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越战回忆录——攻打北越庇护所

4月前两周，共产党对柬埔寨城镇和交通线发动了一系列的进攻，进攻很快就升级了。4月17日，森莫诺隆附近的几个柬埔寨政府哨所被北越人攻占。同日，柬埔寨军方发言人宣布，敌军已在前两周内把控制地区扩大了一倍以上。4月18日，柬埔寨军队一个营在湄公河西岸金边以南25英里处遭受重创。沿湄公河再往南，柬埔寨军队设在兴雷的司令部被敌人围困了一个星期。4月20日，敌军向桔井省的斯努进军失利。在干丹省，共产党部队暂时占领了金边以南约20英里的萨昂镇。4月21日星期二，就是总统宣布撤军的第二天，共产党的部队向茶胶发动攻击，并切断了通往金边的道路。 惠勒将军不在的时候，威廉姆·威斯特摩兰将军作为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代理主席，他报告说，柬埔寨的武装部队在具有优势兵力的北越和越共面前"作用极其有限"。他写道："敌人的目标很可能是孤立金边市，从各方面对其施加军事压力，也许最后在适当的时机把西哈努克弄回来，重新取得政治上的控制。" 如果这些步骤通行无阻，迄今一直局限在靠近越南边境的一些狭长而人迹罕至地区的共产党庇护所，就会形成一个大的连成一片的有纵深的根据地，这个根据地将拥有一个使他可以迅速调运部队和补给品的后勤系统。4月21日，我告诉一批共和党的参议员，我们本来宁愿要原来的西哈努克政府。但是西哈努克的多次声明几乎无疑表明，我们已经不再具有这种选择余地了。如果朗诺政府倒台，重新上台的西哈努克将不会再像过去那样竭力保持中立，不会再在互相对立的各种势力之间起平衡作用，而将领导一个共产党的政府。他本身的需求（以及他深受伤害的虚荣心）都会迫使他肃清他曾经借以在对立各派间保持行动自由的温和派。他将被降为一个挂名元首。西哈努克港将重新对共产党补给品开放，在南越的整个南半部，安全状况都将急剧恶化。 4月21日，一个基本的问题已经暴露无遗，这个问题是，越南化仅仅是对美国失败的一种托词，还是一项用于达成体面和平的严肃战略。如果是前者，撤军速度和邻国局势都无关紧要。事实上，任何加速南越陷落的事态都会使我们因祸得福。某些反对派，像乔治·麦戈文参议员就持这种观点。虽然我认为这种立场违背国家利益，但它还是合乎情理且真实的。使我犯难的是那些自称存在一条中间道路的人，他们认为既可避免南越陷落，又可无视共产党即将接管柬埔寨的事实。 如果河内在毫无抵抗的情况下征服了柬埔寨，这将给南越以致命的打击，在战争持续过程中，它的主要盟国却在加速撤军和减少空中支援。正当河内增加援军使战斗力大大超过前一年的水平时，我们却使西贡面临着一项严峻的考验，这在大规模的进攻中已经显露出来。如果柬埔寨此时成为一个单独的武装营地，对南越造成大灾难将是不可避免的。西贡需要时间来巩固和加强它的部队，美国不得不在尽可能长的时间内对敌人保持可靠的威胁，必须靠降低河内渗透的速度，破坏其补给品，来削弱河内发动攻势的潜力。这是越南化、美国撤军以及河内攻势三方面进行的一场竞赛。 4月21日之前基本上没有考虑过攻击庇护所的问题，最后的决定是4月28日做出的。因此，了解如何做出这项决定的整个过程非常重要。 4月18日麦凯恩海军上将向尼克松所作的汇报无疑已经使尼克松在柬埔寨问题上更加忧虑起来，他关注此事的程度足以使他要求麦凯恩4月20日到圣克利门蒂去给我做一次同样的汇报。在前往圣克利门蒂与他碰头的途中，我得出了相同的结论。我们不能眼瞧着柬埔寨的陷落而袖手旁观，还要同时去承受让我们在越南的全部事业付诸东流的风险。如果不是麦凯恩先我一步做了汇报，我也会向尼克松提出这个问题。 回到华盛顿后，尼克松的第一步就是确定4月21日上午7点同赫尔姆斯和我会谈，赫尔姆斯的汇报表明北越正在柬埔寨全境出击，金边不可能长时间顶住这种进攻。