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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在苏联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协助下，改组了国民党，制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实行国共两党合作，建立了黄埔军官学校。这使国民党气象为之焕然一新，全国革命形势也为之大振，一时间“到黄埔去”成为全国各地热血青年的响亮口号。奔赴黄埔，犹如一股洪流，什么力量也抑制不住它。我和“庐山丸”上的百把个青年就是流入这滔滔洪流中的涓涓细流。 1926年3月“庐山丸”一到广州，我们立刻感到这里到处洋溢着强烈的革命气氛。当时广州正举行声势浩大的省港大罢工。街上到处张贴和悬挂着“打倒帝国主义”、“支援省港罢工”等红红绿绿的醒目标语。广州革命气势的磅礴、革命热情的高涨，使每一个踏上这块革命策源地的中国人都感到扬眉吐气，精神振奋。 我们在广州，先住进一家小旅馆——蓬莱旅馆，将郭汝栋的保送公文报送后，就专心等待黄埔军校第五期招生。一个月后正式入学。 黄埔军校当时正式的校名是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按规定入校学员须先当六个月入伍生，入伍期满，再参加考试，升学为学生，每期学习八个月毕业。 当时，入伍生部(部长方鼎英)下设两个团：第一团团长为郭大荣;第二团团长为陈复。我被分配到入伍生部第二团第三营第十一连，驻广州白云山瘦狗岭下的沙河。从广州到沙河，要经过黄花岗。我第一次经过那里时，不由肃然起敬，缅怀七十二烈士的革命精神，默念着“黄花岗上草青青，赤血洗净中华魂”的诗句，内心无比感奋。 沙河营房，地势宽敞，视野开阔。营房门口迎面悬挂着“党纪似铁，军令如山”八个大字，使人一看便知在当时的革命队伍里是非常强调纪律的。由于筹措经费困难，校舍也很简陋。寝室和讲堂兼食堂，是用毛竹和蒲扇叶搭起的临时棚子，睡的是竹子架起的双层床，穿的是一身布军装，赤足草鞋。生活条件虽很艰苦，但满怀革命激情的我们，一跨进黄埔反觉为革命吃点苦是无比光荣的。 我进黄埔军校时，还处于国共合作时期。黄埔学生入学时，都需加入国民党。中###员考入黄埔的，或黄埔学生参加共产党的就持有两个党证。我的前期同学代表当时两种思想和两种势力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止过。倾向共产主义的进步学生组织了“青年军联合会”，而思想保守、落后的学生组织起了“孙文主义学会”，两个组织明争暗斗常常发生纠纷。1926年5月，蒋校长颁布了“整理党务案”，反对跨党，规定任何人只能参加国共两党中的一个党。持有两个党证者，或交出共产党证保留国民党证;或保留共产党证交出国民党证。黄埔学生交国民党证的不乏其人，我所在的第十一连便有两个。也有未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暗中还持有共产党党证。 当时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励精图治，热情奔放，为革命不惜牺牲个人。而代表国民党右派的西山会议派老气横秋，腐败保守，自不振奋，还阻挠别人进步。两派之间，矛盾不能调和，是很自然的，问题在于如何正确处理这个矛盾，是割掉赘瘤大踏步前进呢?还是杀掉带头奔跑的马来制止马群前进?蒋校长先前还说：“自不努力而唯惧他人之蚕食，岂不痛哉?”他提出“整理党务案”，明目张胆地排斥共产党，这就只能加深矛盾，分散革命阵营的力量，使革命遭受顿挫。难道不许共产党偕同一道革命，还能制止共产党在全国范围革命吗?中国人不愿当亡国奴，则革命有的是市场。所以不管共产党也好，国民党也好，谁代表国家、人民的利益，谁就能得到人民拥护。自己不革命，还要阻止别人革命，这样的党，这样的人，必然会遭到人民的唾弃。 1926年6月5日，国民政府任命蒋中正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7月1日发布“北伐宣言”。