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往事——1 老师说：坐下，犹大！

1 老师说：坐下，犹大！ 我们的家原先在柏林市中心新绪恩豪舍街的一套老式公寓里，公寓里有六个房间。1933年，我们搬到维生席区凯史勒街的一套有四个房间的公寓。我父亲有一辆小小的欧宝车，够我们一家用了。通常情况下，我父亲自己开车。父亲是开业医生，专门从事肺结核的研究及治疗。母亲后来也取得了驾驶执照。我们并不富裕，但日子过得也衣食无忧。 我们的家族成员里没有人对宗教特别虔诚，但在一些犹太人的大节日里，我们会去犹太教堂。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我们家在食物上也不再遵守犹太教规的一些禁忌，男人不戴小帽，孩子也不去犹太学校。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我所有的伯伯和叔叔们都在德国军队里服役。在一张照片上，我的伯伯、叔叔们身着军服围着祖父，而坐在儿子中间的祖父，胸前戴着1870年到1871年德法战争时获得的勋章，这张照片挂在我所有伯伯、叔叔们家的墙上，他们作为优秀的德国人曾经在战争期间为国家效过力，他们为此而感到骄傲。 我的父亲曾经是一名军医，德国占领波兰期间，在弗罗茨瓦夫的一家军用医院当头儿。事实上我们全家都融入了德国社会，就如同其他的德国人一样。 1933年纳粹上台不久，不管是不是合格的德国人，我们和所有的犹太人一样，都受到歧视。许多犹太人接受了洗礼成为基督教徒，希望以此来避免纳粹的迫害。然而，改变宗教信仰并不能使他们的困境有丝毫的改善。纳粹的判断标准只是你的种族血统而不是你的信仰。我们家里没有人改变宗教信仰。但仅仅因为是种族血统，纳粹就把我们列为败坏的德国人。就像1936年柏林奥运会上，仅仅因为不同的肤色，希特勒就拒绝与一名赢得比赛的黑人运动员握手。我们欣赏体育竞技比赛中所取得的非凡成绩，但我们不会对这样的奥运会有任何热情。正是这一届奥运会结束，外国观众和运动员离开以后，德国就开始公开侮辱犹太人了。 究竟有多少德国人赞成希特勒政权，这是一个十分值得讨论的问题。因为我们在德国一直住到1940年8月，比较能够客观地评价一般普通德国人对纳粹政权的感受1。我们看到很多人是如何被迫去憎恨和孤立犹太人的，尽管那些人以前曾经同犹太人有着密切的关系。我们目睹了希特勒这个疯子是如何愚弄6000万人去相信他的疯狂理想的。 我第一次受到强烈的惊吓是在1933年。 一天，我去看望我的伯父，我的一个叔叔刚好也在他家。这时，忽然来了几个穿着黄色衣裤的冲锋队员，要进行搜查。态度非常蛮横，但他们没有找到任何违法的东西。 来做客的叔叔指着墙上挂的老照片给他们看，上面是我的祖父及他的身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军服的八个儿子，叔叔说： “那时没有人问我们信什么教，我们都在德国军队服过役。” “你是谁？” “我是他（我伯父）的弟弟。” “那你也同我们一起走。” 这两弟兄被纳粹党卫军带走了，谁也不知道他们去了哪里。那时还没有集中营。过了半年多，他们才被放出来。原来的黑头发全白了，他们目睹了什么叫恐怖。 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受的折磨。他们被纳粹党用绳子捆住阴茎，强迫灌水，不准排尿，直到痛晕过去。