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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春季爆发的国内争端使一个时期以来的进攻柬埔寨的行动成为这个时期的特别的压力。从11月起，反战运动曾处于休眠状态，等待新的时机再度爆发。4月中旬有许多零星的抗议者，4月28日南越部队要对鹦鹉嘴采取军事行动的消息在新闻媒体引起强烈的抨击，被媒体指责为使战争升级，而这正是尼克松发表演说的前两天。北越部队在柬埔寨横行霸道已经大大超过一个月了，没有人批评过河内一句。但南越的反应却遭到媒体的谴责，包括《纽约时报》（"实际上是抛弃了总统关于从东南亚脱身的承诺"），《华尔街日报》（"美国要求的是从印度支那脱身的可以接受的出路，而并非更深地陷进去"），《圣路易斯邮报》（"一次令人震惊的升级"）。南越进攻的目的正有助于我们有条不紊地撤军，但是国会几乎立即开始制造障碍，反对援助受到野蛮敌人侵略的柬埔寨，这些敌人事实上就是在越南和我们作战的那些部队。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参议员J.威廉姆·富布赖特4月27日在那次使罗杰斯痛苦不堪的汇报会之后，就向全国广播公司的记者说，外交委员会一致认为支援柬埔寨抗击北越征服的行为"将是进一步扩大战争的行为"。 后来抗议浪潮中提出的一切批评性的论点早在总统演说以前就存在：美国正在使战争升级，任何军事行动都不可能成功，因此，政府所声称的取得胜利是假的。尼克松政府对自己的决定已经无法控制，以至于把我们采取的最微小的步骤都看作要让数十万美军投入战斗。4月30日，媒体对尼克松的演说只有一个简单的回应：他们不相信他。这又是"一个军事幻想"，《纽约时报》这样说："时间和苦涩的经验已经使美国人民和国会不再轻信了。"《华盛顿邮报》称这是一场"自己会继续进行的战争"，靠"可疑的证据、华而不实的道理和过分夸张的言语"作支撑。《迈阿密先驱报》认为："柬埔寨演出的剧本和肯尼迪时代以及约翰逊时代的越南故事如出一辙，我们早就听过无数遍了。" 总统发表的摇摆于伤感和尖锐基调间的声明对于暴力抗议的行动来说无济于事，在这些行动中什么事情都能够被曲解。5月1日他在视察五角大楼时随口说"那些在校园里扔炸弹的……是些浪荡子"，这句嘲笑的话偶然被记者听到就成了蓄意挑衅的话语了，虽然尼克松指的是向建筑物投掷炸弹的，并把斯坦福大学教授毕生的研究成果付之一炬的为数极少的学生。5月4日，为了在几天来的暴力活动中维持秩序，肯特州立大学的四名学生被俄亥俄州州长詹姆斯·罗兹的国民警卫队击毙，这件事情激起了千层浪，把国家和国家领导带到了心力交瘁的边缘。 政府的反应是一篇相当麻木不仁的声明。罗恩·齐格勒奉命发表讲话说这次枪杀事件"应该提醒我们，意见分析转化为暴力，悲剧就会不请自到"。 学生罢课和抗议的势头立刻激烈起来。校园的动乱和暴力活动在公众中引起的关注度远远超过了柬埔寨军事行动本身，华盛顿就像一座被围困的城市。5月9日，大规模的群众抗议达到高潮，估计有7.5万到10万人参加了周六下午聚集在白宫南面的埃利普斯（椭圆）公园举行的示威活动。警察把白宫围了起来，为了保护总统的官邸，还用60辆公交车围成了一个防御圈。 与此同时，盖洛普民意测验表明有许多人支持总统的行动。当人们被问到"你是否认为美国应该运送武器和物资去帮助柬埔寨"时，48％的人回答是应该，35％的人回答是不应该，11％的人弃权，还有6％的人给出的答复是有保留的。当他们被问到"你是否赞成尼克松总统处理柬埔寨局势的方式"时，50％的人表示赞成，35％的人不赞成，还有15％的人弃权。在被问及是否赞成尼克松总统处理越南局势的方式时，53％的人表示赞成，37％的人表示反对，10％的人弃权。 新闻界和学生的批评引发的轩然大波对国会产生了强烈的影响。国会批评总统和它磋商不够不是没有道理，但如今这种批评也在升级，企图通过立法来迫使从柬埔寨撤军，并禁止美军重新进入。5月13日，参议院开始辩论对外军事物资销售法案，参议员弗兰克·丘奇和约翰·谢尔曼·库珀提出修正案，禁止美国在6月30日以后再对柬埔寨进行军事援助以及军事行动。