7月9日国民革命军在广州东较场举行隆重的北伐誓师典礼。大会由第三军军长朱培德任指挥，由总司令部副官长张治中司仪。先由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吴稚晖监誓并授印，国民政府代主席谭延闿作了简短的致词。然后由总参谋长李济深宣读誓师的誓言。蒋总司令在会上作了长篇演说。参加这次典礼的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四期学生(兼毕业典礼);第五期学生;第一军第一师(王伯龄)，第二师(刘峙);第三军军官学校，第二十师六十团(李杲)。当天下午，北伐部队即由大会会场出发，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北伐战争。实际上未誓师北伐前，第四军、第七军、第八军已在湖南战斗。所以誓师仅是蒋介石就职及正式宣布北伐的仪式。我也随黄埔五期学生参加了这次大会，目睹了这一隆重的场面。当时我非常天真地憧憬未来，满以为不久就会旭日高升，荡涤了污泥浊水，祖国大地将是一片光明。 北伐出师后，驻广东的部队减少了，对反革命残余和乡间的土匪需要军队镇慑。于是第五期入伍生，除参加北伐奔赴前线者外，均开赴石龙、东莞、虎门、太平一带驻防。我所在的第二团第三营全部驻太平，轮流以一个连去防守虎门要塞的上横档炮台。 我们到达太平住入营房，白天操课，晚上放哨，岗哨一般都放在荒芜的墓地上。当时，广东人有个风俗：凡人死了后，把棺材停放在山上，待尸体自行腐烂后，才取出骨头，放进罐子里再置于山上。因而，山上随处可见棺材和罐子，令人毛骨悚然。复哨有两个人，还可以互相壮胆;放单哨，在黑暗中，哪怕一只野狗走过，也骇得魂不附体，所以我们放单哨时总是悄悄地两人聚在一起，只等排长来查哨时，我们才分开。有时，为了壮胆，我们也以各种借口放上一枪。如果遇上下雨，那就更苦了，虽然穿着雨衣，但放完两个钟头哨，还是浑身湿透，而临时搭盖的哨所也遍地是水，无法休息。经过一段时间的锻炼，我们逐渐习惯了这种恐惧而又艰辛的军事生活了。 后来，我们十一连轮到守上横档炮台，条件好了一些。上横档炮台，属虎门要塞，建筑在珠江江心的一个小岛上。那时这个炮台中，正关押着吴铁城、熊克武、余际唐、喻培棣、欧阳格等人。据说，吴铁城因3月20日“中山舰事件”，蒋介石委过于他而被捕。川军总司令熊克武据说是因与陈炯明通信，阴谋颠覆广东政权而被蒋介石拘押的。我们每天轮流看守着他们，除去厕所外，不准他们任意出房门走动。 熊克武、余际唐和喻培棣被关押在三开间的房屋里，右边一间是卧室，左边一间空着，当中一间是厅堂。他们三人经常在厅堂活动，余、喻两人下围棋，熊克武则坐在餐桌头上观战。每当轮到我们四川同学看守时，熊克武总是很高兴，故意找机会跟我们搭话，“啊!你是四川人吧?你家住哪里?”“关在这里真不容易见到个老乡。噫!你多久到广州来的?”有时我们也搭讪几句。有一次被第一排排长文中孚听见了，就向我们吼起来：“你不守纪律!怎么能跟反革命谈话。”弄得熊克武非常尴尬。等文排长走远了，他怪不高兴地说：“哼!反革命?我革命的时候，还不知你在哪儿呢?” 另一次，一个四川同学问熊克武： “你将来还可以再带兵打反革命吗?你的作战经验多，定会打些出色的仗。” “不可能，人总是受时代支配的，一个人不能失势。时势造英雄，失了势，再有天大的本事，也干不出事业来。我已受时代淘汰了，你们正可以跟上时代干一番革命事业。”熊以坚定的语气这样回答。我不知他的话是出于真心呢，还是为了表示没有野心，以便得到早日释放。 吴铁城单独住一间房间，他官架子很大，根本瞧不起我们。他的“太太”经常给他送罐头和其他食品来。他看的书报成堆，比起熊克武等的寒酸，相去霄壤。我们入伍生间相互传说，吴是孙中山的干儿子，因此受优待些。也可能代人受过，该受优待。 我在上横档最难忘的一件事，是在退海潮时游泳堕入深水，几乎淹死，同连的同学周子劲将我救起。周是共产党员，升学后我们不在一个科，以后互不通信，也就不知道他的下落了。 我们入伍生无论守卫东莞，还是守卫虎门，反动派、土匪都慑于学生军的声威，不敢骚动。因而有力地保证了国民政府的后方安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