象1914年以前的世界，也就更难理解一个像我这般年纪的人的儿时记忆与现今时代之间何以有如此大的差异。我一直设法调整自己去适应这个帝国瓦解、共产主义兴起、原子弹、亚洲自我觉醒以及贵族没落的世界，尽管没有收到什么了不起的成效。在这个充满不安全感的陌生世界里，没有人知道明天是否还活着，旧有的古国如同清晨薄雾般消失于无形，对于那些年轻时习惯于老式稳定世界的人来说，要相信自己正在经历的这一切都是真实的，而绝非短暂的梦魇，实在是非常艰难的。我孩童时代所经历的制度与生活方式，如今早已不知去向。 我在一个非常传统的氛围中成长，父母在我有记忆之前即已过世，祖父母将我养育长大。 祖父生于法国大革命的早期，在拿破仑执政期间担任英国国会议员。身为追随福克斯（CharlesJamesFox， 1749～1806）的辉格党党员，他认为英国对于法国大革命与拿破仑的敌意太深，因此他曾亲自到厄尔巴岛（Elba）拜访过被放逐的拿破仑。1832 年，他提出“改革法案”【1】，从此使英国开始走向民主之路；而在墨西哥战争【2】与1848年革命【3】期间，他正好担任首相的职位（1846～1852）。祖父与整个罗素家族一样，承袭了贵族式自由主义的独特风格，这正是1688年光荣革命的特征，而在当时祖父的祖先也扮演了关键角色。我被教导并接受一种共和政治观点，亦即只要君主知道自己是受雇于人民，要是表现不能令人满意时便会被解雇，那么我们就可以容忍君主的存在。对人一视同仁的祖父常在维多利亚女王面前阐述这番理念，女王并非全然同意，但是仍赐予他一栋位于瑞奇蒙公园的房子，而我的少年时光即在此度过。 我吸收了一些政治上的基本信念与期望，尽管被迫拒绝后者，但总体而言仍能保留前者。过去认为整个世界应该是有秩序地进步，没有革命，战争逐步停止，并将议会政治推广至那些尚未享受议会政治好处的不幸地区。我祖母常以她与一位俄国大使之间的对话作为笑话，她说道：“也许未来有一天俄国会成立议会。”那位大使回答道：“求上帝别让它发生，我亲爱的勋爵夫人。”今日的俄国大使也许会有相同的答案，只是会因为他的无神论而拿掉“上帝”这两个字。当时的期望在今日看来似乎是有些荒谬了。过去认为民主之存在是以人民总是会愿意遵循有智慧与有经验的贵族的忠告为前提的。过去也预见了帝国主义的消失，但是长期以来受帝国支配的亚洲与非洲各民族在英国自愿结束统治后，应该学到以辉格党与托利党的国会议员人数各半所组成的两院制的优点，在热带地区复制如狄斯累利【4】与格拉史东【5】两雄对决的议会战争——正是在这两位大人物政治生涯达到高峰之际，我吸收了我主要的政治偏见。当时从未有人想过英国的权势会受到威胁，英国主导了政治的潮流，这就是事实。那时我确实是被教导视俾斯麦为无赖恶棍；但是当时一般人也认为歌德与席勒所遗留的文明素养让德国不会在这位未开化的农夫领导下永远走向错误的道路。然而暴力出现在不久之前的日子里也是事实。法国人为法国大革命的过分行径感到懊悔的同时，也强调反动分子过于夸大事实，而且要不是其他欧洲人对于法国境内进步的民主思潮产生愚蠢的敌意，这类过分的事情或许不致发生；也许我们也得承认，克伦威尔【6】强行砍下国王头颅的行为太过分，但是就整体而言，任何反对皇室的行为在当时都是受到喝彩的；除非这是由教会人士发起，就如同誓死保卫教权而不惜与国王发生冲突的贝克特主教（Becket），这时人们就会站在国王这一边。 我少年时家庭生活的氛围是一种清教徒式的虔诚与清苦：每天早上8点家庭成员都必须祷告；虽然有8名仆人，但是食物却极其简单，即使是普通的美食，他们都觉得对小孩来说太过奢侈。例如，如果同时有苹果派与米布丁，我只能吃米布丁；整年都必须洗冷水澡；每天早上7点半到8点为练琴时间，就算火炉没点燃仍要照常练习；祖母只有到了傍晚的时候才会让自己坐扶手椅。酒精和烟草是不受欢迎的，只有在款待客人时才不得不依循传统以酒相迎。只有美德才受到珍视，可以为此而牺牲思维、理解能力，健康，快乐以及世俗的一切美好事物。 我最早是以思维和理解能力来反抗这种氛围的。