在讨论我们反映的那些不受重视的执行情况时，尼克松发现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4月15日批准，不久后又被他追加了一倍的用于为柬埔寨购买武器的500万美元，由于官僚作风仍未拨出。他在4月1日下令，4月16日再次强调的拨给中央情报局的通讯设备也没有运出。这些令尼克松暴跳如雷，他下令立即把钱划拨到位，并决定第二天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来确定总战略。 在准备过程中，我询问威斯特摩兰将军，让南越军队进攻庇护所是否可行。威斯特摩兰认为能起作用，但是如果没有美军支援就发挥不了决定性作用。我还通过秘密渠道给埃尔斯沃思·邦克（驻西贡的美国大使）发去一份电报，要求了解他和艾布拉姆斯对西哈努克重新掌权，或者共产党在柬埔寨取得胜利所带来的军事、政治和心理上的后果的"真实判断"。我也请他们对可能采取的对策提出建议。 从2月份起，南越就曾想在美国的后勤支援下偶尔开展稍稍越过边境的行动--大约三英里左右--打进庇护所，行动规模少于一个连，为的是去搜寻武器储藏所。黑格将军1月份访问越南后报告说，越过柬埔寨边境几英里处就有敌军补给品储藏所，由于这些储藏所离居民区太近，所以B-52不能将其作为安全的轰炸目标。莱尔德在2月份访问越南时已经授权艾布拉姆斯将军为南越部队越过边境进行短途出击提供支援。3月27日，南越部队就实施了一次越界作战，媒体也予以了报道。第二天他们再次进行越界作战，媒体也进行了报道。白宫新闻秘书罗恩·齐格勒在3月28日宣布，在美国部队受到威胁时，美军战地司令官现在已经有权越过柬埔寨边境。 当我获悉第一次越境作战的消息时，我要求在我们根据新的形势做出周密考虑和协调一致的判断前，暂停这种行动，以避免河内以此为借口扩大战争。我不愿让战地司令官的战术决定左右我们的政策。在发出这些指令后，我就开始了为期一周的度假--这也表明我还以为不会有什么危机发生。因此，黑格是在3月27日给邦克发出这些指令电报的，电文如下： 如果这些行动继续下去，我们就会受到谴责，说南越政府正在把美国拖进更大的战争。 基辛格先生知道你在这方面不能做主，但希望你能鼓励阮文绍不要采取这些行动，除了现行的美军作战条令适用的情况以外。基辛格先生希望你意识到，总统很了解南越的动机，但他担心越境作战会危及我们为保持国内现在对我们总的越南政策的支持所做出的努力，这种风险可能会超过越境作战行动所带来的短期军事利益。 3月30日，邦克根据指令和阮文绍会面，向他解释了应当暂停越境作战的原因，阮文绍接受了这个建议。3月31日，《纽约时报》发出警告，柬埔寨政府愿意让盟军越境行动去袭击共产党庇护所一事，可能会将美国更深地卷入战争。柬埔寨政府随即在3月31日"忠实执行严格的中立政策"，官方正式否认曾授权美国和南越进行这样的袭击行动。 同日，我还在度假中，莱尔德打电话给总统，对反对越境作战提出抗议。我打电话给黑格让他在我回来之前设法拖延答复，无论如何在4月4日按原定计划会见黎德寿之前，不要授权继续越境行动。尼克松否决了我的建议，他命令黑格通过秘密渠道指示邦克恢复越境行动，条件是不要超过反战大示威以前的水平，并且要同柬埔寨武装部队协调一致。就我能确定的情况来讲，4月份的头三周发生了四次短途越境的作战行动--都在我4月4日会晤黎德寿以后，每次行动不超过一天。 4月的后两周，共产党部队加紧了对柬埔寨城镇的进攻。4月22日，边境城市斯努遭受攻击，柬埔寨政府再次呼吁联合国为它抵抗侵略提供援助。尽管这种侵略已经明目张胆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柬埔寨政府的呼吁和另外的呼吁一样被忽视了。4月22日在华盛顿是国家安全委员会讨论柬埔寨问题的日子，这一天我还不断收到总统的信件，反映了他与日俱增的关注情绪。 第一封信是尼克松早晨5点口授的，他强调必须在柬埔寨采取"大胆的动作"，并且表示他依然决心"采取某种象征性的行动帮助（朗诺）支撑下去"，尽管他害怕朗诺已经无力支撑。