另一方面，参议员罗伯特·伯德也提出修正案，要求授权总统采取他认为必要的一切行动，以保护驻扎在南越的美国军队。这份修正案于6月11日被以52票对47票的微小差额否决了，这可看作是一次激烈的审判。参议院的争辩和国会的斗争持续了七周时间，直到6月30日参议院在一次唱名表决中以58票对37票通过了库珀-丘奇的修正案。这个法案后来送交参众两院联席会议，不过由于众议院拒绝同意参议院通过的法案，致使这项对外军事物资销售法案在1970年剩下的时间里一直停留在讨论阶段，造成了僵持局面的产生。 库珀-丘奇的修正案关注的焦点是柬埔寨，然而针对国防采购法案提出的麦戈文-哈特菲尔德修正案的目标却是想在1970年底（后来延长至1971年12月31日）通过停止一切拨款的办法来结束印度支那的战争。这个提案于9月1日以55票对39票没有最终通过，但是他们的行动模式是很清楚的。参议院里的反战派要一个接一个地提交修正案，迫使政府无休止地进行后卫战，以此为谈判保持最低限度的机动余地。河内只会受到鼓励而采取拖延战术，等待我们国内的争端到无法收拾的地步，然后它来坐收渔利。 政府结构正面临瓦解，行政部门一提到炮弹就头疼。国务院约250名雇员中，包括50名外交官在内，签署了一份反对政府政策的声明。内阁成员明显存在的争论表明行政部门几乎和国家一样处于分裂状态，以致内政部长沃尔特·希克尔公开提出抗议。5月9日的《纽约时报》报道，国务院禁止任何对其态度进行猜测的行为--这很难说是对总统表示的明确支持。一群雇员占领了和平队办公楼，并在上面挂上了一面越共旗帜。卫生、教育和福利部长罗伯特·芬奇拒绝公开反对总统和他的老朋友们--但在私下里他的确这样做了--他属下一大批官员占领了该部礼堂表示抗议《纽约时报》。1970年5月18日。。总统把自己看作是中流砥柱，但是动乱对他也是有影响的。他装作满不在乎，其实他的内心因那些抗议者受到了深深的伤害。如果能够获得那些学生们曾对肯尼迪兄弟表示出的爱戴，哪怕是一点点，他都愿意付出更多。由于这种矛盾心情，尼克松感到筋疲力尽，使得他的顾问们也深深忧虑。5月9日早上5点他去林肯纪念堂和学生们进行的尴尬会晤仅仅是他心理状态的一次小小的外露而已。 筋疲力尽是当时我们所有人的共同特征。我不得不从被抗议者包围的寓所搬到白宫的地下室去居住，为的是能得到一点点睡眠。尽管我需要去协调危机，我还得花上自己很多的时间去面对那些心情沉闷到近乎惶恐不安的同事们。 所有这些加速了清醒的过程。战争使保守派感到挫败，现在变得更加退缩，连自由派也因过去他们自己的行为而陷入了瘫痪，因为他们不能完全压制一种认识，即曾有两个自由派的政府把50万美国人派驻到了印度支那：他们同样不愿意面对既往的行动，也无法做出任何严肃的努力去保持平静。一位资深教授声称"坐船可以离开越南"，这种说法对于一个大学生来说都是一个大笑话。实际的结果是，没有什么别的严肃选择，政府只能采取自己的政策，或者有条件投降。 我们面对的是一个痛苦而现实的抉择：动用美国部队在八周的时间内瓦解庇护所，这是否是最好的办法，是否可以保持我们已有步调并保证我们安全撤离越南，还能防止河内接管印度支那呢？通情达理的人也许有不同意见，事实上，理性的讨论已经结束了。总统把他的决定提升到了和二战时期某些关键性抉择同样举足轻重的层面。批评者们攻击他是一个失去理智、毫无理性，并且挑动敌人进攻的总统，即便那些行动取得了成功，也是不道德的。 但是辩论的真正主题还不是对柬埔寨的袭击，而是前一年反战大示威时曾使国家陷入分裂的同一个问题：美国是否应该为其荣誉、世界地位以及已付出的代价坚持任何条件，或者说美国是否应该立刻无条件地使自己的努力兵败如山倒。参议员富布赖特极力主张的政治解决方式--除迅速把一个共产党政府强加于西贡之外，没有别的作用--已经是河内总是拒绝的办法，就像黎德寿不到三周前曾以斩钉截铁的口吻向我证实过的一样。 那些温和的批评者中--曾坦白支持体面解脱的人士--没有一人愿意承认，如果我们按照他们的建议拒绝给柬埔寨提供援助，我们很快就只能去接受河内的条件，而这些条件他们谁也不支持。我们的反对派一直在宣扬一种毫无根据的假设--似乎存在某种没有明说的政治选择，某种保持中立的法宝，而我们执意加以摒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