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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印度支那西北角的崇山峻岭和湄公河平原之间，居住着老挝的各个部落和人民，他们在信仰佛教的国王统治下过了几个世纪的和平生活，基本上没有受到好战的邻国战争的影响。19世纪法国人占领了老挝，根据史料记载，法国人并未遭到抵抗，后来他们就从河内对老挝和剩下的印度支那地区进行统治。 作为对历史的讽刺之一，为民族独立而斗争的人们会经常采用前殖民统治者的帝国主张。所以，信仰列宁主义的河内主人将他们自己看成是法国曾经在他们现在占据的总部统治的天然的继承人。早在18世纪和19世纪初关于过去越南对老挝和柬埔寨的统治，参见伯纳德·弗尔《两个越南》修订版。伦敦：帕尔马尔出版社，1965年，第12～19页，第33页。，越南就试图统治老挝和柬埔寨，现在又增加了一种要和法国殖民统治的领土规模一致的倾向。1954年日内瓦协议终止了法国的统治，爱好和平的老挝人民不幸正处在北越为了绕过协议规定的非军事区侵入南方而需要经过的路线上同上，第386页。。 从一开始巴特寮（受河内控制的老挝共产党人）就控制了万象政府从未染指过的两个东北省份。1961年，正在爆发一场三派战争，即东北的巴特寮、位于老挝中部神话般的查尔平原上的中立部队以及位于湄公河沿岸靠近泰国边界的右派集团三派之间的战争。1961年有6000多名北越军队卷入。这场冲突的严重性让肯尼迪总统不得不在当年的3月23日召开了一次记者招待会："老挝远离美国，但是世界很小……如果老挝失去中立立场，整个东南亚的安全都会受到威胁。"1961年5月，在日内瓦召开了有关老挝前途的谈判，像所有同河内的谈判一样，他们也在拖延时间。河内按照它惯常的策略，一直保持着军力，直到肯尼迪总统1962年5月把5000名美国海军陆战队派到毗邻的泰国为止。这次显示力量的两个月后，14个国家签署了新的日内瓦协议，包括北越和苏联，规定了老挝的中立立场。撤离所有的外国军事人员，建立一个联合政府，由中立主义者梭发那·富马亲王为首，包括所有三派代表的联合政府。 北越从签字那天起就无视协议的存在。美国所有在老挝的666位军事人员全都通过国际检查站离开了老挝，而在这个国家的6000名北越人中只有40人（确实是40人）通过国际检查站离开了老挝，剩下的都留下了。 1963年4月，老挝不稳定的联合政府分崩离析，战争很快重新爆发，北越军队实际上兼并了老挝南部。到1970年，已有50多万北越部队沿着胡志明小道开赴南越。北越在老挝驻军增加到了6.7万人--10倍于1961～1962年肯尼迪总统任职时期曾经造成的一次重大危机的人数。 肯尼迪和约翰逊统治时期，曾增加了对中立派领袖梭发那·富马的支持，1962年日内瓦协议各方一致承认其领导地位。我们的目的是保持一个中立主义的政府，同时设法使梭发那·富马默许我们切断胡志明小道。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向老挝王国部队提供了财政上的援助，还对某些由王宝将军领导的非正规的苗族部队以及在老挝活动的泰国志愿者等提供了财政援助。美国的文官（大部分都是退休的军事人员）作为顾问和中央情报局私下接触，为避免河内更大程度地违反日内瓦协议，资助资金来源已经大大超过了中央情报局的范围。 尼克松政府基本上继承了其前任的办事程序，新闻媒体对这些行动中的绝大多数都作了零星的报道。1970年，由于参议员斯图尔特·赛明顿曾举行过一些秘密的听证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已经获悉全部情况。但是美国政府并未正式承认过，目的是为了避免河内以此为借口更大规模地践踏日内瓦协议，接管整个老挝。 1970年初，老挝在一个短时期内成了我们在印度支那的焦点，也是我们国内辩论的焦点。北越攻势对老挝北部造成了直接威胁，国内的批评者乘机呼吁，说我们有可能会不知不觉地在印度支那承担起新的"没有尽头的"任务。 河内在老挝打的基本上是两场战争，虽然目的都是为了在印度支那称霸。