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往事——2 好日子结束了

2 好日子结束了 这是1938年4月，那一年我14岁。离当年11月发生的“水晶之夜”事件1只有半年。 那是我最难过的时期。每次我问父亲为什么不设法离开这个鬼地方，到巴勒斯坦或其他地方去，他每次都给我同样的答复：“你妈妈病重，现在移民我可不敢负这个责任。我们能到哪里去？谁要我们？要移民先得有份工作。去巴勒斯坦？那里的医生太多了，我不想在马路上打石头赚钱维持生活，我只有等等再说。” 我母亲同我父亲的感情很好，虽然父亲比她大20岁。我懂事以后一直都很高兴地感觉到这一点。我母亲是个金发碧眼的大美人，父母的罗曼史是从看病开始的。我母亲有肺病，我爸爸是肺科专家，看病的时候，他们相爱了。最初我爸爸的三个妹妹都不愿意接纳我母亲成为卡佛岗家庭的一员，因为她不是犹太人。后来，大家慢慢地被母亲的自然随和与幽默所吸引，开始喜欢她。遗憾的是，我的母亲后来得了一种罕见的疾病——淋巴癌。 父亲为此订购了欧洲出版的很多医学杂志。为了读这些书报，他特别学了好几种欧洲语言。看到有重要的文章就裁剪出来，分门别类存档。当然，除了关于母亲的病，他也收集很多其他病例的参考资料。那一时期，他还带着我母亲拜访很多有名的医学教授、专家，听取他们的诊断建议。 我母亲长时间卧床不起，正当她开始恢复一点的时候，一天清早，门铃响了，盖世太保的人把我的父亲带走了，他们没有给出抓人或指控人的任何理由。我们不知道父亲去了何处。我母亲哭得歇斯底里，当天就高烧不止。从那天起，我们的生活就完全被毁了。没有丈夫和他的医治，我母亲是无法生存的。她的身体每况愈下，恢复已无望。 父亲被带走后，我开始还去上了几天学，但因不能把母亲独自留在家里，也就辍学在家了。 在学校里，我喜欢上手工劳动课，制作了好几架能够真正飞起来的飞机模型，那是真正能让一个男孩高兴着迷的活动。失学以后，我的兴趣不再被玩具和游戏所吸引，而是自然而然地转到了实用技能的训练方面。家里的木工、电工、水管工的活儿，院子里的割草机、自动喷灌机，凡是能自己动手修理的，我都跟人学，或者看书自学。因所有的正常生活都被严酷的现实毁掉了，干活既能打发时间，又能应付生活之需，同时更激发了我对手艺行道的极大兴趣。后来在中国的逃亡生活中，我虽不敢回忆在德国的少年时代和曾经拥有的奢华，但那几年培养训练出来的动手能力，竟成了我后来谋生的手段。 我离开学校几天以后，另一个同学也被赶出了学校，仅仅因为他也是犹太人。 这一切真是晴天霹雳呵！我知道，好日子结束了。 没有了收入，我们必须放弃曾经拥有的一切，我们变卖各种东西，包括卖房子以及卖那些不值几个钱的东西。因为没有家，就没有地方保存这些物品。父亲最珍爱的书，他收集的各种医学杂志，杂志上的剪报，我们都只能当废纸卖了。我母亲被转到犹太医院，那时这个医院还在柏林继续开业。 我的一个还在开业的律师大伯通过查询，得知逮捕父亲的是“刑事犯罪”警察2，还不是纳粹党卫军。父亲被关押的地方就是一年前他的表哥佛列曼跳楼自杀的地方。（佛列曼因为用信封邮寄钞票被逮捕。这钱是寄给他女儿的，当时她正要出国移民，佛列曼的女儿现在住在美国。） 过了些日子，我大伯发现我父亲已被转移到“审讯监狱”里去了。 大伯讲，对父亲而言，这里反而比较安全。既然要审判，如果父亲能证明自己的清白，就有机会被释放。对父亲的指控是，他曾给一个女人堕胎。这女人是来找我父亲做肺病检查的，我父亲和堕胎完全没有关系，有可能被保释。但是，父亲一出监狱就可能被纳粹抓到集中营去，所以最好是待在监狱里等候判刑。这样的情况在1937年前后很普遍。因为怕被逮捕送到集中营，一些有车的人就开着车毫无目的地在街上转。有的人躲到要好的雅利安3朋友家去过夜。当然，这是被禁止的，一旦被当局发现，对主人的惩罚很严重。整个犹太人的气氛很紧张，大家说话谨慎，没有人能从任何人那里得到一个直接答案。 德国当局于1938年8月17日颁布一道法令，要求所有的犹太人使用内务部名册上指定的名字，如男人，就叫亚当、亚伯拉罕、大卫、雅科布、基甸••••••女的就叫汉娜、瑞秋、德博拉、莱欧蜜等典型的犹太名字4。 14岁的我退学后，夏天一到，就住到当律师的大伯的家里，除了等待，什么也不能干。我不愿无所事事待在家，我要成为有用的人，屋里屋外的事，院子里的活儿我都干。我大伯想给我找工作，他的一个非犹太朋友让我到他家附近的修车行去打杂，我就在那里当了半年学徒。我学到了很多机械师的手艺和绝活。我很喜欢这个工作，这工作比上学修什么拉丁文、希腊文课有趣多了。这段经验对我以后在中国求生存有很大帮助。