他认为我们由于担心美国的援助会破坏朗诺的中立地位，并给北越以介入的口实，而"放弃了责任"。共产党从不用等待"借口"才行动，正如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1968年的捷克斯洛伐克事件以及老挝事件一样，现在又有了柬埔寨事件。总统建议派出一名高级使者去消除朗诺的疑虑。"在这个问题上，我决定采取这个方针。"尼克松想让我向"我们在世界上的所谓朋友派来的某些胆怯的大使们"强调指出，他们在这个问题上所表现出的姿态将向我们表明"谁才是我们的朋友"。 同一天收到的第二封信再次谈到了同样的问题--也就是让我召见日本、法国、英国和其他友邦的大使，向他们强调我们指望着盟友为后盾。第三份备忘录论及了西哈努克近来给曼斯菲尔德参议员写的一封信。西哈努克拿朗诺政权同希特勒进行比较，并说"最严酷的意识形态--在基于社会正义的前提下--也比由极端腐朽堕落的人和欺压人民的反动派组成的政权不知道好多少"。西哈努克说他决定解放自己的国家，甚至"不惜以改变柬埔寨的意识形态为代价"。尼克松认为西哈努克"在方方面面都在效仿共产党的路线"，他要我把这封信交给罗杰斯和赫尔姆斯。第四封信要我面见苏联代办，并警告他总统已经做出了"带有命令性质的决定"，如果共产党向金边进攻，美国就要做出反应。 事态发展的速度使我没有机会执行这些指示。4月22日上午我与总统会晤时，我建议不要派高级使者出访柬埔寨，因为这样做会引起大量辩论，还有可能落后于国家安全委员会所做出的决定。总统说："不论怎么说，我希望保证柬埔寨不会无所作为就此溃败。"他接着说："每个到我办公室来的人都建议我如何输掉战争。"总统下令撤换我们驻金边的代办劳埃德·里夫斯，并为短途越境行动提供援助。和尼克松的许多命令一样，这道命令也是为了表示他的不悦--是不打算执行的。 与此同时，我们已经接到了一封从秘密渠道递送来的邦克和艾布拉姆斯的长篇电报，他们勾画了西哈努克作为共产党傀儡重新掌权后，可能产生的可怕后果--河内进行持久战的能力还将提高，南越将出现冲击波，越南化将受到威胁。邦克和艾布拉姆斯两人都建议立即增加短途越境作战次数，同时由美国和南越部队联合对共产党庇护所采取军事行动。 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提出了三种可供选择的方案：其一，无所作为（这是国务院和国防部比较认同的方案）；其二，只联合南越部队对庇护所进行攻击（这是我的建议）；其三，是使用包括美国作战部队在内的所有必要的部队，压制所有根据地，这是邦克、艾布拉姆斯和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建议。 有两个根据地是大家特别关心的。柬埔寨柴桢省被称为"鹦鹉嘴"的地区，深入越南直至离西贡仅33英里地区。在整个越战期间，这个地区一直是北越军队攻击西贡和盛产大米的三角洲地区的藏身之所。从这里往北是第二个地区，代号为"鱼钩"，我们的情报分析人员相信，共产党在南部指挥所有战斗的总部--南越中央办事处就设在这里。这也是北越第7师集结休整的地区，该师周期性地威胁西贡，并总是去挑衅临近的南越西宁省。鱼钩地区防御坚固，我们认为南越部队的实力要同时对这两个地区采取军事行动是不足的。因此建议仅由南越部队采取行动等于是建议只对一个根据地采取行动。 那时，一个问题到达国家安全委员会来的时候已经被无数下级委员会分析研究过了，内阁成员就好像是排练成熟的戏剧中的演员，他们基本上是重复其部下在其他场合说过的话。通常还有一种矛盾心理，既想迎合性情难以捉摸的首长的意图，又害怕国内的影响，任何可能被说成是升级越南战事的事都会使他们的心情无比沉重。会议桌上没有人质疑共产党接管柬埔寨会产生怎样的后果，他们的不同观点主要在于如何在对抗当前的挑战以及在如何保持公众和国会支持长期战略之间做出最好的平衡。但每个人都知道，无论做出怎样的决定，都很可能在国内再次引发新的愤怒、抗议，甚至暴力行为。