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往事——译者序

译者序 2011年11月，在以色列的“上海”——海法，出现在我面前的是一位八九十岁的老人，黄头发蓝眼睛，不像大多数黑头发黑眼睛那种典型的犹太人模样。我用英语和他交谈，他却开口说起地道的重庆话。我惊了一下，好像听到去世一年多的父亲在和我说话，心里一热，眼泪都要流出来了。他说他在重庆好几处住过，龙门浩、中华路、五四路、白市驿。这些地名我都知道，听起来很亲切，只是我觉得有些奇怪，怎么在离中国和美国都很遥远的中东，和一位犹太老人谈起重庆这些旮旮角角来。 因为事先并没有安排，我是在以色列旅游的途中，临时被犹太朋友丹尼领到这位老人家里的。我们交谈的时间不长，这样我们就只能在匆忙中留影，约好以后在电子邮件中慢慢谈。 他就是这本书的主人公，德籍犹太人，以色列公民沃尔夫岗•卡佛岗。 1940年，沃尔夫岗•卡佛岗随父亲逃避希特勒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来到中国，受到中国人民的接纳和庇护。在中国抗战和国内战争时期，他不是像其他几万犹太人那样住在上海，而是在中国的腹地重庆住了整整11年。从16岁到27岁，卡佛岗在重庆度过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阶段，完成了一个人从少年到青年的成长过程。他的重庆话说得如此流利，我猜想，他这个人应该也修炼得像个重庆人了。抗战期间重庆的艰难，我听父母讲过。卡佛岗是德国难民，过惯了高水准西方生活的他，是怎样适应战时贫穷落后的中国内地生活的？他说他是开卡车跑长途运输的，说的又是地道的土话方言，说明他确实生活在劳动者之中，他是不是吃了很多苦？在回美国的路上，我都在想着有关卡佛岗的种种，越想心里越沉重，就等他的来信来回答我的各种猜想吧。 我于11月18日回到美国，正值感恩节圣诞节忙碌时期。没料到，卡佛岗的信在12月5日到了，随信还送来了他的英文版回忆录。他的原书用德文写成，于2002年在德国出版，英文版的出版正在策划中。我一口气读完这本书，读完后的第一个念头就是，一定要让国内特别是重庆的读者读到这本书。该书是人类文化瑰宝中的一颗小珍珠，打的是犹太印记，却来源于中国，养育在重庆。卡佛岗喝嘉陵江、长江水十多年，在重庆长大成人，娶了中国妻子，中国人不仅完好无缺地保护了一个犹太儿子，交给以色列的，还是一名优秀的战士。 看看他在书中说的： 1939年在受到英国、荷兰、法国等国多次拒绝入境之后，我和父亲终于乘火车离开柏林，过境苏联，转乘德中航班到达新疆的乌鲁木齐，最后转机到达重庆。这条路线是从欧洲到中国最短最快的路线，通常是那些外交官和商人使用的。我们是第一批也是最后一批使用这条路线的犹太人。途中，随身只有10马克的我们，受到中国人免费吃住的接待。到了重庆，机场的中国人还帮助我们寻找已在重庆居住的叔叔一家。 当我们到达中国内地的第一天，我们就受到日本飞机大轰炸的“欢迎”。从此，我们和中国人民同呼吸，共患难。日本人以为狂轰滥炸就能让中国人屈服，他们完全低估了中国人民的骄傲与自尊。重庆虽然被轰炸成一堆堆瓦砾，但只要日本飞机一离开，大火一经扑灭，老百姓就开始在废墟上建小商店，搭简易棚子，只要有个吃饭睡觉的地方，就不能阻止他们重建家园，开始新生活。他们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材料，每片木头、每颗钉子都在重建中反复使用。在战时的欧洲，不少人受不了痛苦宁愿选择自杀，而在这里，生活从不中断！ 