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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才发现，写回忆是件奇怪而微妙的事。 你说的都是实话吗？由于时间久远和主观的想象，记忆变得模糊零散，你的回忆与其实说是纪实，更像是故事。威廉·艾伦·怀特就是这样认为的。他在回忆录的前言中提醒读者：“虽然我苦心研究，仔细查证，这部自传不可避免的是本人的虚构。”他说，读者不应当“把真实与故事混淆，因为真实只有上帝知道”。怀特认为，他只是想“写下自己信以为真的一些事情”。 我写这部对生活和时代的回忆录时，想做的也仅止于此。我积累了相当大量的私人文件，做了多年研究。有些笔记在战争和旅行中遗失，因为驻外记者就像游牧民族东奔西走，他的全部所有是一只皮箱。诗人、思想家和回忆录作家之间的争执不休令我感到不安和自卑。他们的才华和造诣是我不可企及的。蒙田认为，人类根本就无法获得真相，因为他们“屈从于习俗、成见、个人利益和狂热……自以为掌握了知识——这种幻觉把人类一误再误”。 伊莎朵拉·邓肯的一生可谓丰富、充满了悲剧性。她在巴黎写回忆录时，常常对我说起自己的回忆，她问：“我们怎么可能如实地写出自己？我们自己甚至都不明白什么是真实。”埃米莉·迪金森相信“真相如此稀少，说出来令人喜悦。”喜悦，是的，但并不容易。 真相是什么？桑塔亚那说：“真相是一个梦，只是该梦确有其事。”安德烈·马尔罗在写回忆录（被他称为“遗忘录”）时认为，“一个人的真相首先是他所隐藏的一切”。但是，他把一个人隐藏的和他忘记的区别开，这两者是不一样的。司汤达写了一本又一本自传，试图弄明白自己是谁。但是，寻求真相却让他更加迷惑。他最后问：“我是个什么样的人？”接着又承认：“实际上，我对此一无所知。” 写回忆录还有其他的困扰。这些困扰产生于过去和时间。福克纳说：“过去绝没有死去，甚至也没有过去。”你不可能在回忆过去的时候，对它不加以改变。突然间，想象介入其中，最后想象与记忆混在一起，难以区分。或者说是难以剔除时间的影响。对于爱因斯坦来说，在相对论、物理和数学上，时间的概念如此重大，他认为时间难以剔除。他说：“把过去、现在和未来分开，只是一种妄想，而且是痴心妄想。” 卢梭的《忏悔录》也许是自传作品中最伟大、最富自我解剖精神的了。他一开始以为写作回忆录只是作一幅自画像而已。他花了十二年的时间做写作的准备，做笔记、查阅记录、信件和其他资料。最后，他放弃了最初的观点，不只是因为这样太过静态，也因为这样写出的东西会变成自己晚年对一生的盖棺定论。时光是会捉弄人的。所以他一改初衷，决定记述“平生所遇、所做、所想、所感……我能够写下自己的所感，我能保证这一点是真实的”。 但是他在自欺欺人。像一切写下自己生平的人一样，他在写作的时候，做了改变。法语版《忏悔录》的主编马塞尔·雷蒙说：“他本人并未察觉，他呈现给我们的灵魂历程，已经变形成为他灵魂的传奇或神话。” 我对于人生的一两点看法，可以作为这些回忆录的背景： 庸庸碌碌的琐事占据了我们人生的大部分，构成了挫败、成功、悲伤和瞬间的幸福。在这碌碌的人生中我偶尔会停下，去思考人类是多么卑微、渺小。我们所在的地球也是如此。即使在太阳系中，地球也是一个可有可无的星体，而在无穷的宇宙中，它只是一个小点。比起无限的、无声的宇宙，我们所能理解的有限时空实在可怜。如果宇宙真有所谓目的，谁又能说，这个目的就是创造出人类呢？谁又能说亿万个星球之中，没有比我们更加进步，或者至少更加理智、更有意义、更加和平的生命存在呢？ 当然，每个人的生活对其本人而言都是重要的。他只拥有、了解这样的生活。但是，在无穷的时空中，它显得无足轻重。