如果柬埔寨垮台，我们单方面解脱就更加困难；如果我们接受任何其他选择，我们又会被人指责为"扩大战争"。 进攻庇护所的最初的决定是在一次气氛沉闷，甚至有些随意的国家安全委员会议上做出的。罗杰斯反对堂而皇之地进行越境行动，即使南越部队进攻也不行，但是他认为金边政府垮台后当然要对柬埔寨实施不受限制的轰炸。莱尔德坚决赞成短途越境作战行动，但是他反对艾布拉姆斯将军提出的要求把庇护所全盘破坏的建议。赫尔姆斯则赞成使庇护所失去作用的任何行动。尼克松通常是在国家安全委员会开完会后宣布自己的决定，而不是在会议中。他要深思熟虑，然后书面或通过中间人发布指令。他这样做是为了强调国家安全委员会只是顾问机构，而非决策机构，同时也是为了避免有人对他的指令提出异议。这次尼克松却一反常态，他表示赞同由南越部队在美国的支援下进攻根据地。由于南越只能发动一次攻势，惠勒建议由他们攻打鹦鹉嘴。这就引发了一场关于美国是否参战的争论，莱尔德和罗杰斯力求把美国的介入限制在最小的程度，甚至连派遣美国顾问或用战术空军支援也表示反对。 这时，斯皮罗·阿格纽副总统发言了，他认为整个争论都没有切入正题。庇护所要么是一种危险，要么就不是。如果值得把他们全部铲除掉的话，他不明白在美国作用的问题上为什么一直谨小慎微，也不明白仅仅攻击一个基地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我们的任务是使越南化获得成功。他赞同对鱼钩和鹦鹉嘴同时发动攻击，而且要让美国部队参与。 如果尼克松有什么比别人提出他未曾考虑的计划更让他感到不悦的事情，那就是当着一群人的面显得他没有其顾问强硬。虽然尼克松对此感到非常愤慨，他依然机敏地把自己放在了副总统和内阁之间的立场。他授权美国空军支援鹦鹉嘴的行动，但仅仅"在显然必要的基础上"才这样做。他避免在鱼钩问题上表态。这些决定后来被以书面的形式发出。 无论怎样，北越是不受限制的。4月23日星期二，北越和越共的部队攻击了柬埔寨的棉末和安塔松城，并在连接斯努和桔井省会的13号公路上占领了一座重要的桥梁。柬埔寨驻干丹省兴雷地区的军事总部已经被围困了数日，尽管有南越的空中出击，仍于4月23日被攻陷。柴桢以西1号公路上的两座桥梁也被敌人攻占。从4月23日开始到24日，共产党的部队仍持续对海滨城市白马进行打了就跑的攻击。 共产党在政治方面也升级了。由西哈努克提议，4月24日，在老挝-越南-中国边境某地召开了一次"印度支那人民最高级会议"，目的在于研究协调三个叛乱集团的战略。参加会议的有西哈努克、巴特寮的苏发努冯亲王、越共的阮友寿和北越总理范文同。西哈努克4月27日在北京发表的一个长篇联合声明中指出，保证他们要在"反对共同敌人"，即"美帝国主义"的"斗争"中"相互支持"。西哈努克在会议闭幕词中还欢呼"人民柬埔寨"的诞生。 我对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会议决定感到越来越不安，实际上这个决定是基于我的建议做出的：仅用南越部队来袭击庇护所。阿格纽是正确的，我们要么想方设法使所有的庇护所失去作用，要么就应该放弃整个计划。很难想象只对一个庇护所采取有限的行动，而且南越部队只能得到美国空军极其有限的支持，能够产生什么决定性的变化。我们陷入了把每一种行动方针的缺点凑在一起的危险境地，我们将因为干涉柬埔寨而受到谴责，而在达到战略目标方面又没有任何作用。 在我把这些观点向尼克松汇报前，发生了又一桩看上去无关紧要，但却加快了历史进程的事件。《纽约时报》的记者威廉姆·比彻报道了一份高度机密的电报内容，即通知我们驻金边的代办，我们已经决定向柬埔寨政府提供缴获的共产党步枪。尼克松非常生气，即便是在最好的情况下，任何泄密的行为都会激怒他。这次泄密看上去似乎是官僚机构为了制造国会和公众反对为柬埔寨提供任何援助的压力的一次明显的尝试。让事件变得更糟糕的是，就在同时，尼克松发现他在4月1日和4月16日两次下令送到金边的通讯设备以及中央情报局的代表都没有出发。 