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无风雨也无晴——大胆的举措

大胆的举措 　　《读书》编辑部的成员，据说都是陈翰伯、陈原和范用安排的。我进去后发现，都是大人物，而且都是刚挨过大整刚恢复名誉未久的著名人士。 首先是陈翰伯找来的冯亦代。冯先生那时已年过六十，过去是外文出版局的专家，中国民主同盟的领导人之一。他的专长是美国文学，是党外的著名外国文学专家。但是他更出名的是大量的社会活动。他在文化界号称“冯二哥”，以善于排难解纷著称。他自己著译也不少。我在上海民治新闻专科学校读新闻时，非常喜欢的美国电影《千金之子》，中译的剧本就是他的杰作。一九五七年，他耿直敢言，祸从口出，因而被戴上“右派”帽子。“文革”中，又被打成“美蒋特务”、“二流堂黑干将”、“死不悔改的右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以后多年劳役摧残。现在他刚恢复名誉，复出任职，自然干劲十足。陈翰伯可谓识人。 　　范用又安排了一个副主编倪子明，是范用多年的老战友，出版总署的一位老处长。他是老党员，在党内挨过整，说他是“胡风分子”，因为他认识胡风。这位老党员是位少说话多干事的老实人。连他这样的人，过去也要挨整，现在想来，依然觉得奇怪。他党龄很长，因此在编辑部地位较高。 　　另外就是史枚。我在前面多次说起这位老人。他是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七年的大右派，按“编龄”说，他自然最长。他会是老共产党员，据说胡绳当年都还是他介绍入党的。范用聘他担任执行主编，让我十分惊讶。因为范用当年是人民出版社反右办公室主任，史老就在他手里划上“右派”的。现在做此安排，可见改革开放那些年头思想解放的深度和范用他们的胆略。 　　因冯亦代的关系，又引进了著名的画家丁聪来做版面。丁老又是一位著名的“大右派”。他同冯亦代一样，为人“四海”，广交朋友。冯同他又都是老上海，都同我特别谈得来。所有这些，都同那时某些老前辈的大胆作为有关。那些老前辈那时的某些言论，我也略有所闻。当年听了，都吓得目瞪口呆。例如胡愈之，那是我五十年代参加工作时，所知道的出版界最高领导人——出版总署署长。他在一九七九年中有过一个著名言论，就是主张建立“群言堂产销合作社”。这个合作社是个经济实体，可以搞出版，出杂志。它应当是集体经济，只要出力、出钱、出知识，都能成为会员。总之，就出版而言，那就是典型的民营出版社了。这主张居然由五十年代初一手操持出版业整体苏式国有化的领导人口中说出，岂不吓人一大跳。现在我们当年仅见的胡老的有关主张收录在本书附录里，请参阅。 　　在这样的形势下，我们出版界的几位开放前辈所做的自然不止筹备《读书》一件事。范用那时也大发“办刊狂”。办《读书》之外，他在人民出版社又创办了《新华文摘》。以后这刊物取得很大的成功，至今是人民出版社的“看家法宝”之一。办这刊物，他同我讨论过。他显然想学习四十年代的《文摘》。那个刊物当年的编辑汪衡先生，后来专门负责版权业务。我同他比较热，一则他也算是老上海，另外他是英语专家，我常找他讨教。所以范用同我常谈汪当年办杂志的事。 　　但是，范用更大的心愿是要学习当年的邹韬奋，或者说，他要做中国改革年代的邹韬奋。因此，他费很大力量，想重办《生活》杂志，以此成为中国改革开放时期的标志性刊物。我知道，他花了绝大的力量，先独手编了一份试刊，又为试刊开了座谈会，会后印发了座谈会纪要。可惜的是，这个刊物流产了。原因多半是他的试刊言论比较激烈，后来上面风向也有变化，所以没有通过。也可能因为，他那时太注重单干，没找陈翰伯之类的高级领导撑腰。 　　有趣的是，不知什么原因，他从来也没有把试刊和讨论纪要送给我学习，也很少谈起有关情况。但事有凑巧，他离休后若干年，人民出版社要他搬离办公室。某日我在人民出版社五楼走廊里闲逛，看见工人正在清扫，废弃物满地，其中赫然就有大量这两件宝物。我立即信手收存各一份。现在将试刊号书影附印在这里，供大家看看。我重视这两件宝物，时时摩挲，学习范公的这一未能实现的业绩，因而才促使我在二十世纪后半期退休前夕创议办《三联生活周刊》。当然，我学不会他的激进观念，这是他一定不满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