当时的我是一位孤独、害羞却又自命不凡的年轻人，完全没有体验到男孩时期的社交快乐，但我并没有因此感到遗憾。我非常喜欢数学，在当时，数学是受到质疑的，因为它无关乎道德。关于神学的观点我同样和家人的意见不合——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对哲学的兴趣也愈来愈浓，而这正是家人最反对的。每次讨论到相关的话题时，他们就重复述说着一成不变的话语：“什么是精神？一点也不重要。什么是物质？别费心思考了。”经过五六十次的重复后，这样的谈论便再也引不起我的乐趣了。 18岁时，我进入剑桥大学读书。处身于这里的众人之中，我突然感到非常困惑——如果我说出任何真心话，既不会有人瞪着眼把我当作疯子，也不会有人视我如罪犯而加以痛斥——可是这群人所说的语言对于我来说，却又是这么熟悉的母语！过去，我被迫生活在一种病态的氛围里，不得不听任其中一种有害身心健康的道德观被助长推动到足以让智慧瘫痪的程度；而如今，令我欣喜若狂的是，我终于身处一个重视理智及思考的世界里了。有人说受过非常规教育的人是很难适应世界的，但我没有这样的问题，在这里，我如鱼得水。第一学期，我就交到了一些终身的好友，使得我从此再也不需忍受青少年时期的孤独了。 在剑桥的前3年，我都在学习数学，第4年则是哲学。当时我正认为自己过去被教导过的哲学思想是错误的病态的，然而此时学到的哲学却带给我愉悦，并给我提出一些我希望有能力去解决的迷人的新问题。我对数学的基础理论最感兴趣，我想要获得的是一些确凿无疑的知识，而我认为最有希望的是在数学里找到这些可靠的知识。但是，教授所传授的某些关于数学命题的验证对我来说是明显有错误的，我希望在不久的未来可以发展出更好的证明方式。后续的学习验证了我的预期部分是正确的，可我却花了将近20年的时间找出所有可能的合理解释，有些甚至与我少年时的期望有所不同。 结束了在剑桥的学习生涯后，我必须决定是要投身于哲学还是政治领域。自16世纪开始，投身政治领域就成了家族成员的惯例，而其他则一律被视为是对“祖先的背叛”。所有情况都显示如果我选择政治，未来将会一帆风顺。担任爱尔兰国务大臣的莫雷（JohnMorley）给我安排了一个职位。杜菲林勋爵（LordDufferin）是英国驻法国大使，也提供给我一个在大使馆里工作的职位。家族的成员想尽一切办法逼我就范。曾有一段时间我有些犹豫，但最后仍抵不过哲学的诱惑。这是我第一次遇到这样的冲突，使我的内心着实感到痛苦不已；自此之后经历数不清的冲突，或许旁人会以为我很乐意享受这样的经验，其实我更喜欢与他人和平相处。但是一次又一次深刻的信念迫使我无法与他人取得共识，哪怕那是我最不愿意见到的情况。然而就在决定选择哲学作为终身事业后，在一段很长时间里却事事平顺。 我主要生活在一种学术氛围之中，追求哲学不被视为是愚蠢的行为。到1914年为止，一切都发展得极为顺畅。然而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我认为就介入的两方集团中的每一个强权而言，它都是一个愚行和一项罪恶。我希望英国能保持中立，当希望落空时，我则继而提出抗议。这使我感到孤立，大多数以前的朋友与我疏离，更让我难过的是自己与整个国家坚持的方向背离。我不得不倚靠来自自己内心的力量。然而某种（如果我有宗教信仰的话）我会将其称之为“上帝的呼声”的东西，强迫我坚持到底。不论是在当时或是日后，我从不认为所有的战争都是错误的。我所谴责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而非所有的战争。我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有必要的，这并非是我对战争的观点有所改变，而是环境有所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