在老挝南方，胡志明小道是河内通向南越战场的必经之路。在老挝北方，河内支持巴特寮，但是由于害怕美国或泰国的干涉，这种支持是很有限的。河内准备在南越获胜后再来对付老挝，现在仅对巴特寮军队保持必要的压力，为防止它作为行使权利的工具而巩固自己的地位。我们这方面也不想打破这种不稳定的平衡，把争端扩大到老挝是没有什么意义的，除非是为了保护我们在越南的部队，尤其是当我们正在从南越撤军时。1970年1月底，北越打破了这个局面，突然向查尔平原增派了1.3万名军队，并运去了大量额外的装备，当时，中立部队正在阻击巴特寮。北越的增援威胁到了富马亲王以及我们和富马亲王的关系，如果他不再默许我们轰炸胡志明小道，河内后勤方面的问题就会大大得到改善，而我们在南越面临的困难会越来越大。最糟糕的是，如果北越部队到达了湄公河畔，这场战争对泰国就失去了意义。曼谷将在沿河数百英里的地带受到压力，河的两岸都是平原，没有任何障碍。我们将不再被允许使用泰国空军基地，然而这些基地对我们在越南的空中行动来说是必要的。 对老挝的轰炸通常被说成是专断的尼克松政府又一次对中立国家发动的侵害，而事实是这样的：尼克松从约翰逊政府那里继承了一个系统的轰炸胡志明小道的行动，在那里北越通过老挝狭长的领土将大部分的补给品运往南越。除了有6万名越南部队驻扎之外，这里大部分都是人迹罕至之地。在约翰逊政府时期，这些攻击是由太平洋部队的指挥官指挥的。尼克松只是继续行使总统权力，没有做出修改。 在老挝其余地方的受攻击目标都是经由梭发那·富马和我们在泰国和老挝的大使授权的。尼克松一直遵循着同样的行动规则，除了1970年春，他授权对上述地区使用B-52轰炸机执行行动之外。除非不同指挥部之间发生冲突，白宫并不会去选择攻击目标。这种情况非常少见--因为官僚机构更愿意自作主张，而不是挑起上级权力机构的介入。 1970年1月23日，为防止敌人再发动攻击，美国驻老挝的大使G·麦克默特里·戈德利要求用B-52轰炸机打击北越一个据信有4000军队的重要集结点--这将是第一次在老挝北部使用B-52轰炸机。这件事在华盛顿引起了一场冠冕堂皇的"官僚主义小步舞会"，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我们政府的精神状态。一些感到应对美国部队负责的官员要求保护部队，而国会冷酷无情的争吵又让他们倍感不安，政府则是受到两面夹击。 考虑到戈德利的要求，我安排召集一次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会议（这是危机处理小组），开会时间定于1月26日。在开会前两小时，梅尔·莱尔德告诉我，他赞成用B-52攻击那个目标，另一方面，因为害怕走漏风声，他不想在跨部门会议上讨论这个问题。莱尔德极力主张通过秘密打击柬埔寨的秘密渠道来批准这次行动。开会前一小时，罗杰斯致电给我表示，他反对使用B-52对老挝北部进行轰炸，还说莱尔德也站在他那边。我对这种说法表示怀疑，但建议我们三个人一起去面见总统。不幸的是，总统刚好挑这个时候去戴维营，为他第一次行使否决权准备文案，目的是为拒绝一项福利拨款法案。等到他有空的时候，所有的主要人物都已表态，准备随时明哲保身。我建议推迟直接做出决定，但我答应让总统对使用B-52做出明确的原则决定。 2月12日，令人担心已久的北越攻势终于在查尔平原发动。第二天，梭发那·富马正式要求我们派出B-52进行轰炸--这是他几次提出要求的第一次。2月16日，北越和巴特寮部队已将政府军队逐出了控制查尔平原的大部分高地。当天下午，总统召集莱尔德、代理国务卿理查森、赫尔姆斯、汤姆·穆勒海军上将（参谋长联席会议代理主席）和我在内召开了会议。我建议如果敌人越过芒绥，总统就授权B-52进行轰炸行动，这个地方是1969年夏天政府军发动攻势前共产党入侵最深的地点。总统对此表示同意。不到24小时，共产党就越过了芒绥。2月17日～18日晚，三架B-52轰炸机进行了轰炸。北越发动了一次强大攻势，我们进行了长达一个月的讨论，加上老挝前线接近陷落，才使我们发动了B-52轰炸。直到今天我也不知道莱尔德对这次行动究竟是反对还是支持，他的立场跟双方都合拍。