弟兄俩被释放出来后，伯伯很快同他的太太及两个儿子移民去了巴勒斯坦。他们的财产，包括汽车材料行及修船厂都扔掉了。接着，我的另一位叔叔也去了那里。这些事是在1933年发生的，那时希特勒才上台不久，还没有很公开地反对犹太人，多数犹太人还认为，这种无道理的政府不会长久。 那一年，我的哥哥爱克曼同他的太太带着婴儿也离开德国到巴勒斯坦去了。哥哥很快把事情看明白了：继续生活在德国，对犹太人来说，天天都是噩梦。可是我的父亲则不愿意相信这一点。 我哥哥是父亲与其前妻生的儿子，在我四岁前，他一直同我们住在一起。我还记得，他对我很好，教我学很多幼儿起步的小事情，如擤鼻涕、洗手等。还给我买了一个秋千做我的生日礼物，就安在父母卧室的天花板上。他在柏林工业大学毕业，成为电子电机工程师后就离开了我们的家，因为他同父亲时常意见不合。哥哥和我妈妈的关系却一直是很好的。 我从小非常崇拜哥哥，因为他爱好运动，什么都懂，什么都能做，他是我的偶像。他们离开柏林去巴勒斯坦时，我随父母到火车站为他们送行。可是他的态度有一点奇怪。他进了火车就好像一直在忙着安排他们的婴儿和行李，一直到汽笛声响，火车要启动的时候，他才伸出头在窗户同我们说再见。那天爸爸实在很为儿子的态度伤心，感觉今生再也见不到他了。爸爸后来真的再也没见过他的这个儿子。很明显，哥哥是在回避道别时的亲吻和拥抱。我则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够移民到巴勒斯坦，同他们生活在一起。但直到18年后，我才在以色列与哥哥重逢。 我哥哥的儿子约里内，今年70岁了。他毕业于以色列耶路撒冷大学高能物理专业，先后在以色列、法国搞这方面的科学研究，最后在南非的约翰内斯堡伟茨大学工作到退休，现在全家人都还住在南非。我们一直保持电子通信。这是后话。 我父亲的一个哥哥，里昂•卡佛岗，是一位牙医。他也离开了德国，但却没有去巴勒斯坦。 里昂伯父是一个很有个性的人。我手里有一封爷爷的信，那是他在1913年写给他儿子——我的里昂伯父。信里，爷爷说伯父是一个不学无术的人，在班上常常是倒数第一名。他在任何一个地方当学徒都做不长，后来又去学镶牙。没想到他终于让全家人吃惊了，他在牙医这个行道上进步很快，成了一位牙科技师。他这个人，就像在我们那张全家福里看到的那样，总是很神气。照片里，他们几兄弟身着一次大战的戎装，右面第二个就是里昂伯父，穿着军队的大礼服，头戴老式尖顶头盔，以显示他的出人头地。其实，他并不是一位斗士，他只是穿着装装样子罢了。虽然他和他的第一个妻子有了两个孩子——女儿露丝和儿子维克托，但是他们相处不怎么好，里昂是一个很帅的男子，讨许多女人喜欢，她们常常被他的魅力所吸引。他总是滔滔不绝，单刀直入切入主题，特别爱扯上几句与话题有关系的历史，他以前就是学历史的，总喜欢在女人面前显示自己多么有学识。 里昂伯父也进过监狱。他在关押我父亲的那所监狱里被关了好几个月，他被指控写了嘲笑希特勒的文章，但是他证明，文章写于希特勒当平民百姓还没上台的时候，最后他被放了出来。没过多久，也就是1933年，他和他的情人一起移民，先去法国，然后乘火车经俄罗斯，到满洲国的哈尔滨。离开德国之前，他有一件难事。因为他同时爱上了两姐妹，不能决定带谁和他一起走，于是就用抽签的办法来决定，抽到长根火柴的就跟他走。佛莱德尔，就是他的情人，一个非犹太裔女人，后来成为他的妻子，一直像母亲一样照顾他，和他一起辗转在战火纷飞的中国，吃尽苦头。她叫他“我的小娃娃”，听起来很荒唐，他比她大20多岁呢。为逃离日本人占领区，他们在中国不得不跟着战线退却，最后到了重庆。 