我黄头发，蓝眼睛，看起来也不像犹太人，老板只是希望不要有人问到我是谁。每个工人都必须在劳工部登记注册，他却没有给我登记。有一天下着雨，天气很冷，一辆卡车开来修车行修理。司机恳求老板快些帮他修好，越快越好，因为他必须把白菜送到集中营里去，不然那里关押的犹太人就什么吃的也没有了。看来，所有关于集中营的流言都是真的。 在医院里，母亲的病情急剧恶化，我的律师大伯就想法搞了一张许可证，让父亲最后去看她一次。我父亲由一个看守和两个便衣警察押送到了医院。这是我半年来第一次看到父亲，我哭得像个小孩。在父亲被送回监狱的那天晚上，母亲就去世了。我父亲又由警察押送去维森的犹太墓地，出席母亲的葬礼。我母亲以前是基督徒，在我出生之前，转信了犹太教。 几个星期以后，我父亲上法庭受审。我大伯不想为他辩护，因为他们是兄弟，他觉得自己最好是回避，就另请了一个律师。为什么当律师的哥哥不为自己的哥哥辩护5？我不明白。犹太医生经常都被指控堕胎犯罪。好在那时法庭还是根据法律判刑，没有完全受纳粹当局的控制。律师为了将刑罚降到最低程度，就说我父亲是因为可怜那个女人，而帮她堕胎。律师辩护时，父亲把手压在他的肩上，强迫他坐下来，然后自己为自己辩护。父亲不承认自己没有做过的事情，他说，我是肺结核专科医生，这个女人是来做肺病检查的，在她上我这儿来之前和之后，她还看过另外一个医生，这段时间内，什么事情都会发生。 最后判决的结果是无罪！父亲走出法庭的时候，一个卫兵问他：“判了多少年？” “没有判刑！我自由了！” “奇怪，这里从来没有这样的事儿！”6 注释 1 由于一位受迫害的波兰籍犹太人请求德国驻巴黎的领事馆帮助他的亲人不果，便愤怒杀死领事馆秘书一事，希特勒以此制造事端。1938年11月9日深夜，德国各地希特勒的冲锋队冲上了街头，疯狂挥舞棍棒，对犹太人的住宅、商店、教堂进行打、砸、抢、烧。许多犹太人家的窗户在当晚被打破，破碎的玻璃在月光的照射下有如水晶般发光。所以，人们讽刺性地把那个晚上叫“水晶之夜”。 2 希特勒上台后，积极开动纳粹国家机器，除了把法院系统纳粹化外，还在司法系统之外设立了盖世太保的政治警察制度，形成了双重司法系统。但是在纳粹上台的初期，西方国家普遍流行的“司法独立原则”，一定程度上阻碍着纳粹一体化运动在司法系统的推行。那时，民族社会主义法律工作者联盟并未完全成为纳粹当局俯首帖耳的驯服工具，反而经常要求保持司法的独立性。直到1939年，还有约三分之二的法官是希特勒执政前任命的；律师队伍更换的比例更低。作为司法行政最高机构的德国司法部，一直掌握在非纳粹党人弗兰茨•居特纳手中，而他的助理多纳尔尼则是反纳粹派的中坚人物之一。1941年1月居特纳去世，一些狂热的纳粹头目希望借此机会实行所谓“司法改革”，将司法系统全盘“纳粹化”。1942年希特勒正式获得德国最高法官的地位，有权“不受现行法律条文的任何约束”，有权把他认为不称职的任何官员撤职。之后，纳粹政府公布全体法官必须遵循的“普遍方针”，德国进入空前绝后的黑暗年代。 作者的父亲如他律师叔叔说的，所幸还在司法系统之内的“刑事犯罪”警察手里，比在盖世太保监狱里稍微好一点，有可能通过审讯胜诉。 3 雅利安人，属高加索人种（白色人种），该人种身材较大，皮肤浅白，面长多毛，鼻骨高，瞳孔颜色浅，发色多变。原是居于今天俄罗斯南部乌拉尔山脉附近的古代部落，使用印欧语系的语言，被认为是印欧语系民族的共同祖先。纳粹白人至上的种族主义标准是指金发碧眼的白种人，就是雅利安人（不包括金发碧眼的犹太人），纳粹认为北欧人种是最纯种的雅利安人（因金发碧眼在北欧最常见），宣扬金发碧眼的雅利安人是最优秀的主宰种族。 4 犹太人的传统名来自犹太律法，也就是基督教的《旧约》。这样犹太人能够有的名字很有限。也有的犹太人的名字是非犹太的，必须加一个中间名，男人叫以色列，女人叫莎拉。 5 按西方法律，律师是可以为自己近亲辩护的。但在排犹猖獗的年月，作者的叔叔为避嫌，帮自己的哥哥另请了律师是明智之举。这样作者的父亲才有可能取得几乎是不可能的胜诉。当时才14岁的作者显然对叔叔是不满的，以为他是出于害怕而不给自己的父亲辩护。 6 在法西斯猖獗的年代，大量的德国法官，违背了法律实证主义对职业伦理的要求，积极地参加到纳粹分子对犹太人和进步人士的残酷迫害中来，催生出臭名昭著的《纽伦堡法》。自从1938年的《纽伦堡法》实施后，在纳粹控制下的法庭，犹太人几乎没有胜诉的，成千上万的犹太人被冤屈判罪送进监狱和集中营，而作者的父亲竟从法庭获释，实属意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