惠勒是一贯赞成的，罗杰斯一开始反对，后来转而漠不关心起来。 但是B-52的一次轰炸行动足以在国内引起轩然大波了。第二天，也就是2月19日，《纽约时报》报道，B-52已经从南越转而攻击老挝北方的北越和巴特寮部队。参议员尤金·麦卡锡和弗兰克·丘奇对美国飞机和飞行员卷入老挝局势表示哀叹，却只字不提北越攻势。参议员迈克·曼斯菲尔德也没有提及北越还在继续进攻，却攻击美国在2月21日"使战争升级"。当时还有报道说，"身着平民服装的美国武装人员"正在支援老挝指挥部。参考《纽约时报》，1970年2月25日。2月25日，查尔斯·"马克"·马赛厄斯、曼斯菲尔德、阿尔伯特·戈尔、赛明顿、库珀和珀西等参议员攻击政府对他们所谓"美国越陷越深"的情况"知情不报"。当天，参议员戈尔（下一届副总统和总统候选人的父亲）和曼斯菲尔德要求公布10月份他们在小组委员会上听取的有关美国卷入状况的秘密证词。参议员赛明顿还致函给国务卿罗杰斯，要求把戈德利大使从老挝调回作证。2月27日，《华尔街日报》对使用B-52的行为表现出很不热心的支持，还警告说要反对进一步使战争升级。3月2日《华盛顿邮报》也登出一篇言辞激烈的社论，标题为《老挝，老一套的伪装把戏》。 参议院和新闻媒体为弄清老挝问题的"真相"而展开了数月的运动，此时已经达到了高潮。问题不在于获得事实真相--事实已是众所周知--而是诱导政府公开证实这些事实。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通过调查和秘密听证会基本上已经掌握了所有的情况，新闻媒体也了解得差不多，他们已经给公众提供了相当正确的报道。对我们而言，问题在于正式承认我们在老挝的行动将会在多大程度上有悖于1962年的日内瓦协议的剩余部分，从而使河内有理由进一步加紧在老挝北部的攻击，并在国内煽起更加激烈的争论。 美国在老挝问题上所扮演的角色，一直在两党统治的三届政府里"讳莫如深"，因为每一位总统都想将此控制在一定限度内。公开说明这个限度，就像公开说明我们卷入的程度一样，都会危害这个战略决策。当时我们受到压力，要我们把两方面的情况都公之于众。以批评者的观点来看，这个问题的提出对责难我们在越南的整个事业来说是有利的。如果老挝陷落导致越南陷落，一些人甚至会认为是一种渔翁得利。他们要求得到的不是事实，而是弹药。 我在递交给总统的一份备忘录中说明了这个问题： 在老挝，真正的问题紧密联系着越南问题： --只要北越愿意偿付破坏1962年协议所付出的政治和心理上的代价，他们毫无疑问能在他们乐意的任何时候卷入老挝。 --如果北越的战火蔓延到老挝，我们关于越南冲突的整个交易就会受到破坏。事实上，如果北越军队在老挝的军事行动取得胜利，使梭发那·富马相信他必须屈从于北越的影响才能继续存活，我们可以预料他会拒绝允许我们继续轰炸胡志明小道，这样一来我们在南越的军事行动将遭受灾难性打击。 --这才是基本的考虑，其他一切都是胡言乱语…… 北越的攻势很快使我们面对新的决定。共产党部队已挺进龙镇地区，这是通往首都万象的最后一个要塞。他们的行动也威胁到王宝的指挥总部，王宝是领导苗族抗击共产党统治的一名部落男子。共产党向湄公河进军已经迫在眉睫，因此泰国表示：如果老挝政府提出要求，他们可以派出志愿者前往龙镇。在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举行的两次会议上，国务院极力反对这个建议，其他部门也只是冷淡地表示支持。当我们收到老挝和泰国两国政府的正式请求后，总统推翻了各部门的意见。他认定（我也同意）拒绝这个建议会使泰国怀疑我们承担的保卫泰国的义务，还可能使梭发那·富马惊惶失措。 3月27日，老挝政府发起了反攻，这次反攻得到了泰国志愿者的支援。泰国的干预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3月31日，老挝政府部队夺回了龙镇附近的桑通，桑通机场也很快恢复使用，美国飞机开始运输补给品。北越部队第二天就从龙镇地区后撤了，因此老挝危机到年底逐渐得到平息，老挝北方的政治和军事平衡得以保持。然而这只是为邻国柬埔寨后来爆发的更大程度的危机奏响了序曲。