国内的争辩促使尼克松改变了决定，无论怎样他总算接受了阿格纽的建议，同时进攻鱼钩和鹦鹉嘴地区，并在鱼钩行动中使用美国部队。4月24日早上，尼克松召开了一次会议，与会者有参谋长联席会议代理主席穆勒将军、中央情报局的赫尔姆斯和库什曼。尼克松想讨论的是在进攻鹦鹉嘴的行动中，同时联合美国和南越部队进行鱼钩的共同行动的可行性。尼克松借口只是想听取军事和情报工作的汇报，而不让罗杰斯和莱尔德来参加会议，这表露出尼克松对官僚机构磨磨蹭蹭的态度极为恼火。赫尔姆斯和穆勒都强烈主张攻击鱼钩地区的庇护所，他们认为这样做可以迫使北越放弃包围和恐吓金边的努力，同时，对补给品的摧毁将为越南化赢得宝贵的时间。但是尼克松并没有准备好宣布什么决定，而是乘直升机到戴维营去做进一步考虑，以便能找出什么办法使内阁同意他的意见。 尼克松一旦开始执行一项方针，他的决心之大同他战术的足智多谋是不相上下的。按照尼克松的建议，我请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密西西比州参议员约翰·斯坦尼斯来与我会晤。斯坦尼斯属于参议院中为国家利益效力多年并积累了多年经验的那一代领袖，他们当中有许多南方人，来自一个自身经历过悲剧的地区。他们明白国内其他多数地区所不懂的道理，即无法弥补的灾难有时是不可避免的，人类是很容易犯错误的，人无完人，没有权利的美德是没有力量的。斯坦尼斯举止端庄、博学机敏、具有爱国心，和他杰出的同僚理查德·拉塞尔一样，是能够使难以对付的三权分立制度起作用的人。他高尚的品德是当总统的人可以信赖的，内阁成员也可以指望他尊重他们的努力。 4月24日下午，我会见了斯坦尼斯，并向他解释为使越南化继续进行下去，美国支持打进柬埔寨的军事理由。我给他看了一幅标出了根据地的地图，这些根据地都是越南战争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我们谈话的过程中，尼克松照例给我办公室打来电话。我当着斯坦尼斯的面，把我介绍的情况总结了一下，并向他报告说斯坦尼斯的反应总的说来是好的，斯坦尼斯接过电话，亲自向总统表达支持。 我敦促尼克松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使各个方面都有机会发表自己的意见。正如我告诉赫尔姆斯的那样："就我的判断和强烈的建议，任何决定都必须同这两位内阁成员讨论（指的是莱尔德和罗杰斯）--即使决定早已做出，决定已经在抽屉里准备妥当了。在他们有机会表达意见之前，你不能硬要他们接受。"这次会议被安排在4月26日周日下午举行。 会议目的是要尼克松能够提出一个基本的问题：如果西哈努克港重新开放，整个柬埔寨都将变成一个连成一片的根据地，我们还能心安理得地继续从越南撤军吗？如果整个柬埔寨的边境都为大规模的渗透敞开了大门，我们还能继续越南化的策略吗？即便不进行什么行动也不能避免我们在国内碰到的僵局。如果我们抵抗，我们就会被指责成使战争升级，但是如果我们默许共产党接管柬埔寨，美国的伤亡人数就会增加。越南开始解体，我们还会被指责成执行了一个毫无希望的拖延战争的战略。 4月25日周六，尼克松打电话要我到戴维营去审查计划工作状况。他在游泳池里游泳，而我则沿着游泳池边走着，我们讨论了预定在第二天下午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问题。尼克松决定将鱼钩计划付诸实施，实际上，他还开玩笑地说他有准备豁出去的念头。也许我们应该在轰炸柬埔寨庇护所的同时，恢复轰炸北越，并在海防布雷。不过，反对派总会歇斯底里提出异议。 10分钟后，尼克松就不谈这件事了，以后也没有再谈。我不相信他当时是在认真考虑那种选择，但是现在再回头看，我相信我们本应该严肃考虑一下的。我们在越南的军事行动出现问题，其祸根就在于接手的政府总试图计算出最低限度需要多少军队的精确数量，这就鼓励我们的对手能坚持下去，直到我们的怀疑使我们的努力完全无效。 4月26日周日，北越和越共军队袭击了通往金边的湄公河上的商船，共产党的部队占领了安塔松城，从金边往南的铁路线在茶胶省被分割成了几段。