帕斯卡问：“在无穷之中，人的位置又在哪里？”微不足道。也许历史学家卡尔·贝克尔，我所知道的最文明的人，最能领会无穷中我们人类微末的地位。 人类（他这样写道）只是宇宙中的弃婴，被创造他的力量丢弃。没有谁来养育，没有谁来帮助，没有或善或恶的权威指引，他要自己保护自己，凭着有限的智力在冷漠的宇宙中找到出路。 这个世界同时也是野蛮的！我活得越久，就越清楚地看到，对我来说，人类的进步十分缓慢，与其原始状态相去不远。在地球上生活了两千万年的人类，其中绝大多数的男人和女人，按照霍布斯的说法，“是肮脏、残酷、浅薄的”。所谓文明，薄而易碎。它不断被轻易地破坏、粉碎，暴露出人类野蛮的本性。 面对20世纪70年代，所谓三千年文明又有什么用？一切宗教、哲学和教育又有什么用？在我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人类继续折磨、杀戮、压迫着同类。事实上，这不是倒退又是什么？在我有限的生命里，人类杀戮和破坏的能力成倍地增长。由于炸弹的改进、导弹的发明，我们不只杀伤士兵，也杀害着远离战线的无辜的妇女和儿童。 我们在美国可以看见，就在60年代和70年代，虔诚的基督徒和犹太人，作为我们社会的一大支柱阶层，手揽军政大权，安逸而冷酷地坐在华盛顿的空调办公室里，冷血地、毫无不安和道德罪恶感地计划、指挥着对数以万计的男女老幼的屠杀，毁灭这些远在亚洲的贫穷农民的房屋、田地、寺院、学校和医院。而那些人根本没有能力对我们产生哪怕是丝毫的威胁。与上述种种野蛮程度相当的是，大多数美国人竟然对此欣然接受。直到最后，我们沉睡的——可不可以斗胆这样说——良知，才终于被唤醒。 有时，我觉得，人类的主要成就在于破坏、掠夺、污染和杀戮。首先是对地球，其次是对同类。最近几年，我们取得了最后的胜利：成功研发了核装置和制导导弹。它们如此先进，只有个把天才才能创造出来。它们转眼就能炸飞地球，灭绝所有的生命。如果把这些东西交到那些权重而智寡的统治者手上，这样的事就会发生。 在这样一个世界，生命有什么意义和目的吗？我像许多人一样，一生都在探索着生命的意义。我仍然停留在一些问题上：生命是什么？有什么目的？它是怎样开始的？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往哪里去？死亡就是一切的终止吗？死亡又是什么？它通向永恒？它通向虚无？马尔罗相信，人“在他的提问中才能看清自己”，“深刻的问题比回答更能如实地反映出人本身”。1946年在7月炎热的巴黎，格特鲁德·斯泰因不久于人世，她对床前守候的人嗫嚅道：“答案是什么？”当发现无人回应时，她又轻声说：“那么问题是什么？” 我自己未能得出太多答案。尽管别人给出了一些，但是都不太满意。阴郁的叔本华发现，生命只是由存在走向虚无的路径。生活在希腊鼎盛时期的悲剧诗人索福克勒斯一生非常圆满，高寿而终。但是，他的临终总结却令人意外。他说：“还不如从来没有出生过。”索福克勒斯一生享誉无数，赢得过戏剧节大奖，被称为希腊最伟大的剧作家和诗人。他仪表不凡，富甲一方，功成名就，身体健康，90岁时仍然才思敏捷。可是他却写下： 古代的作家说：没有活过最好 从来没有呼吸过 从来没有见过天亮 梭伦同意这个说法，也说：“没有人会快乐，除非人死亡。” 他以为死后才会有幸福吗？这个问题我们都在问。希腊的宗教像其他所有宗教一样，给出了肯定的回答。柏拉图认为天堂，也就是极乐世界，是对人生不公和不幸的补偿。但是，也有人怀疑这一点。伊壁鸠鲁就是一个。他肯定地说：“永生并不存在，因此死对我们来说也并不是什么坏事。它与我们无关。我们活着时不存在死亡，死亡来临时，我们已经消失了。” 我没有苟同他的全部观点，但当我不再相信基督教之后，我仍然喜欢伊壁鸠鲁的如下阐释。 