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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上问题很简单。最近一次撤军（1969年12月15日宣布）是到1970年4月15日为止的四个月内撤军5万人。由于已经撤出了11.5万军队了，再加大撤军量显然将开始严重削弱我们的战斗力，矛盾是显而易见的。撤军有助于安抚国内公众心灵的创伤，但这样一来河内就没有必要同我们就脱离接触问题讨价还价了。如果越南化不能填补我们撤军造成的防卫缺口，南越的独立和我们做出牺牲的全部基石就要承担极大的风险。 对有关撤军战略的问题，莱尔德部长在内阁成员当中是介入最深的，而且他在总统的高级顾问当中也是政治上最精明的。他了解每一次民意测验反映出来的公众的矛盾心理，公众既反对单边撤军，也希望结束战争，并把减少我方军队实力看作是前进的迹象。莱尔德极力同这种情绪保持协调，他准备使越南化的实施真正有成功的机会，所以他长期主张在越南留守几十万美国军队。但是他要求把人数迅速降到这个水平，为了保持公众的信任，他认为重要的是使我们的撤军尽可能显得坚决一些。他还把越南看作是使他难于实现武装部队现代化计划的障碍，他认为如果他支持撤军就可以将国会要他削减国防预算的压力减轻一些。为了保证实现他选择的方针，莱尔德力图把撤军速度和国防预算结合在一起，撤军的任何拖延都必然会减少武器购置--因此，他用威胁各军推崇的新计划的方法使他们支持迅速撤军。 我曾是总统高级顾问中最抱怀疑态度的人，在废止旧有政策执行新政策的时候，接受一项强硬的新政策都是很困难的。表面上残酷的撤军正在逐渐减少我们的外交选择余地。如果我们准备接受西贡分崩离析的局面，我们本可以采纳有关美国撤军期限的任何一个建议，这在当时成为了公众和国会辩论的主题。但是如果我们把我们所说的，关于美国失败会给全球造成什么后果当真的话，我们就不得不给南越时间，使他们可以取代美国而不至引起灾难。而且，如果我们想要有节制地使用我们谈判的资本，我们的撤军战略不得不让总统拥有某种自由处置权，以便按照敌人的行动加速或放慢撤军的速度。我认为我们的处境非常危险，如果撤军速度过慢，就不会令我们的批评者们满意，但是撤军速度过激，就不能有效地维持我们的军事和政治策略。尼克松也是这么看，但是总感到在决策上受到国会和公众的双重压力。 这些观点的分歧有的只是细微的差别，有的则是实质性的。由于每一个主要的角色都想在撤军计划上捞取一些功劳，分歧就更加尖锐起来，谁也不愿承担撤军有可能引发的责难。类似拖泥带水的备忘录数量激增，它们的作者大概认为历史会对主张大量撤军者更加仁慈一些--但是历史更有可能评判事件的结果，而不是去评判一时的权宜之计。总统急切地收集着任何可能对他有利的公众言论，小心谨慎地保持缄默。他害怕如果他话说多了，他手下的人会透露比他准备授权撤军的人数更高的数字，使他在公众面前处于不利地位。 这是一场难以胜过莱尔德的游戏。他是一位爱国主义者，他的一切本能都是要为国家体面地赢得战争。同时他也是一位现实主义者。只要不把他看作是政策的主要制定者，他可以完全支持一项强硬的政策。在危机到来时，他是一位令人可怕的人物。在紧张地处理危机时，他会抛出一大堆的备忘录，使大家不可能了解他真正的意图是什么。对他来说，更重要的是明确的建议。 3月11日，我征求惠勒将军的意见，请他谈谈究竟是一次宣布四个月撤军数字比较好（当时考虑的最大限度），还是每两个月宣布一次分两次宣布较好。惠勒在3月20日送来一份没有署名的备忘录作为答复，这份备忘录是通过黑格转交给总统的，可以避免国防部渠道的麻烦，也可以避免莱尔德大发雷霆。惠勒建议采取"一鼓作气的方式"，因为时间一长可以把关键部队留到最后撤，这样更为灵活一些。然而，惠勒又补充说，由于"总的局势"难以把握，他更倾向于"不做出新的重新部署"。