自从德国对波兰宣战，德国国内所有供应都是定量配给的，人们勉强吃得饱。中国抗战时期虽然生活那么艰苦，粮食还是自由买卖，只要有钱，几乎可以买到任何东西。这对我们很新鲜。 我发现我总是喜欢在小街小巷里从头逛到尾。在那里，我满怀敬慕，观察那些手艺人，他们用手工制作修理各种器皿。他们几乎没有不能修的东西。中国人的这些技术专长是绝无仅有的惊人之举。 作者对重庆人民由衷的感激、赞美、崇敬、欣赏，跃然纸上。 在当时，作者是极为少有的始终把自己置身于重庆普通老百姓之中的外国人，他16岁就在重庆闯荡江湖找生活。他当过机修工、德文家教，在父亲诊所当德中翻译，后来又在白市驿美国空军基地当英中翻译。再后来搞长途运输时，受到司机同行的尊重，被授予帮会的荣誉会员头衔。 抗战胜利后，作者的父亲已是重庆著名的肺科专家，他家开始过上衣食无忧的小康生活。作者本人也开始自立，搞长途货运，从美军剩余物资处理处买下了交通工具，虽然债务缠身，他却有了非常传奇的经历，他跑过四川、湖南、陕西、贵州、云南，在艰难的路途中缺油爆胎，有时不得不用酒精，甚至老白干做燃料；还遭遇过土匪抢劫，侥幸逃过地震塌方，可以说历经磨难出生入死。但作者自始至终保持犹太绅士的节操和道德底线，不管是技术还是品德都受到同行的赞许和尊敬。 云南姑娘素兰，与卡佛岗在一次运输途中邂逅。“自从我遇到这位姑娘，我的思绪天天都在她的身上，我开始梦想过另一种生活。” 冲破重重阻力，卡佛岗和素兰终于结为夫妻。但新婚的幸福很短暂。在抗美援朝那个特定历史环境里，哪怕走在街头，卡佛岗也常被当作人见人恨的“美国鬼子”，“外国人就是美国人，和他们走在一起的女人都是妓女”，这些误解和不公正对待让新婚的异国夫妻难以承受，他们只能选择离开中国。 作者郑重申明：“我一直都爱中国，爱中国人，爱中国的语言文字，爱中国的古老风俗和中国饮食。我感谢中国救了我的命。不仅救了我的家人，还接纳了成千上万的犹太人到中国。”“如果不是中国的接受，这些人的大多数包括我，就像被他们杀害的600万犹太人一样，已经死在德国人的焚尸炉里了。就是这样，我一生都在感谢中国，不能忘记我们从中国人那里接受的恩惠与热情。在日本侵略时期，大家都很穷。但我们仍然能找到谋生的手段，并能做自己想做的事。中国人总是善待外国人，不像许多国家那样排外。” 1951年10月，卡佛岗带着他的中国妻子，前往以色列。他们参加了以色列建国初期艰苦卓绝的创建工作，从住入境关口的临时帐篷，到住集体农庄的铁皮屋。他在以色列军队中服过兵役，和在中国时一样，开军用大卡车，他时时视自己为一名战士，为保卫自己的国家骄傲自豪。最后，卡佛岗如愿以偿，成了以色列的“麻省理工学院”——海法理工大学的高级机械师，他努力工作取得多项专利，直到退休。 现在，整整60年后，中国保护救助过的犹太人，重庆人民养育过的儿子，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又被我这个重庆人“碰上了”！失散多年的儿子，被家人又找回来了！读了他的回忆录，无论从语言还是到思想，我都感觉他确实有着我们重庆人特有的风格。一次通信中，他竟称我为“重庆老表”。我感到自己身上有着某种使命，正是这种使命感促使我翻译了本书。 对犹太人的最初印象源于小时候看的一本书，书名叫《纳粹党旗下的暴行》，里面有一张照片，上面是山一样堆起来的尸体，是被纳粹毒气杀死就要投进焚尸炉的，地点在奥斯维辛集中营。我幼小的心灵则第一次知道了什么叫恐怖。 懂事后看了不多的几部苏联东欧电影，如《最后阶段》、《华沙一条街》等，都记录了纳粹德国对犹太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安妮•弗兰克日记》几乎是我那个时代女孩的必读之物。