相较于我们犹太大家庭的其他成员，我的伯父是一个不按常规出牌的人。当他和前妻生的儿子维克托还是个孩子时，他看到报纸上的一则广告，一个女人要找一个笔友，他就开始写信给这女人。很快他就发现，这个女人竟然是他自己的妻子。他继续和她通信一年多，每次都从不同的地方发信给她。见面的一天终于来到了，他的妻子在一家咖啡馆等待她的新情人。当自己的丈夫出现在眼前时，那种惊吓差点要了她的命。 这就是我伯父的独特之处。他和这个妻子双方都有婚外情，他们的关系当然以离婚告终。 里昂伯父的儿子维克托，也是个医生，在我们大家庭里是出了名的，因为家庭聚会时，他总是来得最晚，吃得最多，走得最早。他的脸总是刮得干干净净，抓紧分分秒秒看书从不浪费时间，花钱精打细算从不浪费一分一厘，是一个人长得漂亮、医术又高明的医生。 后来维克托被诊所里的女职员举报，在柏林被刑警通缉，说是犯了两项罪：堕胎和种族混杂。在当时的基督教德国，堕胎是违法的。而犹太教的堕胎观与基督教反对堕胎的观念不同，犹太律法视胎儿的成人过程不到分娩时就不算完成。因此，当妊娠危及母亲生命时，堕胎不仅被允许，而且在道义上是势在必行的，因为挽救当事人即母亲的生命是一项义务。纳粹常常以堕胎为由，诬告、迫害犹太医生。所谓的种族混杂罪名则是因为维克托有一个非犹太裔女朋友，而纳粹德国于1935年颁布了反犹太人的《纽伦堡法案》，该法案禁止雅利安人即德国人与犹太人结婚或者有性行为，是所谓保护德国血统和德国荣誉的法案。 当警察上门抓维克托时，他已经登上了去罗马的火车，接着他又乘船到了中国的上海和他的父亲团聚。在中国，他娶了位中国妻子，他和她生活了一辈子，直到他96岁在以色列的拉哈瑞亚去世。他的妻子戴安娜现在还住在那儿。他们的两个儿子鲁本和阿克曼也是在中国出生的，现在两人都在海外工作和生活，他们有时间就回以色列来看望母亲。维克托和伯父在中国流亡时一直在一起，而维克托的生母，也就是伯父的前妻，则设法逃到了菲律宾避难。 我最初进的是柏林第24初级学校，我没有感觉到老师或同学对犹太人有任何成见。因为宗教是必修课，一个犹太教老师拉比会按时到学校来给犹太学生授课。大多数老师及学生们对我的态度还过得去。1933年我们搬家到维生席区凯史勒街，过了一年就进高中（在德国没有初中）。 后来一段时期，几个老师轮流不来教课。当他们又回来上课时，我感觉到他们对我的态度完全变了。 暑假结束回学校以后，老师要求每个学生在课堂上讲自己假期中的故事。那一年我们家在维西湖边租了一个度假屋，我将我的暑假生活写了一篇作文《维西渔人码头历险记》。我要将有趣的暑假生活念给大家听，可是我一直没有听到老师点我的名字，我就自己站起来了。可是，老师却说：“坐下，犹大！” 另一个音乐老师比他更讨厌，骂我：“你这个臭犹太小子，坐在最后的座位上去！”我就这样独自坐在最后一排。在课堂上，我像是一个被抛弃的孩子。音乐老师在钢琴旁坐下，对同学们说，让你们听听犹太音乐是什么样子。他弹钢琴的时候，左手弹一种调子，右手弹的是另一个调子，这就非常难听。然后他说：“你们听到了，这就是犹太音乐！” 有一天，上“仇恨犹太人”政治课，这是纳粹时期14岁以上青年团员的必修课2。只有雅利安种族才能加入青年团，教这门课的老师没有辅导过我们班，所以不认识我，没有通知我不要去上课。我坐在教室里，整整一堂课，听他们辱骂犹太人。这个老师一开始就骂犹太人还不如老鼠，《圣经》故事里讲犹太人是懦夫胆小鬼，大卫同哥利亚的故事就是证明，大卫从后面丢一个石头打死了哥利亚，这不够光明正大。老师还说了许多其他的煽动仇恨的谎言。