河内和北京的新闻媒体声明都拒绝了印度尼西亚提出的关于召开恢复柬埔寨中立地位的会议的建议--这是我们所赞同的。 那天晚上，总统在行政办公楼的办公室里会见了他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主要顾问--罗杰斯、莱尔德、赫尔姆斯和我，阿格纽不在其中。即便尼克松已经接受了副总统的建议，但他依然对阿格纽那次出其不意的意见表达而耿耿于怀，于是决定在这次会议中充当铁腕角色。会议一开始就有些奇怪，赫尔姆斯给出了一个情报方面的估计，河内正打算扩大根据地，并使他们连接起来，力图给金边造成极为不安全的状况，从而使政府垮台。惠勒讲述了使用美军进攻鱼钩联合基地的建议以及扩大行动并把其他根据地也包括进去的可能性。尼克松极力避免与国务卿和国防部长发生直接冲突，所以假装我们只是在听取汇报，然后他再以书面的形式发出指示。令我倍感惊异的是，罗杰斯和莱尔德--他们现在毕竟已经对这位难以捉摸的首长的做法见惯不怪了--居然赞同这种按照既定计划所做的游戏，而没有表态。他们避而不问为什么要在星期天的晚上将高级顾问们全都召集到一块，来听取应付突发事件的汇报。 尼克松大大松了一口气，他把沉默当作赞同，无论如何，他一直在避免发生争端。会议一结束，他就把我叫到他的官邸，指示我发出授权美国部队进攻鱼钩地区的指示。我让人起草了一份指示，总统签了字。为了确定无疑，总统第一次在指示上签署了自己姓名的缩写，然后又在缩写的下面签上了他的全名。 总统的双重认可也没能保证指示得到执行。第二天上午，我正在局势室主持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会议，讨论执行总统指示的时候，就被叫出去接罗杰斯的电话，他想知道他刚刚接到的这个指示是否意味着总统已经命令美国部队向柬埔寨的一个庇护所发动进攻。我承认几乎不存在任何别的解释，罗杰斯说这条指示使他和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打交道时被置于了一个非常危险的境地，因为那天下午他正计划证实没有一个美国人卷入了柬埔寨局势。我建议他给总统打电话。 我刚一回到局势室，就接到了另外那位内阁高级官员打来的电话。莱尔德按照他一贯不变的提问策略，提出了一个最易受到攻击的问题，鹦鹉嘴和鱼钩的军事行动可能会使美军的阵亡人数达到每周800人。他辩解道，艾布拉姆斯和惠勒不会认为双管齐下的军事行动有可行性。当惠勒在周日下午谈到要对两个庇护所采取军事行动时，莱尔德坚持说，他指的是鹦鹉嘴再加上一个叫做704号根据地的庇护所，这个地方距离鹦鹉嘴南面很远（后来经过证实，在一年中的这个季节那里已经是汪洋一片）。我建议莱尔德也给总统打电话。 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会议刚刚重新开始，我又被叫去接电话，这次打来电话的是霍尔德曼，他告诉我罗杰斯和莱尔德已动身前去与总统会晤。他邀请我共同参加，但是这倒提醒了我"要让总统去承担"。 总统和高级内阁官员的会晤并不缺乏超现实主义特色。罗杰斯首先关心的是他当天下午出席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事情，他希望能够证明没有任何美国人卷入了柬埔寨局势，因此他要求总统撤回他的指示。莱尔德则想得更复杂，他再次提出他对伤亡人数会急剧增加的忧虑。他暗示我们对艾布拉姆斯的建议存在着极大的误解，这个建议指的是那个浸满水的南方基地。 尼克松没有怎么发言，发言也是模棱两可--任何熟悉他习惯做法的人都知道，这意味着他要坚持己见。他宣布休会，并告诉那两位内阁官员他们很快会听到他的意见。罗杰斯和莱尔德一走，尼克松就一股脑地向我倾诉那些让他感到挫败的事情。他无法理解为什么他的高级顾问从不给他提出战略论据，而是用他们的个人政治问题浪费他的时间。