他强烈要求把下次撤军的决定安排在90天后。 4月4日，莱尔德提交了一份很长的备忘录，再次参加到辩论中来，备忘录的意图是提醒大家我们在越南的努力是"巨大而又昂贵的"。他建议固定每个月的撤军人数，并减少B-52数量和战术空袭行动。莱尔德的军事建议全都假设敌人的威胁会伴随我们的撤军相应减少，而实际上是相反的情况倒是更可能发生。 整个战争期间，政府内外都有许多人奉劝避免军事解决，而寻求外交解决。但是赤裸裸的事实是，河内不仅无法接受，也无法理解这二者之间的区别，根本就没有给我们任何单纯的外交选择的余地。除非军事和政治努力保持步调一致，否则两方面都会徒劳。在国内，拖延印度支那陷落发生的尝试是不可避免的。 4月8日，艾布拉姆斯将军对形势的估计意见送达白宫（实际上，几乎是三周前就送出了，但是因为他的建议不受欢迎，一直被五角大楼扣下来"进行研究"）。该报告支持惠勒将军使撤军暂停90天的建议，而对莱尔德减少战术空军行动和B-52出击架次的建议提出强烈质疑。艾布拉姆斯强调我们的撤军迫使他只能把南越部队用于消极防御，B-52已经成为他手中唯一的战略后备。4月15日，我给总统递交了一份备忘录，指出越南化的成效很"脆弱"，盟国军队已经接近"其能力极限"，因此国防预算要求的那种大量减少空中军事行动的做法引发了某些不安。我建议总统下令对越南化必需的空中行动进行研究。4月17日颁布了这样一道命令，以几乎难以察觉的方式，制止了在当前的危机中减少军事行动的做法。1972年秋天到来，敌人发动攻势时，我们不得不大量增援。 艾布拉姆斯和惠勒要求保持部队水平的建议有许多价值，尤其是考虑到北越已在老挝和柬埔寨发动了攻势。但总统所关注的是，停止撤军90天会引发头一年夏天曾经发生过的那种公众抗议，使最后不可避免要发生的撤军行动看上去是失败的表现。我认为主要的毛病出在表面上一成不变的时间表上。人们期待我们每隔几个月就宣布一次撤军，而每次都会在政府执行部门内部和公众中引发争论，并增加河内的信心。这些自我规定的期限正在削弱我们能够支持下去的力量，加深人们对我们意图的怀疑。 基于上述所有原因，我提议尼克松宣布一个巨大的撤军数字，并把撤军的时间延长至一年。同惠勒将军协商后，我建议提出的总数是15万人，按每月平均来算，这比过去略有增加。但是，作为补偿，我建议在头90天只撤出很少的人，大部分部队在1971年撤出。尼克松明白这种策略给了他战略判断力，并且可以在公众中造成有利影响。但是他也确信，如果把他的意图透露给下属，就会激发至少三个方面的争论：他们会寻求把他的计划定为按月固定的数字，他们将要求增加人数，最后几乎肯定会有人把消息透露出去，给人造成一种印象，似乎其他的人曾经建议过一个甚至比这更大的数字。 结果是一局错综复杂的官僚棋牌比赛，尼克松在其心腹的协助下，已经做出了预先确定的牌局方向。 4月17日，尼克松前往夏威夷欢迎返回地球的"阿波罗13号"的宇航员们。为了密切关注柬埔寨局势和撤军问题，我没有陪同他前往。我们在太平洋的美军司令约翰·麦凯恩海军上将在檀香山做了详细汇报。这位性情固执、脾气暴躁的军官的行为举止、说话方式简直和美国漫画人物水手波拜一模一样。与他同名的儿子（后来成为了美国的参议员和总统候选人）也是我私交甚好的朋友--在河内被俘已经好几年了，但这个悲剧并没有使这位父亲退缩。他一直为胜利而斗争，这既是他本能和教养的需要，也是政治现实不容许他得到的胜利。麦凯恩使尼克松看到了老挝和柬埔寨存在的危险，也使尼克松坚信撤军计划必须灵活。 4月19日晚，尼克松和我在圣克利门蒂见面。尼克松在相距其内阁成员3000英里的地方向新闻界宣布，他将在第二天晚上就驻越美军重新部署的问题发表演说，但拒绝透露任何内容。我们被来自华盛顿，尤其是莱尔德的电话搞得应接不暇。尼克松拒绝接他们的电话。 4月20日傍晚在圣克利门蒂--那时要把消息透露给晚间的新闻节目已经来不及了--我打电话给莱尔德和罗杰斯，告知他们有关总统的决定：到1971年春季结束以前撤离15万人，其中1970年撤出6万人，剩下的9万人在1971年撤出。