大学时看了《战争风云》和《战争与回忆》两部巨著以及《苦海余生》的电影。希特勒对犹太人的仇视狠毒，不禁引发人们的疑问：他是不是因为害怕而迫害犹太人呢？ 来美国以后，这方面的信息就更多了。有大师级人物拍摄的电影，如《苏菲的选择》、《辛德勒名单》、《钢琴师》等奥斯卡获奖电影；每年1月的国际大屠杀纪念日，美国都要上演一部或数部与大屠杀主题有关的新电影、新电视剧；各地的大屠杀纪念馆都有不同的活动及仪式。其间投入的人力物力财力可以说不计其数，真正做到了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遇见卡佛岗与翻译这本书似乎纯出偶然，现在想来也与我长期对犹太人的好奇有关。 2010年11月，我和朋友乘游轮畅游东加勒比海。在船上碰到基甸等几对以色列老夫妇，谈话中他们觉得我对犹太人似乎还有点了解，便邀请我访问以色列。回美后不久就是感恩节、圣诞节，一下子忙了起来。一天，忽然收到基甸老夫妇的电子邮件，对我的以色列之行正式发出邀请，还给我拟定了具体路线。这下我算是真和犹太人打上交道了。 我还没有想过这样快就会去以色列。但既然迟早要去，有本土的犹太人邀请，当然应趁热打铁，抓住最好时机。 终于，在和那对老夫妇通信近一年，在恶补以色列古今历史文化、恶补《旧约圣经》之后，2011年的11月，我参加了“美国以色列旅行团”，对以色列和约旦进行了为期14天的旅行访问。犹太老夫妇到机场迎接我，送我到旅馆稍稍休息后又在饭店为我接风。旅行团结束后，我按他们的安排多停留四天，让他们开车带我游了旅行团足迹未到的许多地方。他们不仅带上自己的女儿，还把当导游的表弟丹尼也叫上了。这样浩浩荡荡一行人，真让我有点受宠若惊。有朋友当导游和随团游很不一样，也可以说互相补充，让旅行近乎完美。我的朋友基甸夫妇和他们的表弟丹尼都是在“二战”爆发后的1940年，他们仅两三岁时随父母从维也纳逃到巴勒斯坦的，他们是纳粹大屠杀的幸存者。 旅途中，我和我的犹太朋友们谈得很投机。我自认是高水准的旅游者，有准备而来，让导游越带越有劲。从最开始这对老夫妇对我的真诚邀请，到通信中他们认真切实的计划安排，以及我来了以后每天一板一眼的接待照顾，我见识了真正的犹太人，以往的神秘感逐渐消失了，我认为我找到了答案。这样的民族确实让人刮目相看，这样的民族绝对有他们的未来。 交谈中，导游丹尼得知我是中国重庆人，一下来了劲头，说要带我去见一个朋友，他是德国移民，抗战期间在重庆待过。这样就在我没有一点准备的情况下，顺路绕到本书的作者沃尔夫岗•卡佛岗的住所。 冥冥中，上天把我带到重庆人看顾过的儿子，喝嘉陵江、长江水成人的卡佛岗家里。随后得到的，就是今天这本闪烁着人性光辉的回忆录，它以平实的语言记录了中国人民，具体来说是我们重庆人历史上人道主义的义举。 以色列耶路撒冷大屠杀博物馆里，专门设有一个“国际义人园”，以纪念那些不畏强暴，救助保护犹太人免于大屠杀的义人，中国人何凤山的名字列在其中的一颗青松上。那是在“二战”期间，任中国驻维也纳总领事的何凤山先生，向数千犹太人发放了前往上海的签证，使他们免遭纳粹的杀害，被称为“中国的辛德勒”。 犹太人有一句名言：“救人一命就像拯救了一个世界！” 卡佛岗一家是唯一住在中国内地的犹太家庭，重庆人民是以色列人民心目中的“义人”。我为自己父辈的义举、为自己是重庆人而自豪！卡佛岗的回忆在重庆人民抗日战争的光荣史册上，又添上了温馨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