他不会因此而改变看法。我建议他把执行指令的时间推迟24小时，甚至可以暂时收回成命，如果这样做可以减轻罗杰斯的困难的话。在这期间，我将用他的名义询问邦克和艾布拉姆斯，从而证实他们的看法。我们不得不保证对他们的建议和他们预计的伤亡人数都不存在任何误解。尼克松撤回了指示，我则通知他的内阁成员，最后的决定即将在24小时内做出。 同时，尼克松要我通过秘密渠道致电给邦克大使，以最迫切的方式要求他和艾布拉姆斯阐述他们对一些问题的看法：美国和南越联合攻击鱼钩地区是否符合我们的愿望？鱼钩行动应该与鹦鹉嘴行动同时进行，还是在其后进行？在南越境内发动类似行动是否比在柬埔寨效果更好？进攻其他的根据地--比如704号根据地--是否更有成效？预计伤亡数字会是多少？电报最后说（以总统的名义发出）： 我关心的是，艾布拉姆斯将军是真的想根据其价值而采取行动，还是仅仅因为这是我的愿望才表示赞成。因此，请把你和艾布拉姆斯将军就以上问题的看法坦率地告诉我，这些看法将在很大程度上指导我的行动。请将此电文转交艾布拉姆斯将军一阅。 傍晚，我们收到了莱尔德的备忘录以及邦克和艾布拉姆斯的回复。莱尔德重申了他先前的立场：他反对在柬埔寨动用美国战斗部队，但是他赞成使用南越的部队攻打鹦鹉嘴，必要时作为补充，还可以攻打704号根据地，也由南越部队执行。值得对莱尔德大加赞赏的是，一旦尼克松决定美军将扮演作战部队角色后，他并没有加入到当时流行的推卸责任的做法中去。这位在小问题上泄密的高手也从来没有透露他曾以书面的形式反对过这次在柬埔寨采取的军事行动。 对于艾布拉姆斯和邦克来说，他们强烈建议由美国和南越部队联合进攻鱼钩地区，把这看作是"最理想的"办法。同时，认为最好与进攻鹦鹉嘴同时进行，该地区的战略重要性仅次于鱼钩地区。艾布拉姆斯还证实704号根据地"在重要性上不能和那两个地区相提并论"，邦克和艾布拉姆斯不相信在南越境内发动任何进攻能产生相等的效果。艾布拉姆斯态度很谨慎，他对可能发生的伤亡数字避而不谈，但是他保证将尽全力使伤亡保持在"绝对最小的限度"。 每当要做具有重大政治影响的决定时，尼克松都要打电话找约翰·米切尔商量。我们三人仔细研究了备忘录以及各种赞成和反对现有策略的各种意见，一直持续到午夜。最后，尼克松决定维持他最初的决定，在对鱼钩根据地实施军事行动时使用美国部队，并在上午当着米切尔的面告诉莱尔德和罗杰斯。 第二天上午，也就是4月28日星期二，尼克松同米切尔和我从9点30到10点20再次审议了行动方案。尼克松要我在他会见罗杰斯和莱尔德之前从旁门出去，他要尽力避免让我成为各派批评的靶子。在和罗杰斯、莱尔德和米切尔会晤的20分钟里，总统再次肯定了他的决定，即由美国和南越部队联合进攻鱼钩地区。他指出，国务卿和国防部长曾经反对使用美国部队，基辛格博士也"倾向于反对意见"。这种说法已不再符合事实，我至少在一周前已经转变了观点。尼克松向他们保证，他将口授一份决策过程的事件记录，明确表明其高级顾问的反对意见--他们的反对意见也将记录在案，他将承担全部责任。关于米切尔此次会晤的记录，请参看注释。* 因此，最后做出的决定并非是后来强烈暗示的那样，是一个失去理智的狂人一时的冲动，而是一个人十分痛苦又十分审慎的决定。这个人几乎每天都不得不克服自己神经紧张的毛病去面对他的同僚，克服行政部门有意无意地拖延时间，还有那些来自批评界的持续不断的攻击。这个决定并非是像后来所说的那样，是背着他的高级顾问们做出的决定。尼克松推翻了一些内阁成员的建议，但并非把他们蒙在鼓里。这就是总统职务的实质，正是这种实质给总统造成无法避免的孤独状态。 在椭圆形办公室的会议后，尼克松就躲进了行政办公大楼的秘密办公室，直到他4月30日发表演说，宣布进攻柬埔寨时才重新露面。我每天都和他一起待上几个小时，让他了解计划方面的最新进展。帕特·布坎南根据我的工作人员提供的简单提纲给他起草了演说内容，但主要论点是尼克松的，演说的辞藻和基调也是尼克松提供的，他每天都要工作数小时一次次润色他的演说稿。