我没有办法，只好把头埋在手里，所有的同学都盯着我看。下课后，就有同学挑衅，要和我打架。应当公正地说，他们不是一伙人出手，而是让他们中间的强手单个同我打架。打架倒是有规矩，拳头不打到对方的肚皮下面。那次后，我每天都竭尽全力同那个同学搏斗，没想到这竟赢得了同学们的些许尊敬。 有一天回到家，我向父亲哭诉。于是父亲第二天到学校去问校长，他的儿子为什么被打。校长反而问他：“你儿子怎么会去上这门课的？” 父亲说：“如果继续这样，我们就让他停学好了。” “那也不必！”校长不愿失去一个学生的学费。 如今想起那个时期在学校所受的侮辱，不难理解我为什么不是个好学生。我对上学恨之入骨，我一直感到读书太难过了，我宁愿和同一条街上的那帮孩子一起骑自行车比赛，或是打球、滑雪，样样活动都比上学好。 一天，另一条街的一个家伙路过，见到我就大打出手，还一边大骂：“你这个肮脏的犹太狗，滚到巴勒斯坦去！”我因为没有一点防备，被打得很惨，几乎昏了过去，在床上躺了好几天才恢复过来，好在脑震荡没有引起严重后果。后来又有一次，一个比我大的男孩追着要打我，我跳过铁丝网的围栏而他跳不过，这才得以摆脱了这个傻瓜。 本来，我和同一条街的男女孩子们关系都很好。有一天，我看见我的一个好朋友从街对面走过来，就跟他打招呼，他却从旁边走过去，压低嗓子说：“进屋子里去讲！”到了没人看见的地方，朋友才对我说，非常对不起我，但是他不能同我再往来了，不然他父亲就要失业。他请求我的原谅，请求我理解他的处境。 因为我的犹太人出身，我完全被抛弃了，被老师同学抛弃，被好朋友抛弃！我原本美好的少年时代就这样给毁掉了，不管在学校还是在我们居住的社区，我们这条街就我家是犹太人，我完全抬不起头来。但我记得，直到我跟着父亲移居国外前，还是有一个好朋友继续同我来往。 注释 1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阿道夫•希特勒和他的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NSDAP，简称纳粹）把握住了机会，适时提出了“修改《凡尔赛和约》，收回失去的领土，团结整个德意志民族”的口号，并允诺尽快改变大量工人失业以及恶性通货膨胀的局面。这样，在1928年后，越来越多的德国人把纳粹党视为解决德国社会主要问题，实现德意志民族强盛的希望，以致纳粹党在1932年的选举中大胜。取得执政地位后的希特勒和纳粹党，将反犹意识扩大，散布犹太人阴谋论，树立犹太人为假想敌，从而煽动雅利安民族主义狂热。因此，纳粹的消灭异己思想、反犹太人和反共的罪行，也就容易在复兴民族主义的旗帜下被德国人容忍。 降低失业率、重建社保体系、重整军备、1936年隆重的柏林奥运会……德国普通老百姓受蒙蔽，为身边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成就而自豪。1939年，在大多数德国人眼里，希特勒已经成为仁慈有为的统治者，甚至可以说是德国的大救星了。 2 希特勒青年团以训练未来的“雅利安超人”和为纳粹第三帝国效忠的战士为己任，重视身体和军事训练，青少年在希特勒青年团营地学习使用武器、军事策略、加强身体能力和灌输反犹太主义。年长的团员残酷对待较年幼的团员都得到默许甚至鼓励，他们认为这样能够淘汰弱者从而令团员更加坚强。作者因为黄头发、蓝眼睛，看起来不像纯正的犹太人，被政治课老师误认为雅利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