对永生的信念起因于贪婪，有些人没有好好利用大自然赐予的时间，于是感到不满足。可是聪明的人却认为自己的寿命够长，能享尽一切幸福。当死亡来临时，他就离开宴席，满意而去，给其他客人腾出地方。对聪明的人来说，生命是足够的，而愚蠢的人，即使有了永生，也不知道如何使用。 乔治·艾略特也持同样的怀疑。对她来说，上帝是不可知的，永生更是不可想象。 受之影响，我的想法也借以形成。无疑，随着世界已经走完重要的20世纪的四分之三，这些思想会潜移默化，影响本书对于生活和时代的叙述。这短暂的四分之三也是我生命的主要部分，我相信，其间的变化多于过去几千年。在骑马的年代出生，又在有生之年看到原子弹的发明，这种经历确实很有意思。 机缘和我的职业让我在某些时刻来到某些地方，在那里，我们这个世纪的洪流在奔涌。我因此有机会亲眼看见，亲身经历正在发生的事件，探究事件的起因。“百闻不如一见”也许是老生常谈，但仍不失为至理名言。里尔克认为要做一个诗人，“必先有很多历练”。对所有作家以及希望有丰富人生的人，这个说法都适用。 我喜欢看书。书为你把过去和现在连接起来，把普通的想法和高贵的精神连接起来，把个人的生活与对他人的意义连接起来。书教化、启发、震撼着你，让你笑、让你哭，让你思考、让你做梦。它们虽然能丰富你的见识，却不能代替经验。 我在芝加哥出生，世纪之初在这里长大，我一直感到，这大大有助于我认识我的国家。这并不是说，别处没有这个地方有趣，比如纽约、剑桥或旧金山，这些地方也许更加文明。我也总是恨不得不住在芝加哥，我年轻时总这么想。可是，我仍然认为，在世纪之初，只有在芝加哥，才能领会美国的现状，看清它的走向。这个新生国家在长大时的喧嚣和吵闹，巨大的建设能力，积累财富和权力的动力，丑恶、低劣、贪婪和腐败，这一切都可以在多风的芝加哥见识到。这里的土地和城市也富有诗意。这里有美丽的湖区，湖畔高耸的大楼，有对艺术和学术的追求。这一切你都可以从卡尔·桑德堡《芝加哥诗集》中感受到。我后来又去了爱荷华。我在这些地方长大，中西部就在我的血液里。虽然它并不是最好的居住地，但这个地方给我的，不论好坏，是别的地方不能给予的。它是美国的腹地，供给着整个国家，无尽矿产被开采，生产这个国家大部分商品。我想，比起其他任何地方，它对这个国家和我们拥有的文明有着更多的影响，且不论这种文明的好与坏。我的根就在这里。 我将在书里把它们挖掘出来，但不是全部。那是我力所不及的。我21岁去了外国，在欧洲和亚洲工作。工作让我有幸去了一些重要的地方，在那里发生的大事影响着整个变化中的世界：30年代初，甘地在印度领导着独立运动；二三十年代在巴黎和伦敦，这两个欧洲的主要民主国家日见衰落；在罗马不起眼的墨索里尼经过最初的动荡之后，开始对大众加紧法西斯主义的宣传，此刻，梵蒂冈教庭开始改变，教皇开始改变作为罗马“囚犯”的角色以适应20世纪的需要。在柏林，希特勒和野蛮的第三帝国兴衰起伏，最后是希特勒发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让整个世界蒙受灾难。 没有这些直接的、现场的经历，我绝不可能懂得，也极少会感知：在这动荡的年代，正在发生着什么，以及它们发生的原因。这种经历有助于我日后记录下一些历史。 在我成年以后，以及写下这些回忆之时，我常常想起列昂·托洛茨基写过的我们的时代，以及亨利·詹姆士对于美国人的议论。托洛茨基在墨西哥写道：“想过平静生活的人在20世纪都未能如愿。”不久之后，他被斯大林派去的刺客砍杀。怪老头詹姆士则说过：“做一个美国人，命运实在复杂。”不论复杂与否，在20世纪做一个美国人，其命运十分有趣。有此一生，我甚感幸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