在他发表他总统任职前期中最具决定意义的演说的前几天，理查德·尼克松几乎完全处于孤独状态，立体声音响系统播放着柔和的古典音乐--他在音乐中沉思，整理思绪，并抑制着自己的愤懑情绪。愤懑情绪的产生是因为他知道他所深信正确的决定无疑会引起轩然大波，而且在制定过程中也没有得到同僚们的支持。 一个内阁部门一旦认识到决定已经无法挽回，并且已经不能通过巧妙的解释或泄密的办法加以改变的时候，这个部门就能变成一个有足够能力且充满效率，而且考虑周到的非常出色的工具。前几周以来那种逃避责任、办事拖沓的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会议现在却开得干脆利落、简明扼要。经验丰富的负责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U.亚历克斯·约翰逊提出了一份他十分擅长制定的极为高明的总体计划（在官僚政治中被称为"电影脚本"），该计划对每个关键部门在战斗打响前后的48小时都按钟点作了任务安排。 4月28日晚发动的攻打鹦鹉嘴的行动代号为"碎石机行动"，南越人称之为"全胜第42号战役"。大约有50位美国顾问随先头部队行动，接下来的四天中又增加了22名。 4月30日晚9点，总统发表了演说，向公众解释道："敌人在过去十天的行动明显危及到了现在仍在越南的美国人的生命安全，对再撤离15万人后仍然留在那里的人则将构成无法挽回的威胁。"他在开始演说时用一幅说明北越已经开始威胁金边的地图来解释，北越把过去分散的根据地扩大成了"一个供敌人集结休整的辽阔地带以及一个沿着600英里的边界线向南越发动进攻的跳板"。我们有三种选择：其一是什么也不做；其二是"为柬埔寨本身提供庞大的军事援助"；其三是扫清庇护所。他现在宣布决定：由美国和南越联合进攻"共产党在南越所有军事行动的指挥总部"。这次行动是有限的、短期的，不直接针对任何其他的国家，是实现越南化并使伤亡人数保持在最低限度的必要行动。 总统演说使用的修辞同演说的主题不大相匹配，然而同过去数周来所受的压力却是相称的，总统强调美国不会再忍受"屈辱"--我们不会屈从于"无政府状态"，我们不会像个"可怜的、束手无策的巨人"那样行动。他也不会选择"轻而易举的政治途径"，把责任都归咎于过去的历届政府。这就是典型的尼克松，他已经"放弃了所有的政治考虑"： 同正在越南为我们的国家，为和平以及自由事业英勇战斗的40万美国人的生命相比，我的政党是否能在11月获得更多选票是无足轻重的。同美国是否会由于我们在这场危机中的失败而证明不值得在世界历史的这一关键时期充当自由力量的领袖相比，我是否只能担任一届总统是毫不重要的。我宁愿只担任一届总统，并采取我认为正确的行动，而不愿意担任两届总统，代价是眼睁睁地看着美国沦为二流强国，看着这个国家遭到它190年光荣历史的第一次失败。 后来，有人批评这次演说是一次制造分裂的演说，充满了自命不凡的说教和过分的矫揉造作。毕竟两年后尼克松才会面临另一次总统选举，他无疑是把问题个人化了。很显然，这次演说不会令那些只是想以结束战争为唯一目的，并为达到目的可以不计一切后果尽快结束一切战斗行动的人满意。尼克松做的这件事正落在了他的批评者们的手里，因为他把一次时间和空间都受到限制的基本上是防御性的行动当作了一件震惊世界的，使良心受到极大考验的事件，从而使那些声讨更加振振有词地指责尼克松因"扩大战争"而超越了总统的权限。 那些批评者们很少越过演说的修饰用词去探讨这个决定的现实性问题，因为事件本身的曲直无可争辩。尼克松过分的文字游戏并没有改变这件事的现实，我们只有他概括的三种可以选择的办法。如果河内成功地建立起了连成一片的根据地，我们将不得不停止撤军，否则越南化就会成为摧毁一个盟国的托词。什么都不做等于坐视柬埔寨和南越陷落，而且在那里还有40万美军。如果我们确实想减少我们在越南卷入的程度，而又不让曾经依靠我们的人任凭噩运的到来，我们就不得不阻碍河内对柬埔寨的阴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