在1970年间，大部分要在8月1日以后撤出。4月20日，尼克松宣布了他这个令人震惊的决定。这是维持我们在越南的努力的精心杰作之一，使我们在表面上失去了一个象征的军力。它既满足了撤军日程的政治需要，又满足了在未来三个月内在河内军队向柬埔寨发动攻击并向老挝挺进的关键时期，保持尽可能多的军力这种军事上的必需。无论官僚机构施展过什么计谋，也无论每月的撤军数字有多大变化，事实仍旧是我们要在一年的时间内做出削减计划，把从尼克松政府就任以来的最高数字54.95万人整整减少到26.55万人。 罗杰斯支持总统的决定，使他感到遗憾的是由于无法更频繁地宣布撤军，总统失去了定期从公众压力下获得喘息的机会。莱尔德希望撤军的步骤更均衡些，他坚持要和尼克松见面。我把这次会面安排在第二天，地点是华盛顿--尼克松发表声明后立即返回了华盛顿。4月21日他们会面时，尼克松向莱尔德解释说，未来两三个月内，"我们必须进行一场激烈的竞赛"，因此不得不推迟撤军。莱尔德表示异议："我想让你知道你存在一个财政问题，你是知道的，是吗？"（这是莱尔德喜欢用的一个词，无论别人是否明白他刚刚表达的意思--尤其是在别人不明白的时候）。总统说他确实知道。莱尔德告诉总统他不得不在11月国会选举前撤出6万军队，否则"你也许无暇顾及选举的事情"。尼克松回答道，别人对他做出判断不会依据是否按照一定时期内多少人离开越南这个标准，而是按照我们最后离开越南的方式。尼克松说他会"考虑"莱尔德的警告，这意味着他会通过霍尔德曼或是备忘录的形式确认他原来的决定，第二天他确实这样做了。 致国防部长的备忘录： 经过我们昨天下午的讨论，我想再次重申我的决定，今年重新部署的军队不得超过6万人。按此制定的计划要在5月1日之前报告给我。 在我重新审查计划之前，不得安排进一步撤军。 莱尔德表面上欣然接受了这个决定，但是他十分了解自己的上司，所以想在比较有利的时机重新提出争议。8月，他说服总统，要使柬埔寨庇护所军事行动取得极大的成功，最好的办法就是1970年底撤军9万人，1971年撤军6万人--与总统原来的意图刚好相反。莱尔德达到了目的，尼克松默认了这种做法，部分原因是由于他讨厌无休止的争论，部分原因是由于国会选举迫在眉睫。 我如此不惜笔墨讨论撤军问题是因为它可以深入说明两个相关的难题，一个难题是，我们想从遗留下来的战争中解脱出来，又置身在毫不妥协的国内反对派和难以安抚的河内两头夹击的僵局之间，另一个是尼克松政府的领导风范问题。 我们越南政策上的两难状况反映在政策制定者对现实的认识以及公众辩论的性质之间存在的鸿沟上，我们的现实是敌人在老挝和柬埔寨的攻势威胁到了美国在南越的军事地位以及体面从越南解脱的可能性。然而在客观威胁逐渐增加时，单边撤军计划却被国内内战般的激烈辩论再次激发。公众辩论的焦点集中在我们是否有在另外两个遥远的国家里不知不觉地承担新的"义务"的危险。我们的现实是只有防止这些国家陷落才能加强南越的力量，使他们能够承担起由于撤军带来的危机，而不至于溃不成军。公众的辩论否定一切军事设计，认为军事方面的努力都是徒劳的，同我们的外交希望达到的目的不是毫无关系就是不协调的（这种看法对北越国防部长武元甲来说肯定是新闻）。我们同黎德寿的接触已足以使我们明白，没有一个看似有理的军事战略，我们就没有有效的外交。 而尼克松的领导风范是他愿意面对现实做出具体决定。一旦确立自己的信念，他敢于毫不留情地抓住问题核心，但是每做出一个引起争论的决定都会使他陷入孤独。他的确几乎没有办法面对意见相左的人，也害怕去说服或鼓舞他的下级。他躲在自己编织的茧壳里独自做出决定，而不愿意和意见不一的人交换意见。这是一位在做出决定时坚强有力，而在实践领导方面不能坚持到底的总统的矛盾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